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李向前: 他們的名字叫"六九屆"

李向前，1954年生于北京。1969年上山下鄉。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師獨立4營64團15連戰士、農工。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1985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學系，獲史學碩士學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巡視員、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

原題

他們的名字叫"六九屆"

作者：李向前

我要講的故事，是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一部分人的身世經歷：他們不是“老三屆”，但又有別于七零屆以后的各屆中學生；他們是千百萬同齡伙伴中的一群，卻常常被人整體遺忘；他們中即使后來有人同“老三屆”一起重返大學校園，但也數量稀少；他們是歷史談資的“失蹤者”，卻實實在在生活在人海里。

我希望記錄這群人，記錄這個群體的生活跋涉。作為“新三級”的一員，我期待著能找回我那些特殊的伙伴們。

我和我的伙伴們是共和國歷史上一個龐大群體。它的名字叫“六九屆”。這名字概括了我們的簡單履歷：1953—1954年出生；1960年入學；1966年小學畢業；1969年上山下鄉；上世紀70年代末，陸續從祖國邊陲的農場、農村，返回城市家園。

如果時間能倒流，那40余年前的我們，在鏡頭前留下的影像，一定是群爛漫頑皮的孩子。那時，國家吹響了向工業化進軍的奏鳴曲，父母們忙得無暇顧家，于是我們大多在幼兒園里成群結伴，度過無憂無慮的童年。

1960年秋，我們走進小學校門。陌生的同學和陌生的教室，很快就成了最好的玩伴和歡樂的家園。那時的功課絕沒有今天這般繁重，我們似乎從未為補課發過愁。

記得1962年國慶，天氣微陰。我們中最早加入少先隊的同學們，清晨就驕傲地系起紅領巾，在鄰居和同伴們身邊“飛來飛去”。這場景的確是我們生活的真實寫照……

為寫這篇記憶文字，我特地翻閱了《當代中國的人口》。統計數字告訴我：同我一起長大的伙伴們，恰巧誕生在新中國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之初（第一次生育高潮在1953—1958年之間，第二次為1962—1973年）。

1953年、1954年兩年，全國新增人口2784萬，平均增長率為2.29％和2.50%。在此后6年持續高生育曲線上，我們占據了第一個“制高點”。

我認為，之所以選擇這兩年作人生起點，我們必定受到了某種“昭示”：新中國即將從貧瘠和落后走出，向著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目標邁進。新的、充滿希望的社會氛圍，催生了我們；也有人這樣說，是結束戰亂與締造和平的巨大轉換，孕育了我們這批小公民。

1945年后，西方國家曾出現生育高峰。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的“生理反應”。我們比他們晚生七八年，可道理基本相同：新中國終于結束了百年以來帝國主義強加的戰亂，和平鴿和橄欖枝，引導我們相約著來到這美麗的世界上。

從《統計年鑒》上我們還得知，在1954—1963年這十年間，又是1960年創造了一個小學入學高峰。雖然，大躍進受到重大挫折，中國人民開始經受嚴重困難，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理念，仍使我們對饑餓記憶淡漠。

1960年，我們數百萬小伙伴一起挎上了漂亮的書包。也就是說，在父輩們忍受最大的艱難，頑強同災害抗爭的時候，我們拉起手，唱著歌，走進人生第一個課堂。

1966年，當我們剛剛臨到小學畢業，“文革”突然爆發了。后來的歷史證明，1966年這個時間斷點，對我們這個特殊群體的生活體驗說來，傷害無窮。

十二三歲的我們，瞬間失去教育，不僅所學知識嚴重不足，而且社會經驗也為空白。我們被拋給了“革命”，而“革命”并沒有給我們適齡的學識。我們也曾學著給老師貼大字報，但多半不知所云，只是模仿別人，在紙上打出許多大大的“紅叉”。

即將變成兵團戰士的69屆發小

更多的時候，我們陶醉于無人管束的瘋跑瘋鬧。因為再不必挺直身板坐在教室里朗讀課本，我們從早起就裹入大人們的游行或批斗會場，跟著喊口號，也跟著驅趕“黑幫”游街。

就這樣，我們渾渾噩噩，在“文革”最初的一年半里，混過了將近五百天。后來，大約在1967年底，“復課鬧革命”的口號一度把我們“圈”回教室。但事實上，課并沒有真的恢復。

就我記憶所及，數學課好像講了“因式分解”，而英文課則由于同學用國際音標的發音侮辱老師，便永久停在字母階段。

那時，我們的主課是學工、學農和學軍。這是一種類似集體出游性質的活動。在工廠和農村生產隊，我們以班為單位，參加勞動和訓練。

大自然永遠是明媚的。它襯映了我們這些“六九屆”的涉世之淺、少人之憂。今天看來，我們必須承認，在那個大動蕩年代，我們“六九屆”同真正參加“造反”、“革命”的“老三屆”相比，的確存在社會性差距。這就難怪，“老三屆”后來作為那個時代的符號，被歷史文本反復記錄，而我們“六九屆”，卻成了他們身后的一片“流年碎影”。

幾個星期前，一則發表在號稱擁有百萬知識分子讀者的《南方周末》上的按語，使我感到不平。

編者按是這么寫的：“四十年前的1968年，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根本上影響和改變了與共和國同齡的一代人的命運。被稱作‘老三屆’（‘文革’前高、初中各三屆學生）的一代城市青年，懷抱單純的熱情理想，落籍到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歷經各種磨難，使他們不僅深入了解了中國廣大鄉村和農民的真實情狀，還體會到社會人生的諸般嚴酷世相，從而形成了一個獨特群體的獨特個性，以及一個獨特的共名——‘知青’。盡管知青運動作為一種人為的社會工程今天已不復存在，對它的歷史評價也還有待由粗到細的仔細清理，但那一代人的經歷，已經在共和國史冊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則是毋庸置疑的。”（《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6日第23版）

編者按先生在這里將“上山下鄉”“知青”“共和國一代人的命運”等大詞匯，同“老三屆”排他性地聯系起來，以致在這關涉祖國歷史的重要一幕中，排除了一個巨大的生命群體——“六九屆”，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六九屆”并非僅僅是“碎影”。這個巨大生命群體的命運，同今天中國社會的很多方面，形成了緊密聯系。而更準確地說，在40年前，我們是同“老三屆”一起上山下鄉，走到了社會底層的。

這個無與倫比的社會階層重塑運動，瞬間即融化了“老三屆”、“六九屆”以及所有走上“上山下鄉”之路的人的年齡、社會差別。而一旦來到農村，“老三屆”和“六九屆”在外形上就再無法區分：我們一樣曬得黧黑、煉得堅韌；我們同樣在艱苦環境中長大、闖蕩，經歷著生活的裂變。

但比較起來，我們畢竟年少、幼稚，我們的脆弱、無知，在上山下鄉之初，就暴露了出來。這注定使我們要經歷更多磨難和坎坷。但是，我敢斷言，我“六九屆”的伙伴們并沒有隨波逐流。

在改變命運的奮斗里，“六九屆”也有一番不懈的努力，我們的成功與失敗，都可面對后人。記錄這些成功與失敗，以尋找我“六九屆”伙伴的生活軌跡，在我說來是一種精神補償。

作為全國最大規模同時也是最后一次整屆學生走進“廣闊天地”的知識青年，我們當時并未完全理解上山下鄉的“偉大戰略意義”。

后來在許多伙伴們的回憶里，乘火車轉汽車走了幾天幾夜，來到天空特別晴朗，遍地鋪滿黃色、紅色小花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連隊時，都以為又是一次愉快的春游。

可是，當我們剛下汽車、雙腿陷進沒膝的泥漿，頭和臉以及所有裸露的部位，瞬間被蚊蟲、小咬叮起層層大包時，大家都傻了。

女同學的哭聲首先奏起。在滿是泥漿的帳篷里，先是細小的抽泣聲，后來匯成了響亮的一片。男孩子們一個個目光呆散，狀若木雞。連平時最不吝的哥們，也完全傻了眼。

1971年黑龍江建設兵團64團司令部合影

記得最不幸的事，是連隊為我們煮的小米稀飯，被一位早來幾天的上海女知青端到帳篷門口時，腳一滑連人帶盆摔將下去。熱粥立刻燙傷了上海女知青的臉和上身，疼得她號啕大哭。

以后的事現在想起來就像電影：車老板子迅疾套好馬車，男知青抱來一堆棉被，連長指導員忙得團團轉，女知青被安放在馬車上飛奔營部，一串馬鞭的響聲又脆又長。而我們，早被這一系列的變故弄得目瞪口呆。

那一夜，我是鉆進一位天津男知青的被窩里度過的。“懶漢鞋”丟在了泥漿里再無法找回。滿腿是泥的我，就這樣蓋著別人的被子，度過了北大荒的第一夜。

自然，我估計所有和我同來的“六九屆”，都在各自的被窩里徹底了斷了“春游”夢。和我分享被窩的天津知青，是一位“老三屆”。他們天津知青和哈爾濱、上海知青早我們四個月來到北大荒。那時他們已顯得比我們成熟很多。后來，經過若干年的共同生活，我們成了生死之交的哥們。

到建設兵團的第一課，當然是勞動。那時，我們連隊完全是新建，其選點考慮，主要是戰備。

我們是1969年9月1日抵達黑龍江省孫吳縣辰清鎮的。當時，珍寶島戰斗過去還不到半年，而新疆鐵克列提中蘇邊界的軍事沖突，剛剛以我軍遭受損失而結束。“團結起來，準備打仗”，成了全黨全國的響亮口號。

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其實身負著抗擊侵略者的使命。我們連隊的正式番號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師獨立4營15連”（后組建為1師64團）。

按當時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六個師“建設鋼鐵邊防”的代號排列，我們獨立4營稱為“建字111”。獨立4營共20個連隊，幾乎都扼守在孫（吳）—龍（鎮）公路一線，因為這是一條戰略要道。

在近代歷史上，孫吳始終為日本人所覬覦。日本關東軍在孫吳曾屯駐了9.8萬人，是很大的一個軍事集結。為籌備北進，關東軍在孫吳的沿江一帶，修筑了龐大的戰略工事“勝山要塞”。而1945年8月9日蘇聯出兵東北的三個主突擊方向中，黑河—孫吳—龍鎮正是遠東第二方面軍的輔攻方向。

由于這樣的原因，我們15連選點在大道旁的一處山岡密林里，準備著打仗。

仗什么時候打我們無法預料，但黑龍江北部9月中旬即開始飄落的大雪，卻讓我和我的同伴們始料未及。為了過冬，我們必須加緊蓋房。于是連隊全力以赴，趕蓋宿舍。

蓋房三件寶：磚坯、木料和茅草。為備這些料，我們這些城市孩子，開始了大勞動量的工作。

脫坯和泥是最累的活。一般說來，男知青的任務是和泥和運泥。和泥要先備土然后將鍘成一段段的茅草揉進泥里，用三齒耙子反復攪拌，最終形成可以脫坯的好泥。

說實在話，十五六歲的我們，還真沒有那么大力氣一下把泥和好拌好。但力氣有限，面子卻不能丟。泥和不動也要拼命。有時早上泥水已經結了冰，為便利干活，我們要光腳跳進泥坑。

幾位69屆“荒友”

干到日頭偏中，氣溫高起來時，牛虻又開始來擾。被牛虻叮咬的地方，劇痛奇癢，所以只要牛虻往身上一落（氣溫高時我們都是脫光膀子干活），別人哪怕是手里正抓著泥，你也得忍受同伴扇過來的泥巴掌。

在大伙看來，你身上留下的泥手印，實實在在表現了勞動的光榮。有一次，為同天津知青比試抬泥，我的一個同學身材瘦弱，硬撐著走在前面，結果由于泥太重，他一個趔趄栽進泥坑，成了泥人。

伐木和抬木頭，也是重體力活。我初次進山，才為森林的龐大、深遠和幽暗所震懾。頭上看不見天，地上是腐殖土，點點光線透過林木的間隙，撒在松軟的地上，讓人想起了童話世界。

但干活決非童話。伐木使用的大鋸，半人來高。兩人要配合默契，才能按上下（有時是三面）鋸口將大樹順山勢放倒。如果操作不當，往往會夾鋸，也就是鋸因樹木重心的偏移而被擠住。如果夾鋸，就必須往鋸口里打楔子，才能把鋸拽出。

掄大斧也有學問。斧子掄起來要把勁運到刃上，一下兩下，茬口要小而切進，講究的是不能把樹皮削去過多。先在樹的一面砍出茬口，然后再在另一面稍稍上方處砍進，樹的倒向就控制住了。

我第一次使大斧，先是捋胳膊挽袖子，學別人的樣子，往手心啐口唾沫，擺出大干一場的架勢。沒想到，出師未捷衣先毀。不知怎么回事，我一斧子把掛在旁邊樹上新發的軍棉襖砍了個正著。

棉襖袖子頓時斷了半截，雪白的棉花一下從斷口中涌了出來。我瞪著那半截袖子，就差哭出了聲。剛滿15歲的我，離家不到半月，就把過冬的棉襖砍壞了。我傷心的是，誰來為我縫上這半截袖子？

那時，我和我的伙伴們在伐木時事故出了不少。作為新手，我們有的不小心砍了自己的腳，有的把斧頭掄飛出去，差點開了別人的腦瓢，還聽說有個別同學，不幸被砍倒的大樹砸到或被崩起枝頭擊中，把生命獻給了北大荒。

但無論怎樣，我們沒有退卻。到后來，我們個個成了伐木和砍樹高手。大鋸被我們“伐”（即用銼刀磨鋸齒使其銳利）得锃亮飛快，斧子也在手里耍得颼颼帶風，岔口砍得又低又齊。

技術含量更高一些的，是抬木頭。在北大荒，伐倒的大樹在截去樹頭清理了枝杈后，被稱作“楗子”或“楞”。把伐倒的“楗子”堆放起來，行話叫“歸楞”。“歸楞”不僅是技術活，更是大勞動量的力氣活。

通常，“楗子”的大小，是由小頭的直徑和長度決定的。小頭直徑乘以6米、8米或10米規格的長度，得到的就是這根“楗子”的體積。我抬過的最大單棵木材，是根整整一立米的“楗子”。如果是紅松，其重量可能將近一噸。

北大荒的“歸楞”工具，叫“葫蘆頭”。這是一種兩頭尖中間粗的木杠。它被木匠刮得光滑無比，兩個細頭非常尖，為的是讓“歸楞”者把小手指勾在尖上。兩個“葫蘆頭”四個人一組叫一副杠。每副杠以繩索和橫杠連接“扒鉤”。“扒鉤”是鐵制的。它通過恰到好處的弧度，將鉤尖“咬”住木材。向上的力越大，抓得越牢。這就是為什么抬杠通常要哈腰起身猛使勁的道理。

駕駛新到的康拜因

我和同伴在城里長大，一般比較瘦弱，再加上年齡的原因，對抗巨大的“楞”，的確是力不從心。但北大荒的粗獷和野性，從來不會憐惜弱者，只有勇敢大氣的人，才能得到認可和贊許。

抬木頭，規矩很大。只要你上了杠，就別想裝孬，除非你認栽不敢接杠待在一邊。一旦上了杠，無論多重的木頭，也不能彎腰就合，必須咬牙挺直腰往前走。這是因為，你窩著身子晃晃悠悠，別人不僅邁不開步，而且還可能被扭傷，整個“楗子”根本走不了。

此外，抬木頭的訣竅，是講究4副杠即16個人抬不起來，就減為3副杠12個人；而如果再抬不動，就再減一副，由8個人抬。

這種遇重反而減人的辦法，有著深刻的哲理：人越少，力越精，步調越容易統一。8個精壯漢子，勝過16個烏合之眾。在以團體為單位的力量比拼中，往往是精干的隊伍比臃腫的隊伍更勝一籌，各行無不如此。

我和我的同伴們先后上了杠，并且腰桿越挺越直，成了連里“歸楞”的主力。過去在電影《錦上添花》里看到抬木頭，是和著好聽的號子。現在我們也開始大聲地喊號子。號子的功能是指揮節奏。當抬杠的人按號子邁步前進時，節奏使“楗子”在步履中“悠”了起來，一步一悠，行走變得非常順當，肩頭也就不那么死重了。

號子還有一個功能，就是調侃、譏笑甚至謾罵走不好的人。比如，領號的人一邊唱一邊編詞，說“某某杠某某人不使勁呀，想偷懶呀；某某杠的誰誰誰呀，盡裝熊呀”，等等，當然還有更難聽的罵人話。然而，當你認識了北大荒、親近了北大荒之后，這些調侃和罵聲，就成了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們上杠的人被“熊”過罵過，也罵過“熊”過別人。沒有了勞動號子，伐木的生命意義也就不存在了。一旦熬過了最難的關口，你就有了自信。當巨大的“楞”被抬起、碼好，別人在旁邊聽著你嬉笑怒罵的號子，你常會有種“英雄”似的陶醉。

僅僅一個月，我和我的伙伴們，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變化不僅顯現在改變的膚色和強壯的力量上，更構成于我們自我成長的精神里。我們不再嬌嫩，不再脆弱，不再把自己當成孩子。

女同學們不再有哭聲。她們把辮子盤在軍帽里，與男同學干幾乎一樣的活——脫坯、打草、蓋房。而男同學同老知青已經沒有了區別，幾乎所有的活路都撐了起來。雖然我們還不能樣樣都成主力，但連隊的重活、累活已經少不了我們。

我記得，我自己一個最大變化，就是飯量大得驚人。原本在北京一塊肥肉不吃的我，“十一”國慶會餐時，竟就著肥豬肉燉粉條子，吃掉六個二兩多重的大饅頭。有幸的是，我那斷了半截袖子的棉襖，也被一位哈爾濱女知青修補好了。這滴水之恩，長久留在我心里。我一直懷念這位好心的大姐。

轉眼到了1970年春天。這是我們到北大荒的第二個年頭。我記得，這個春天特別漫長，它讓我們懂得了什么叫青黃不接。由于戰備的原因，我們連第一年完全沒有種地打糧。其實，在山林里也無地可種。

與上海知青在天安門合影

開春，我們曾嘗試著把坡上的樹砍光，在生荒草地上開墾土地。但是，億萬年渺無人煙的草地，草皮牢牢纏結在一起，東方紅75拖拉機拖著大犁，只能在它們的表皮上劃一道縫。后來，我們強行用播種機把麥種撒在未翻好的草地里，其效果自然不想可知。

我記得，當年規定麥種每畝30斤，而麥收下來，我們每畝地的收成，卻只有28斤。這個頗為吊詭的收成，讓我們15連出了名，自然也遭到領導的批評。

其實我們也很委屈。全連知青一個春天都在苦干，砍樹、燒荒、犁田，幾乎沒有休息。無奈地不作美，天不假人。我們徹底失敗了。而失敗的結果，就是挨餓。

1970年，團里糧食調撥發生了困難，記得當時的定量，是每人每天8兩糧。這對我們早已撐大的肚皮，簡直不夠墊底。

連里規定，早餐每人一個二兩的烤餅，中午兩個，晚上一個。因干活在野外，必須帶干糧，所以中午的兩個是帶在身上的。可往往我們還沒出營門，中午的兩個餅子，已經被吃個精光。至于中午如何對付，根本顧不上了。

大多時候，我們是以喝“塔頭溝”里的水來對付中午的饑腸的。實在頂不住了，就躺在草地上昏睡挨到收工。記得當時還發生過一位上海知青被餓昏的事情。

饑餓效應頗為可怕。我們偷吃過馬料豆，也“搬”過整張的豆餅到宿舍。最后有一次，我們曾集體行動，偷了連里的伙房。說實在話，這有些缺德。偷了伙房，也就等于占有了別人的口糧。

那一次，連長真的動了氣。我們被命令緊急集合，然后由其他排的知青搜我們的被窩（偷來的餅子只能藏在被窩里），結果人贓俱獲。我們不但挨了嚴厲批評，也在全連知青面前丟了臉。

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春天，還有一件事情可記，就是全連戰友不情愿地集體吃了一次“老鼠羹”。

連里伙房本是一塊禁地。為第二天不誤工，炊事班都是晚上把烤餅碼在籠屜里，然后把大鍋挑滿水。每天四點多鐘，值班的炊事員點著火，把水燒開，放進調好的面糊，等開了鍋，疙瘩湯就算熬成，可以吹哨開飯了。

這一天，我們饑腸轆轆等著哨聲，左等不響，右等沒音，早已怒氣難耐，把飯盆敲得山響了。終于，哨聲起了，我們各班蜂擁奔向伙房，你爭我搶，總算缽滿盆平地把疙瘩湯端了回來，接著就是一片鏗鏘帶響的吸唆聲。后來，集合，出工，一天無事。

下工路上，大家同往常一樣，哼著自編的小調：“早上的湯，迎朝陽；晚上的湯，暖洋洋……”沒有誰當時動了心眼，懷疑早飯那頗為反常的晚點。東北有句嗑，叫“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力壯”。我們就是這樣一幫“火力壯”的傻小子。

在洛陽白馬寺，佩戴著人民大學校徽

原來，那天清晨炊事員照章辦事，水燒開了就往鍋里下面糊。由于天還黑，加上炊事員近視，根本沒看見鍋里還有東西。等到疙瘩湯燒好，烤餅也蒸熱了，就準備開飯的時候，炊事班長發現不對，鍋里有團黑乎乎的玩意。

拿舀子一撈，竟是一只被煮散了架的大耗子。這下把大家驚得目瞪口呆。后來分析，可能是這只大老鼠也餓傻了眼，不顧一切地鉆進我們的籠屜，而籠屜年久失修，中間有個竹條斷了，大耗子還沒撈到烤餅吃，就稀里糊涂掉進鍋里。而一旦掉進大鍋，四壁陡斜，它是不可能逃出來的。

等我們忠于職守卻近視眼的炊事員，把大火燒將起來時，大耗子也立刻被煮得滾熟。它和著面疙瘩，變成一鍋肉羹。這個突發變故，在炊事班面前形成了兩難抉擇：把疙瘩湯倒了吧，在極度缺糧的當口，簡直不可想象；可要不倒，大家就得集體吃這頓“老鼠羹”了。

這時，連長被請到伙房。他運籌帷幄，做出一個莊重決策：把耗子的骨架和毛皮撈出去，吹哨開飯！連長極為嚴肅地對在場的炊事員們說，誰要透露出去，我就給誰處分！于是，嗷嗷待哺的我們，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喝了一鍋“老鼠羹”。

這故事是幾天后一個在炊事班的密友透露給我的。他讓我指天發誓，決不泄漏秘密。保密我是做到了，可自從品嘗了這鍋“老鼠羹”，我再看到任何疙瘩湯，都犯眼暈的毛病。

直到今天，疙瘩湯始終是我的禁忌。可我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伙伴們，依然個個樂觀。他們仍舊唱著“暖洋洋”的歌謠，盼著每天早上那盆例行的疙瘩湯。很多年后，我把這故事寫成文章，發表在《北京晚報》上，算是對“老鼠羹”事件的解密。

王小波在《思維的樂趣》中，講到他在云南建設兵團下鄉時，帶去一本奧維德的《變形記》。他說：“我們隊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帶的樣子。后來別隊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幾個不同的地方見到了它，它的樣子越來越糟。”他的這本《變形記》，后來終于找不見了。

王小波說，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吃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王小波是我中國人民大學78級同學。對他的這個感受，我非常認同。

書代表著知識和智慧，而處在我們年齡段的下鄉知青，本就缺少學識，更應多讀書和勤思考。特別是我六九屆的伙伴們，小學剛剛上完，幾乎等于半個文盲，更缺知識的補養。可這個問題，也要從不同角度去看。人們需要讀書求知，可要有條件。如果條件過于嚴苛，讀書就會變成無法應對的挑戰。

我承認，我和我的伙伴們是群“營養不良”的孩子。在建設兵團生活了八九年，的確沒有多少人成為手不釋卷的學習者，這似乎是我們六九屆的一種宿命。

我們難以堅持讀書，至少有如下幾樣困難。首先，我們連隊沒電，到晚上只能用煤油燈照明，這幾乎斷絕了下工后讀書的可能；其次，高強度的勞動使我們這些十五六歲的孩子，往往熬到晚八點“全國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這一集體收聽的“節目”后，已經抬不起眼皮了。

更重要的是，讀書必須有充分理由來支撐，否則，拿什么來說服你自己，去挑戰困倦翻開書本呢？客觀講，我和我的伙伴們，孩子氣遠多過書生氣，太缺乏讀書的自覺性與思想基礎了。在艱苦的條件下，我們本能的選項，首先是填飽肚子，然后才是翻書本。而如果我們有所謂思維，那第一位的也必定是想家。

在夢中，我們會見到父母和兄弟姐妹，會啃起那些久違的熏雞和烤鴨。對我和我的伙伴們說來，北大荒生活就是這么簡單。它是實實在在的勞動與生存，而不是一個理性王國。

所以，在艱苦條件下讀書并能有“像樣”思維的人，在我們六九屆即使有也是另類。有幸的是，我卻姑且可以算作這另類中的一員。說不上為什么我會成為有點思維樂趣的人。這其中，可能是受家庭影響大一些。也可能，是湊巧我周圍有那么一個讀書的小氛圍。

我的幾個伙伴，志同道合，雖然都是六九屆，但骨子里卻總想知道得更多一些。其實，當時我們的認識相當膚淺，充其量也就是知識多一點，可以在一大幫“傻小子”面前，有顯擺的資本。那時，我們都在口頭上作過“扎根邊疆一輩子”的承諾，因此，讀書也決不存在“形而上”的功利，例如想以此上大學等等。

就是憑著近乎“頑劣”的意識催動，我們在既沒電又工作勞累的情況下找到了讀書的理由。我記得，當時每月發工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幾個伙伴相約著走二十多里路，到孫吳街上買蠟燭。蠟燭每捆10根，我們至少一次買兩捆，這樣大致可用一月。

但書是個神奇的東西。只要你翻開它，它就在不知不覺中改造了你。我自己“像樣”思維的產生，是從讀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和蘇聯科學院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開始的。這兩部書，可以稱為我的終生啟蒙。

直到現在，我還保存著當年以拙樸文字記下的大量讀書筆記。所謂筆記，其實就是抄書，把我認為精彩的論斷大段地抄下來。有一次，屋里很冷，我戴著新買的羊絨皮帽伏在炕沿看書。一會，同屋的知青大叫，快看看，什么東西燒煳了！我一抬頭，才發現是我的皮帽子被蠟燭燎了。一頂毛茸茸的皮帽子，被燎成了光板。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剛好是大學的兩門社會科學基礎課。無疑，當年以我小學畢業的文化程度，讀這樣的大書，理解起來的確十分困難。

但很快，我就從閱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找到了興趣：“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規律，“歷史的螺旋式上升”形態，“相對真理無限逼近絕對真理”，“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即絕對真理”等理論和論斷，使我眼界大開。

我似乎進入了一個思想和道理的王國，這些思想和道理，把我引入一座美麗的殿堂，那里漂浮著世界觀、方法論、時間、空間和邏輯，每一個概念和范疇，都像一朵祥云。

而由蘇聯科學家們編著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雖充斥著計劃經濟的教條，但那些對我說來完全新鮮的概念，如“社會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與運動”，“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等等，讓我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結構、元素和生產目的，確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現在回想起來，正是這兩本啟蒙書，引導我走向社會科學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本書甚至埋下了我1978年高考的種子。

我身邊的幾位讀書伙伴，也在閱讀各自所能找到的經典著作。他們有的啃起了《資本論》，那是像大磚頭一樣厚的書；有的則被文學著作吸引，像《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游記》等。

還有的人，過去就對科技讀物感興趣，比如半導體什么的。他們看的東西，大約是物理課本和《無線電》雜志。當時，我們倒沒有感到書籍的匱乏。這或許是因為我們的閱讀量小而慢的緣故。每啃一本大書，都要花很長時間。當然，我們所有的閱讀時間，都在別人鼾聲大作之后。

現在想起來，我們幾個愛讀書的人，不約而同都染上一個壞毛病，就是漸漸地自視清高。淺嘗輒止地讀了幾本書，就看不起別人，自以為比別人懂得多、有學問。

這種毛病普遍地遭到了同學們的強烈譴責。清高和傲慢，讓我們付出了不輕的代價，那就是被同伴鄙視，從而在情感上與他們隔膜起來。清高和驕傲，也使我們疏遠了組織，無法在政治上取得進步。

我很晚才被發展為共青團員，就是因為大家說我傲慢，必須長期考驗。40年后，對那種尷尬，我記憶猶新。當然，也正是這些挫折，使我懂得了讀書做人的道理。

其實在讀書過程中，我也看了一些“亂七八糟”（不系統）的書。比如講詩歌的書（何其芳著，現在已忘記名字），講藝術形象的書（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姚文元寫的《論古典文學著作中的人物形象》。這是一本講藝術美學的書。我到今天也承認，書寫得很精彩）。當然還有所謂“四大名著”等等。

記得有一次，在伙伴那里看到了《西行漫記》。我執意要借，他說只許看一個晚上。于是，我整整讀了一個通宵，按時把這本名著還給了他。不知道這漏夜苦讀，是否與后來我誤跌誤撞走進歷史研究行當有關？不管怎么說，斯諾所記錄的那些紅色傳奇，非常強烈地吸引了我。

讀書之余，我也曾蠢蠢欲動，試圖結合生活，來點創作。我把所寫的一個短篇小說，偷偷寄給了《兵團戰士報》。小說的名字現在早已忘記，但內容肯定同我們伙伴在連隊的生活有關。投稿終以石沉大海而宣告失敗。從此我認識到，自己不是寫小說的料。

不知不覺間，我和我的同伴們在北大荒已生活了四五年。時間改變著物，更改變著人。當“準備打仗”已成舊談，而生活變得日漸枯燥時，我們進入了戀愛季節。

開始，愛在個別同學中萌動，行為都極為隱秘。后來，像傳染病一樣，終于在伙伴中蔓延開來。戀愛有的發生在同學之間，也有的在不同城市的知青間被建構起來。還有我的一些同伴，愛上了當地的“小芳”。

每當收工后，男男女女們就迅疾打扮一番。在男知青宿舍，擦皮鞋和換干凈衣服后悄然消失，是追逐另一半成功的訊號。雖然，連隊沒有整潔幽雅的小徑，但美麗的白樺林和鋪滿鮮花的草甸子，卻給情侶們提供了絕佳的戀愛場所。

正如所有戀愛故事一樣，我的伙伴們同他們的另一半，也衍生出很多或悲壯或委婉的婚姻傳奇。特別是愛上當地“小芳”的同學，在他們最終離開北大荒時，都面對了那個時代特有的抉擇：是一同走回城市還是生離死別。

選擇了前者的，必定要遇到很多在當時無法解決的生活難題，例如妻子無法落上城市戶口和無法找到工作（也包括城市家庭能否接受農村姑娘這樣的難題）。而選擇了后者的，則一定在心靈上留下不可愈合的傷疤。

我最要好的同學許君，可以說把自己的愛情演繹到了悲壯。許君是個非常講義氣的人。許過愿的事他決不反悔；路見不平的他絕對會出以援手。他打架手黑也是出了名的。或許正是這樣一種性格和豪氣，使他贏得了暗中的傾慕。

在當炊事班長時，他手下一位出生在當地的女孩，向他袒露了自己的愛。女孩家長極力反對這個戀愛，一是怕許君脾氣暴躁，動手傷人；二是因許君是北京知青，將來必定返城。

為此，女孩的父親曾帶刀到炊事班找許君攤牌，被許君打了回去；有一次，全連正在開會，女孩的母親當眾撒潑打滾，威脅女孩必須與許君了斷戀愛關系。仗義的女孩不為所動，堅決地跟著許君。這讓義氣至上的許君大為感動。他發了死誓，這輩子決不拋棄女孩。

1978年，北大荒知青開始大量返城。許君家里也給他辦好了回京手續。在許君去師部蓋章的前一天，他來到了女孩家。未來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大驚失色，以為許君要來生事。

許君坦然對兩位老人說，我就要回北京了，這一去不知還能不能回來。今天我把事定下來，在我蓋返城章之前，先和你女兒辦結婚手續。結婚手續一天辦不下來，我就一天不去蓋返城章，說到地老天荒，我也要帶她一起走。

老兩口被許君的仗義深深感動，終于答應把女兒許配給許君。后來，許君帶著愛人回了北京，很長時間里靠自己微薄的工資養著妻子——一個北大荒的“小芳”。

許君回京不久，來我家原原本本地將他的戀愛故事講給了我。這凄婉而決絕的故事，令我感動不已。我衷心祝愿他們夫妻倆，能和和美美、順順利利地在北京生活，并解決妻子的工作和戶口問題。

以后，很多年我沒有再聽到許君和妻子的消息。直到有一天，許君的弟弟碰見我，說哥嫂都已退休，在另外的單位返聘。嫂子的戶口早已解決，他們的孩子也早大學畢業了，有了很好的工作。聽了這些，我釋然：人要仗義，上天都會善待他。

我于1974年“困退”回到北京。過了三四年，我的同伴們開始大批返城。他們帶著疲憊，帶著傷痛，也帶著失落回到家園。他們大多數分配到了基層單位，有的是售貨員，有的在街道工廠。大約在2000年前后，他們大多退了休，靠養老金維持生活。

40年前一同前往北大荒的我的同伴們，如今再沒了幼稚。他們飽經了風雨，磨煉了意志。他們為建設北大荒出了力、流了汗，也留過血。在我看來，他們平凡得幾乎沒有人能記起，但卻是大江大流里不能缺少的顆顆水滴；他們雖沒有顯赫身世，但卻是為自己命運拼搏而無怨無悔的人。

有人把知青分作兩類人。一類是將自己的經歷當作乳汁不斷吸吮的人；一類是把成長當作傷痛不斷呻吟的人。那我的伙伴們屬于哪一種呢？以我的體驗，他們哪一種都不是。他們就是樸實地生活在這個社會里樸實的人。

上面提到的我的那篇《吃老鼠》的短文發表后，許多多年未見甚至完全失去聯系的下鄉伙伴們輾轉打來電話，詢問作者是不是我，故事是不是真的？于是就有了一次難忘的聚會。

出現在面前的兒時伙伴們，大多兩鬢已染了霜色。大家談得最多的，是30年前離別北京時媽媽眼中的淚花；是冒零下40度的嚴寒放炮開渠；是身上長了虱子、衣被破了不會縫補的尷尬。果然，對于當時只有十五六歲的孩子們的磨難，他們沒有怨恨。大家都把它看作是人生的一個際遇，一段永遠有滋有味的歌。

我確實沒有聽到戚戚艾艾。大家平靜地面對生活，默默作著奉獻。即使已經下崗的人，也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因為他們相信，國家會在改革中不斷發展，人民的生活也會在改革中不斷提升。不管別人怎么說，甚至連兒女也不理解，但大家只懷著那顆“平常心”，去瞻望未來。

唯一使大家遺憾的，是“六九屆”常會被人們淡忘。當人們把“老三屆”作為一個時代符號時，竟無意間遺漏了緊跟在后面的一大群孩子。我跟大家說起，前年訪美時，我遇到一位“兵團戰友”。她是一位類似《今夜有暴風雪》刻意塑造的女孩：出身不好，卻異常堅強；為保衛連隊財產，曾險些葬身暴風雪。她在深情回憶兵團生活后，也不無遺憾地對我說，但愿我們的祖國，不要忘記我們這群曾經那樣幼稚卻特別執著的孩子。

既有一分榮耀又帶著幾分沉重，這是我見到伙伴們的心情。我常想，歷史的累積，也就如同一個建筑的砌造，是由一磚一石疊壘而成的。在共和國歷史上，有這樣一批人，他們曾用稚嫩的肩膀，擔負起對祖國的奉獻。他們像一堆磚石，把自己鑄造在了祖國的基礎上。

他們的名字叫“六九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