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教育部原部長，57年說毛主席“好大喜功”，一直享副總理待遇

1958年2月初，最高國務會議的會場里氣氛頗為輕松。毛澤東環顧四周，突然笑道：“有位老先生批評我好大喜功，我很受用。”隨手翻開筆記，他報出名字——張奚若。參會者一愣，繼而撫掌。就在不久前，全國整風剛剛落幕，這樣的場景不多見，而張奚若那句“好大喜功”，也因此寫進了中共中央文件的旁注。

追溯這位“老先生”的來路，需要把時間撥回六十多年。1898年3月12日，張奚若出生于山西汾陽。家境殷實，少年時已通讀經史。1911年武昌起義突如其來，13歲的他跑到街口聽游行隊伍高呼“共和萬歲”，從此對封建王朝徹底失望。辛亥年冬，他拉著同學貼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標語，被校長訓誡。有人勸他謹慎，他撂下一句：“怕什么，天塌不下來！”這種直脾氣貫穿一生。

1919年春，他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課堂上，教授問何為“公民權”。張奚若用流利英文答：“人的尊嚴與國家法理的交點。”同學們側目，教授記下他的名字。1924年，他帶著碩士學位返國，先后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清華大學教授。講課時常把粉筆掰兩半，一半寫板書，一半夾在手指間。學生說：“張先生的粉筆像匕首。”這不是夸張，講到憲政時，他會突然停筆，“如果法律只是橡皮條，那就別怪青年人不買賬。”

抗戰爆發后，高校南遷。1938年底，在昆明西南聯大，數千名師生哄鬧著等待發放配給糧票。張奚若推開窗，對樓下喊：“餓肚子也得上課，國家比我們更艱難！”那聲音穿過操場，許多人至今記得。其間，他以教授會代表身份同蔣介石面對面。1941年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他連珠炮式指出“獨裁重重，財糧黑洞”，蔣介石按鈴想打斷。他抬手示意，“主席先生，我的話還沒說完。”場內鴉雀無聲，隨后他拂袖離場，留下一張車票原封退回，“無政可參”四字，干脆利落。

抗戰勝利的歡呼并未讓他改變鋒芒。1946年初，在重慶舊政協召開前夜，他站在聯大圖書館前的草坪，面對上萬師生疾呼：“一黨專政，天下苦久矣！”有人擔心特務，他淡笑：“怕子彈就別談民主。”那晚的掌聲像雷，山城回音久久不散。正是這股勁頭，讓他與中共的“聯合政府”主張相合。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他被邀請加入新政協籌備會。頤年堂內，他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六個字，解釋由頭：“中華二字立族，人民二字明權，共和二字定體。”周恩來點頭稱快，朱德添一句：“說到心坎上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張奚若先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1952年接任教育部部長。部長任上，他干得并不圓滑。一份給各省市教育廳的函件只有兩句：“學生先學做人，再學做事。若兩頭皆不成，教育當自省。”下款是他的親筆名。秘書擔心語氣過硬，他擺擺手，“廢話少說，省電話費。”對出身“洋學堂”的人來說，這份樸素很難得。

時間來到1957年。整風期間，統戰部多次請民主人士提意見。會上張奚若沉默良久，忽然抬頭說：“毛主席治國有大才，不過有一點，好大喜功。”全場屏息。有人私下提醒他，可他答：“批評不是漫罵，鋒刃收在理據上。”果然，這句評價迅速傳到中南海。讓觀察家錯愕的是，毛澤東不僅未責怪，還在多次會議公開引用，稱其“正義感強，意見中肯”。由此，張奚若不僅未受沖擊，反而被列入十二位需特別保護的民主人士之列，待遇升至副總理級。外事活動、住院醫療、專車接送，一應照舊。

1961年初春，北京風大，釣魚臺柳條未青。張奚若隨外交學會陪同外賓，兩側警衛護送，他偏要自己提包。翻譯想接過來，他打趣：“包里沒炸彈，你別緊張。”即興一句，逗得蘇聯專家大笑。在特殊年代里，這樣的輕松并不常見。

1966年風云驟變，許多老教授處境尷尬。張奚若的名字出現在“民主人士保護名單”首列。周恩來批示：“此人嚴守人格，不容侵犯。”有人揣測內情，其實理由很簡單——說真話的人，難得；能說而善守分寸，更難。他在家中閉門讀書，偶爾寫信給國務院教委，“勸青年勤讀外文，少泡舞廳”。信紙不多，字字帶鋒。

1973年7月18日清晨，北京醫院。護士推門時，張奚若正拿放大鏡看《史記》。傍晚，他閉目，未留下遺言。身后桌上還攤著一本《聯邦黨人文集》，封底夾著一張舊車票——那是1941年他退給國民黨的那張。家人收拾遺物時才發現，上面用鉛筆寫著八個小字：“倚天照海，拔劍而歌。”

今天翻閱檔案，張奚若一生官至部長，享副總理待遇，卻無房無車，無秘書作陪。身后留下的，是三萬冊藏書、一支用禿的鋼筆，以及那股“硬人”勁。他的故事告訴后人：公理若在，批評可以是禮物；胸懷若大，異議也能成助力。這才是風骨與襟懷合成的真正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