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書禹作敏：將小村莊發展成公司，90年代讓400名警察不敢進村

1993年2月16日凌晨，津南平原霧氣沉沉，天津公安車隊停在大邱莊外一條土路上，警燈閃爍卻久久不敢前行。“哥幾個，真要硬闖嗎？”一名特警壓低嗓音問同伴。此刻，四百余名荷槍實彈的警力被區區一條村口阻住，這一幕成為當年政法系統的罕見記錄。擋在他們面前的，是60歲的靜海縣大邱莊黨委書記禹作敏，以及他親手打造的“企業化王國”。

事情并非一夜之間失控。時間撥回到1978年秋，大包干試點的風吹到華北平原時，大邱莊仍是負債累累的窮村。鄉親們在祠堂里拍著長凳商量：“誰能帶咱發財，就讓誰領頭。”38歲的禹作敏挽起衣袖，丟下一句話：“三年見效，不行我自己卷鋪蓋走人！”在那個口號滿天飛的年代，這番豪言俘獲了人心。

禹作敏懂賬目，早年跟著馬販子跑過關東，又在大隊管錢多年，揣摩政策的能力不一般。他攬下書記、隊長、廠長等數職，砍掉“大鍋飯”，劃片分責。村里第一家鐵合金小作坊，他連夜跑銀行、托人批條子，湊足三萬元啟動資金。當熔爐第一次點火，鄉親們擠在廠門口，火光映紅了黑黝黝的臉，“這活真行！”有人由衷地喊。

鋼材價格一飛沖天，作坊三個月就收回成本。禹作敏趁熱打鐵，把磚瓦窯、鋼筋廠、鐵塔廠全拉進“小集團”序列，并拋出誘人的分配辦法：利潤千萬，骨干賞十萬。對八十年代的農民來說，十萬幾乎是天文數字。就這樣，肯拼的年輕人被吸進了流水線，炫目的票子讓“書記”威望暴漲。

有意思的是，禹作敏的“集團化”其實踩著政策縫隙。天津對新辦鄉鎮企業免征兩年稅收，他卻把一個大廠拆成幾十家“小微企業”，輪流注冊，永遠處在“頭兩年”。這種玩法讓大邱莊的賬面利潤從1983年的幾百萬元跳到1987年的四千萬元，連《經濟日報》都稱其為“鄉鎮企業的樣板”。

成功帶來光環，也招來盟友。當地一些銀行行長、工商、稅務、公安干部陸續被他的分紅和“分房票”收編。禹作敏常對身邊人說：“我吃過苦，得讓兄弟們一起嘗甜頭。”于是，村委會的會議室里，賬冊和印章從來不分家，貸款批文與分紅清單夾在同一個文件夾。官商一體的怪胎在這里生長，法律與權力的距離日漸模糊。

1989年春，一樁血案撕開了外界對大邱莊的濾鏡。集團副經理的專車司機因一句抱怨被拖進倉庫毆打，最終“服毒身亡”。同年，試圖阻止此事發酵的另一位副經理被撤職。縣公安曾想介入，卻因為派出所所長領禹作敏“工資”，調查不了了之。此后，大邱莊“家法”盛行。村口“臨時戒嚴”，閑人免進；廠區建了崗樓，崗樓下擺著真槍實彈。

進入九十年代，全國經濟步入調整期，許多鄉鎮企業資金鏈告急。禹作敏卻再次押中“南風”，向深圳及東南亞投資建廠，招商資料上寫著“禹家集團，年產值二十億”，嚇人一跳。1992年底，中央高層南方談話發表，他乘勢四處宣講：“機會來了，咱要再沖一把！”從數字看，1992年大邱莊工業產值比1978年擴大逾千倍，堪稱奇跡。

然而，繩鋸木斷，水滴石穿。1992年12月，集團總經理李鳳政突然暴斃，3億元對外借款下落不明。禹作敏懷疑內部人“吃里扒外”，索性把幾名副總監抓進小樓，拷打逼供。天津市委接到舉報，終于拍板要動這位“難啃的骨頭”。

行動定在春節后。警方集結400警力，裝甲車與防爆隊列肅殺一片，卻在距離村口1.5公里處停下。探子回報，莊內民兵手里至少有幾十支步槍，上千發子彈，還有油桶、鐵耙堆在路障后。禹作敏站在辦公樓頂，拿著高音喇叭喊話：“想進村，先過我這關！”如此陣仗，讓公安指揮部再三權衡。

僵持中，當局決定先派二十名干警入村“和談”。出發前，帶隊警官陳某叮囑隊員：“不許頂撞，必要時忍一口氣。”可踏入村口，警員們便被圍在人墻中，口哨與鑼鼓震得耳膜作痛。“你們要敢動我書記，大邱莊一把火燒光！”有人高喊。短暫搜查無果，只好撤回。就這樣，緝捕風聲徹底驚動了禹作敏。

他調集親信加固圍墻，調兵遣將，給鄉親們發糧油，反復灌輸“外面要整垮大邱莊”的危機論。表面看似眾志成城，背后卻是人人自危。幾位老支書暗中對比賬本，發現公私分明早已形同虛設，一旦高墻被推倒，日子恐怕難捱。

中央態度很干脆，四個字：“依法處理。”隨著上級刑偵力量介入，核心骨干紛紛落網，禹氏王朝的墻角被一塊塊剜走。8月14日，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當庭宣判：禹作敏犯故意殺人、行賄、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等罪，數罪并罰，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這一刻，曾經的“首富村”首領垂下了頭。

值得一提的是，庭審結束后，大邱莊的“紀律”并未即刻松動。鄉親們對外來采訪依舊保持警惕，很多人三緘其口。直到世紀之交，隨著國有資產審計介入、企業股權重整完成，曾經緊閉的大門才真正向外人敞開。有人感慨，鋼火淬煉了財富，也烙下了自封王權的烙印。

多年過去，禹作敏的名字不再頻繁出現在報端，但大邱莊的灰色傳奇常被提及。它像一面鏡子，照見了改革開放初期體制縫隙中的光亮與陰影——敏銳、強勢、逐利，也走向暴烈。歷史寫到此處，并未加注任何感嘆號，卻留給后來者足夠多的思考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