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財社論：養老消費補貼打通內需堵點

投資于人正從認知意愿進入行動實踐。

日前民政部、財政部印發《關于實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發放養老服務消費補貼項目的通知》，從今年1月1日起，經統一評估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登記的老年人，可以申請每月最高800元的養老服務消費補貼，其中居家養老服務消費券抵扣比例為50%，機構養老服務券抵扣比例為40%。

這一聚民心、惠民生的政策，去年7月在浙江、山東等部分省市已先行開展試點，這次是在全國范圍全面推開。

從試點到全國推開，只用了大約半年時間，堪稱“神速”，這充分反映出社會對這一政策的期盼；也揭示出隨著中國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相關養老產業和制度亟待補位和完善；更反映了決策層對“投資于人”言出必行的果敢和擔當。

失能主要是指依賴別人，不能自主生活，國際上用照護依賴來描述失能人員的生存狀態。人們通常說的失去自己吃飯、穿衣、洗澡、排泄、移動等基本生存能力，就是一種嚴重失能狀態。此外，失能還包括精神上的失智等。

在評估方面，國際上一般用日常生活活動能力（ADL）量表和工具性日常活動能力（IADL）量表，來判斷失能狀態，中國則主要以《老年人能力評估規范》和《長期護理失能登記評估標準（試行）》等作為國家標準，將失能分為輕度、中度、重度，并再將重度細分為Ⅰ、Ⅱ、Ⅲ級標準等。

人口老齡化正讓中國的照料困境越發凸顯。這一方面緣于席卷而來的深度老齡化和少子化，以及家庭結構和人口流動的變化，導致失能老人占失能人口比重不斷走高。官方數據顯示，全國有4200萬失能、半失能老人。北京大學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時期人口與健康的趨勢和挑戰（2015-2020）》估計，2030年中國老年人失能期將增加到7.44年，2050年增加到11.45年。

另一方面，我國重治療輕預防的狀況，讓失能問題越發突出。當前人們依然用年輕社會的生產經營方式來看待銀發經濟，缺乏對老人需求貼切的理解。比如醫養領域依然以治療為主進行規劃，在預防醫養投入方面相對不足。

同時，未富先老問題正在沖擊經濟社會，以失能人口為例，專業護理價格不菲，北京等地重度失能老人入住養老護理機構每月平均費用在8000元左右，上門護理160元/小時左右、兩小時起，上門助浴單次在400元左右；而目前職工養老金替代率偏低，這導致失能老人家庭很難擔負相關費用，進而增加了失能老人家庭的困境，4200萬個失能老人意味著有上億勞動力面臨著這樣的牽絆。

養老消費補貼在全國的推廣，將極大緩解失能老人家庭的經濟壓力，有助于改善失能老人的生存狀態，讓其晚年生活可以更體面、更有尊嚴。不僅如此，這一政策的另一亮點在于補貼形式。以電子消費券的形式為失能老人送福利，盡管會面臨一定的監管成本問題，但這種通過政府向市場采購而非政府自建直供方式，不僅邊際成本更低，而且將激發市場活力和競爭。

假借市場之力的政府公共民生服務，是一種最經濟的機制安排。因為對失能老人照料赤字的個人和政府共擔機制，減輕的不僅是家庭的負擔和壓力，而且將釋放家庭和市場的活力。

同時，從宏觀上看，“投資于人”從認知到行動的全面展開，將充實經濟社會的底座，提升經濟社會的彈跳力、風險可承載能力，以及容錯試錯能力。“投資于人”的公共民生投入拉開的，是經濟社會發展最美的畫卷，其撬動的宏觀杠桿率，將托舉整個經濟的耐力、韌性和爆破力。

當前，對公共民生的投入帶有明顯的價值洼地效應，政府投入規模越大、力度越強、覆蓋度越高，其獲益越將呈指數級放大。這是因為，公共民生的投入對經濟來說是一種確定性投入，能夠為創新驅動的市場主體可能性投入營造確定性場景。

因此，我們期待政府電子消費券等政策工具，能逐漸更多覆蓋失能老人的實際支出。長遠來看，公共民生應當被視作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產業予以支持，就像支持芯片等“卡脖子”項目一樣，將公共民生看作經濟健康發展的卡點堵點來加以對待。

人當思漸慮遠，防于未然，則憂患之事不可近。失能老人考驗的不僅是每一個遭遇不幸的家庭，更是整個經濟社會的折損。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核心競爭力，歸根結底是人的自由創造能力。加快提高“投資于人”的公共民生投入比重，讓人們不再羈絆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困局，挖深民生護城河，開拓的將是更大的經濟可行自由空間，奏響的是民富國強的交響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