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20年，如果乾隆沒有力排眾議向西北用兵，會發生什么？

一七五五年仲春，紫禁城養心殿的銅壺滴漏剛敲過亥正，兩盞燈火還亮著。軍機大臣傅恒輕聲問：“若按兵不動，可保無虞嗎？”乾隆抬手止住，沉默良久。那一刻，朝廷在“打”與“緩”之間搖擺。這句短短的問答，折射出當時北京城里真實的猶豫。若換一個決定，大清邊疆或許將呈現另一副面貌。

回頭看，清軍之所以有把握西征，離不開準噶爾內部驟然爆發的“雙重打擊”——天災和人禍。先是乾隆十八年臘月那場反常寒潮，牲畜被凍死，草場變荒；緊接著噶爾丹策零病逝，引發諸子混戰。外界常以“天助乾隆”來概括，但若朝廷未趁隙出手，局勢也未必靜止在冰封狀態。

假設乾隆選擇按兵不動，最先得利的不是清廷，而是俄國。十八世紀的彼得堡正將“探索中亞草原”寫進沙皇外交日記。伊爾庫茨克行省的哥薩克探險隊已經在額爾齊斯河上游修筑木柵，距離伊犁不過兩個月行程。準噶爾若從廢墟中慢慢爬起，與俄方互取所需，天山北麓會迅速出現俄式要塞，清軍再想進入，就不僅是行軍數千里，而是直面火炮和補給線的雙重壓力。

與此同時，哈薩克草原也不會空著。大玉茲可汗阿布賚正尋求外援來壓制中、小玉茲的挑戰，他極可能接受俄國人提出的“互市換庇護”條件，換來火槍、鉛彈甚至工程師。乾隆若繼續猶豫，伊犁河谷的走向將不再由北京決定，而由圣彼得堡和草原談判桌決定。

外部力量滲透只是第一步，更棘手的是南疆。大小和卓兄弟那時仍在喀什噶爾潛伏，只待北疆局勢再度紊亂，就會策動“浩罕—吐魯番”路線的宗教起義。乾隆若沒有北線的“定海針”，南疆城鎮守軍很難獨撐。到時天山以南會出現多股旗幟各異的勢力，吐魯番至喀什噶爾這條絲路要道將迫使清朝在甘肅、青海增兵，隴右地區的糧餉壓力會大幅抬升，國庫難免被拖入新一輪赤字。

有人或許說，短暫的休兵能讓國庫喘氣。現實并非如此。雍正朝留下的累進捐納制度一直在吃老本，若無新戰功刺激外藩歲貢和商路關稅增長，乾隆的“多收六十萬兩”計劃將成空中樓閣。財政不擴容，偏遠八旗士氣會繼續下降，邊鎮“官兵兼商”伴生的小型割據就很難避免。

再看準噶爾本身。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斗得正兇，但并非水火不容。若清軍按兵不動，二人存在重新合作的可能。史料里提到，阿睦爾撒納在哈密曾向俄使透露：“只要能立穩腳跟，三年可復舊疆。”試想一下，三年至五年恢復騎兵兩萬、駱駝三萬，并非癡人說夢。屆時準噶爾將重新把守天山走廊，以伊犁、塔城為兩翼，對甘肅、青海實行快騎騷擾。清廷在西北得再打一場“康熙版復刻”的拉鋸戰，軍費與士氣耗費遠比乾隆二十年那次“速決戰”高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倘若西北動蕩久拖，東南海防勢必被迫抽調餉銀。早在乾隆十五年，臺灣林爽文余部尚未完全肅清，閩粵沿海的走私炮艇時有出沒。朝廷財政一旦向西北傾斜，東南水師的發展將進一步滯后。后來的英吉利東印度公司艦船在珠江口耀武揚威，很大程度源于乾隆晚年的海防落后——這一隱患在二十年間就已經顯露，且與西北經費調度密切相關。

還有一點往往被忽略：如果乾隆沒有決定出兵，滿洲八旗高層與漢軍旗的矛盾會更加尖銳。當時京師內務府已開始用西域馬皮、玉石獎勵功將，一旦取消遠征，朝中“分羹”機會減少，官紳間爭奪鹽引、茶馬利益會更白熱化。內部消耗升級，施行了百年的旗地制度將面臨動搖，皇權雖仍穩固，卻要耗費更多政治資本去平衡。

那么，假設清廷拖到乾隆三十年以后才動兵，能否扭轉？答案依舊悲觀。三十年間，俄國會把西伯利亞的糧道和后勤線完善到準噶爾邊境，屆時出兵成本成倍增長。乾隆年近七十，朝野上下動員能力已不可同日而語。哪怕強行開戰，也很難復制二十年那般順風順水。

綜上推衍，一旦乾隆在二十年那場朝議里向保守派妥協，最直觀的結果是：天山以北先被俄國勢力滲透，伊犁最終成為“灰色地帶”；天山以南大小和卓坐大，新疆整體陷入多頭割據；甘肅、青海守邊成本激增，中央財政陷入螺旋式吃緊；旗內矛盾與東南海防同時惡化。清朝民族版圖與邊防形勢將呈現碎裂態勢，而下一任帝王難有乾隆那般“人、財、兵”三重紅利去填窟窿。

歷史沒有如果，但從眾多蛛絲馬跡能看出，乾隆二十年的冒險其實是對外部格局、內部財政與國族整合多重考量后的權衡。若他當時沒有力排眾議向西北進軍，后果不會是“和平共處”，而是“多線被牽”“腹背受敵”的連鎖反應，而這一切極可能在十數年內爆發。乾隆深知自己在和時間賽跑，于是催動了那場迅捷而決斷的西征，也為今日中國疆域的骨架釘下關鍵一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