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阿波利斯槍聲背后：美國保守主義譜系與特朗普的執政理念

當地時間2026年1月25日，美國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州國民警衛隊成員在亨利·惠普爾聯邦大樓外返回車內。 視覺中國 圖

明尼阿波利斯再度響起的槍聲，使得這座城市再次出現在全球各大媒體的頭版上。1月24日，明尼阿波利斯再次發生移民執法槍擊事件，造成一名37歲的美國男性公民亞歷克斯·普雷蒂死亡。此前，1月7日，另一名37歲的美國公民蕾恩·妮科爾·古德也倒在了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人員的槍口下。古德之死瞬間引爆全美輿論，反對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抗議浪潮在48小時內席卷各大城市，成為特朗普上臺以來第三次全國性反政府示威。抗議者高舉“不要國王（No King）”的標語，令人對美國政治的演變產生時空錯亂的感嘆。不僅是蕾恩事件所反映的富有爭議的移民政策調整，更有特朗普第二任期一年來眼花繚亂的其它一系列國內外政策操作，始終被國內外分析者所追問：特朗普的執政理念究竟是毫無章法的任性魯莽之舉，還是自有其自洽的思想邏輯？

從“不要國王”說起

要解析特朗普的執政思想，不妨從理解“不要國王”這一口號的歷史深意開始。“不要國王”可追溯至美國獨立前反抗英國王權的斗爭，集中體現了美國政治的核心精神。美國政治原則主要植根于歐洲兩大思想源頭：其一，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代表亞當·斯密，他的《國富論》幾乎成為美國經濟制度的“圣經”，信奉個人自利可通過“看不見的手”匯聚成社會公益，堪稱資本主義的出生證明；其二，稍早的英國政治理論家埃德蒙·伯克，他1790年發表的《法國革命論》被視為保守主義的濫觴。伯克反對激進政治變革，強調秩序和規則，與斯密的市場“自由”形成互補與制約。這兩股思想源泉，與清教徒“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天賦人權”等反權威教義相互交融，共同塑造了美式保守主義的治國理念。

進入20世紀，“反共”成為美國保守主義的新支柱。冷戰陰云下，“反共”是美國政治的最大共識。理解當代美式保守主義，可循三條線索：信奉“自由市場經濟”，主張小政府、大市場、低稅收、弱監管；重視傳統價值觀，強調家庭、社群、秩序與道德約束；對抗共產主義，推進美國意識形態擴張。

1925年生于紐約天主教富貴之家的威廉·巴克利，將這三者熔于一爐。1955年他創辦的政論期刊《國家評論》至今仍是保守主義的核心思想陣地。巴克利用哈耶克反對計劃經濟的理論取代斯密反對封建束縛的思想，淡化美國宗教傳統中的種族主義和激進主義，同時也批判孤立主義，奠定了美國現代保守主義的基本內涵。然而，1964年戈德華特競選總統慘敗后，巴克利的思想影響一度陷入低谷。

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70年代的越戰失敗，直接導致左翼知識分子陣營分裂。一批經歷社會大動蕩的精英從自由主義“偉大社會”的幻夢中驚醒，走向了對立面。1965年創刊的《公共利益》成為保守主義新陣地，歐文·克里斯托爾等人因不滿自由主義的福利國家政策與激進民權立場，成為“出走的左派”，1973年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

盡管與新興的“新保守主義者”有所聯合，1980年上臺的羅納德·里根仍是巴克利“融合保守主義”的代表。經濟上他推行“里根經濟學”，大規模減稅，放松對金融、能源、航空等行業的監管，削減福利開支的同時大幅增加國防預算；社會治理上里根堅定捍衛傳統道德，支持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迎合基督教福音派反對墮胎和同性戀的主張；外交上他對蘇聯采取強硬政策，徹底扭轉尼克松的緩和政策（Detente），提出“星球大戰計劃”，大搞軍備競賽，在全球范圍內資助反蘇力量，通過輿論戰妖魔化蘇聯制度。

冷戰結束后美國一度獨步天下，“環顧宇內舍我其誰”，“新保守主義”勢力開始大行其道，大批受新保守主義影響的精英進入小布什政府。

與巴克利式保守主義相比，新保守主義政府展現出顯著差異：小布什政府較里根政府更強調政府的積極行動。里根面對國內滯脹和冷戰頹勢，采取內向型方針，避免與蘇聯正面沖突，通過軍備競賽等經濟手段較量，仍未脫離“遏制”框架。小布什則不同，蘇聯解體導致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國際上再無匹敵，對外政策更顯激進。單邊主義、軍事干預和政權更迭一時成為小布什政府的標簽。為實現從“防御遏制”到“進攻改造”的轉變，小布什政府有意識地提升政府及總統在美國政治中的地位。《愛國者法案》為政府干預私人生活提供了法律依據，為政府監聽民眾、打擊移民、以反恐之名限制公民自由而打開方便之門。

小布什之后是八年的民主黨執政，也是美國大力激進推行“自由主義”的時期。奧巴馬提倡“社會包容”，支持少數群體，放寬移民政策，左翼思潮一度甚囂塵上。這嚴重沖擊了保守主義的核心思想，加劇了社會極化。民主黨過度依賴所謂天生正義的“少數群體”支持，忽視傳統公民訴求，喪失群眾基礎，最終導致政治素人唐納德·特朗普在2016年“橫空出世”。

“非典型保守主義者”特朗普

若說首個任期尚顯搖擺，但經過四年執政和四年在野沉淀，進入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執政思想已基本成形。從政治光譜看，特朗普無疑仍屬保守主義陣營：政治上強調秩序與權威，經濟上主張減稅與削減福利，社會規范上捍衛傳統道德，重申美國基督教傳統的穩定傳承。然而，特朗普并非典型保守主義者，政治出身和道路注定他是個在任的反建制派。

歷史上的美國第七任總統安德魯·杰克遜與特朗普有諸多相似之處。從戰爭孤兒憑軍功崛起并以平民之姿逆襲的民主黨總統，杰克遜也是反建制派，其民眾基礎是小農和拓荒者，反對東北部“政治貴族”及“商業精英”的壓迫。共和黨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紅脖子”及全球化下的利益受損者，反對兩黨政治世家和跨國企業巨頭。

二者皆靠民粹掌權，高舉本土優先旗幟：杰克遜對印第安人實施殘酷的強制遷徙，為白人拓荒者騰挪空間，廢除美國第二銀行打擊金融壟斷。特朗普則全力打擊非法移民，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為對抗既有利益集團，杰克遜與特朗普都極力擴大總統權限。如果說杰克遜是對美國“貴族政治”的顛覆，通過擴大選舉權稀釋東北部影響力，特朗普則是對新保守主義的反動。2003年伊拉克戰爭是新保守主義理念的集中體現——意識形態驅動的預防性戰爭。而特朗普對此大加撻伐，稱其為“史上最糟糕的決定”，標志著與新保守主義的決裂，不妨稱之為“特朗普主義”。

特朗普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是現實主義，后者是理想主義；前者是本土主義，后者是全球主義。兩者雖都對外進行軍事干預或推動政權更迭，出發點卻截然不同。特朗普基于現實利益計算，覬覦委內瑞拉石油和格陵蘭島資源；小布什政府則更追求美式民主輸出。因此，特朗普根本不關心委內瑞拉玻利瓦爾政體是否合意，也不會像小布什那樣投入巨資對伊拉克進行美式制度改造。

“自由市場”是新保守主義的“圣杯”，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是其“金科玉律”，新保守主義者視推行全球自由市場為推廣美國意識形態的根本大計。特朗普主義的邏輯恰恰大相徑庭，意識形態在其外交中不占核心地位，為切實利益可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涉嫌干預他國政治（如綁架民選總統）、制裁盟友印度、背刺北約伙伴、與對手俄羅斯“瓜分”烏克蘭。新保守主義的“全球抱負”被特朗普主義的“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暗諷門羅主義）”取代；“普世價值”遭“美國優先”篡位；“世界主義”被“民族主義”奪舍；“精英主義”遭“民粹主義”暴擊。

“特朗普主義”并非對傳統保守主義的簡單回歸。美國保守主義在某些方面確有一脈相承之處，最明顯的是對傳統基督教價值的推崇和對主流價值觀的捍衛，這是其思想標識。然而，特朗普雖也高調維護秩序，追求的卻是打破原有建制派體系下“羅馬元老院”式的政治安排。他通過多種手段提升總統權力，削弱國會和最高法院的制衡，利用個人影響力將共和黨打造成“特朗普黨”，甚至將自身塑造為“美國保守主義的化身”，這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

特朗普濫用國家緊急狀態邊緣化國會，設立“政府效率部”清洗反對派，指使國防部長要求軍隊向總統個人效忠，史無前例地刑事起訴美聯儲主席；以撤銷執照威脅媒體……美國行政權力急劇擴張，不僅實質上破壞了立國的三權分立原則，更有突破保守主義小政府基本框架的跡象。特朗普的任期尚余三年，特朗普主義的影響還將繼續突擊。盡管會遭遇阻礙，但特朗普的執政思想已深刻浸染了美國的政治底色，必然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從明尼阿波利斯的寒風到華盛頓的權力走廊，特朗普主義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美式保守主義的面貌和根基。它既是對歷史脈絡的某種回響，更是對建國原則的激進挑戰。這場由民粹驅動、以“美國優先”為名的政治實驗，其最終將引領美國走向何方：是重塑輝煌，還是動搖根基？歷史正處在新的十字路口，人們尚需冷眼旁觀。

（陳琪，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系學系教授；薛靜，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陳琪 薛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