法家法治觀如何實現現代轉型

　　法家法治觀是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關鍵本土資源。推動其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亟待完成的時代課題，而有序推進這一進程，需先廓清以下幾個核心理論問題。

　　法家法治觀轉型的必要性

　　馬克思認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一切思想皆為時代產物，必然帶有時代局限性。法家法治觀誕生于春秋戰國時期，是“家天下”政治格局的產物，其與“公天下”的人民民主時代不完全匹配，這決定了其轉型的歷史必然性。從具體內涵看，對于法家的工具主義法律觀、法律萬能主義傾向及重刑主義主張，在當代法治建設中須保持警惕并著力克服；而“尊主卑臣”“正君臣上下之分”等服務于君主專制的理念，已完全脫離現代社會需求，理當徹底摒棄。唯有通過轉型，才能讓法家法治觀掙脫舊時代桎梏，真正融入現代法治體系。

　　法家法治觀轉型的基本目標

　　明確轉型必要性后，需要厘清具體方向：在“公天下”時代，法家法治觀必須徹底摒棄君主本位，轉向人民本位，從為君主服務轉變為為人民群眾服務，將少數統治階級的“法治”轉化為全體人民共享的法治。具體來說，就是從形式法治走向實質法治。從形式層面看，法家之“法”已基本符合富勒提出的法治社會規則體系八種優越品質，也大體契合拉茲的法治八項原則，滿足形式法治核心要求，故有學者稱，法家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但關鍵問題在于，法家之“法”本質是“帝王之具”，缺乏平等、自由與保障人權的現代法律價值內核，不具備內在的“善”。因此，在法家形式法治框架中注入平等、自由、人權等實質價值，是轉型的核心要義。當前，部分學者對實質法治存在誤解，需要加以澄清：其一，法律善惡并非無關緊要，關注法律內在價值是確保法治不偏離正義的關鍵；其二，富勒、拉茲側重形式法治，源于其所處社會已將平等、自由等實質價值作為共識；其三，實質法治并非“反法治”，其與形式法治共同構成現代法治的完整內涵；其四，自由、平等需要通過法律確認保障，認為“法治包含這些價值是冗余”是對事實的誤解。在新時代，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立法、執法、司法，是黨和政府的明確要求。因此，法家法治觀轉型的基本目標，就是在保留形式法治合理成分的基礎上，注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這在理論上必要、在實踐中可行。

　　法家法治觀轉型的具體路徑

　　韓非子曾言“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依法家“變易” 思想，法治內容須隨時代更新。在人民民主時代，轉型需從兩方面著力：其一，立法權的根本轉移。法家提出“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主張“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韓非子·難三》），讓君主壟斷立法權，完全違背現代民主原則。在人民民主時代，國家立法權只能屬于人民。這一“正本清源”的轉變，是法律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的前提，也是現代法治“人民性”的核心要義。唯有讓人民參與立法，通過民主提案、聽證、審議凝聚共識，才能使法律成為“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而非少數人統治的工具。其二，法律內容的價值重構。法家傳統上僅重視法律的“有效性”，忽視內容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新時代法治建設須實現“有效性”與“正當性”的統一：對于法家的告奸、連坐、輕罪重罰等主張，須嚴格限制適用甚至徹底拋棄。而法家“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這類主張肉體消滅“無益之臣”的觀念，更需要堅決摒棄，因其完全背離人權保障精神。現代法治的核心是“把人當人看”：既要通過立法明確公民人格尊嚴、人身自由等基本權利，又要在執法、司法中對罪錯給予同情式理解與適度寬容，為改過自新留出空間。我國《刑法》的“緩刑”“減刑”制度、《刑事訴訟法》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教育、感化、挽救”原則，均體現對人性應有的尊重與寬容，與法家“殘酷打擊、嚴厲懲處”形成鮮明對比。對法家不符合現代人權理念的內容，須進行政治立場與價值取向方面的根本革命，使其契合人民民主時代的法治精神。

　　轉型后法家法治觀的合理遺存

　　部分學者擔憂轉型會讓法家法治觀失去特質，實則無需顧慮——轉型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其科學理性精神與形式法治合理成分，仍將得以保留傳承。春秋戰國的殘酷現實，催生了法家的“殘酷理性”：其思考政治問題時采用實證研究方法，通過分析歷史經驗、社會矛盾推導治理邏輯，堅持政治與道德、宗教分離，為其學說奠定了相對科學的理論基礎。可以說，法家學說是人類歷史上較早具有科學形態的政治學之一，科學理性精神正是其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更重要的是，法家法治觀建立在經驗性人性論基礎上，是少有的不依賴宗教神學或倫理道德便能自圓其說的法治學說——這種“去神學化”“去道德泛化”特質，使其具備與現代法治對接的可能。例如，“一斷于法”“以法治國”“緣法而治”呼應現代“法律至上”原則；“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刑無等級”“法不阿貴…… 刑過不辟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則與我國憲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則高度契合。法家的科學理性精神與形式法治主張在今天仍然具有真理性，是我們當下進行法治建設的寶貴遺產，對此我們既要照著講，也要接著講。

本文作者何永軍，云南大學法學院教授。以上內容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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