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膝論”“卡尼主義”，哪個更能代表當下美歐關系？

剛剛結束的達沃斯論壇上，特朗普同加拿大總理卡尼唱起的“對臺戲”成為關注焦點。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強硬行動、對格陵蘭問題的公開威脅，以及歐洲國家在安全與戰略選擇上的遲疑與分歧，令這場多為西方精英參與的盛會不再像是對既有秩序的辯護，而更像是一次無可回避的現實“對賬”。

隨著討論不斷外溢，達沃斯罕見地呈現出一個事實：它不再只是共識的舞臺，而是國際秩序走向“后美國霸權”時代的分水嶺時刻。

特朗普對格陵蘭島的“降調”是否令歐洲精英們松了一口氣？面對大變局與美國的不確定性，中國承載著怎樣的國際期待、能發揮什么作用？站在國際秩序變動的節點上，這場達沃斯論壇呈現出怎樣的歷史性意義？觀察者網對話剛剛參加完達沃斯論壇的中國社科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國際政治研究部主任趙海博士，帶來他的第一線觀察與思考。

【整理/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圍繞奪取格陵蘭島問題，特朗普在達沃斯論壇上的言辭似乎有所退讓，表示不會動用武力、暫不對歐洲國家加征關稅。對于這番表態，您在現場感受到的出席者整體氛圍如何？是如釋重負，還是依然焦慮？是否增加了一些確定性？

趙海：我覺得現場并沒有增加確定性，而且你剛才說的這兩種情緒其實是同時存在、交織在一起的。

首先，達沃斯會議期間一直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大體上以馮德萊恩這批人為代表，也包括北約秘書長呂特等。這一派的核心判斷是：仍然可以通過某種運作方式與特朗普達成妥協。他們相信，只要在策略上對特朗普采取綏靖或懷柔的方式，比如滿足他的個人虛榮，或者在一些具體議題上作出讓步，就能夠以妥協換取維持跨大西洋關系的穩定。

在他們看來，跨大西洋關系是不能犧牲的。一旦這一關系出現根本性問題，歐洲將無法保障自身安全，建立在這一安全基礎之上的歐洲繁榮也將隨之動搖。正因為如此，這一派人對當前局勢極度緊張，也愿意為換取美國繼續留在北約、深度介入歐洲事務而作出重大犧牲。

另一派的看法則更接近這次會議上以卡尼為代表的一批人。他們認為，歐洲以及更廣泛的西方精英已經到了必須“覺醒”的時刻。如果繼續維持現狀，就如同“皇帝的新衣”那個故事：明明知道舊體系事實上已經終結，明明知道特朗普就是那個沒穿衣服的“皇帝”，卻仍然要假裝體系依然存在，不斷重復各種象征性的儀式來欺騙自己。這在他們看來是不可持續的。

因此，這一派主張必須正視現實，去探索一種新的體系，同時在強權政治、霸凌行為面前堅持原則。

當地時間1月25日，卡尼公開回應特朗普的關稅威脅，稱加拿大“尊重并遵守”美墨加協定（CUSMA）中的相關承諾，無意與中國推進自貿協議。 視頻截圖

這次達沃斯論壇上，正是這兩種意見發生了正面碰撞。對于持第一種看法者而言，特朗普隨后的一些表態確實讓他們如釋重負，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他們的判斷——也就是認為特朗普本質上還是在進行“極限施壓”，最后仍會通過討價還價、作出妥協來達成交易。

從表面上看，這種判斷并非完全沒有依據。但問題在于，如果沒有特朗普所代表的這種單邊霸權主義，以及他以所謂“新國家安全戰略”為名推動的西半球擴張邏輯，類似的危機本就不該出現。在他不斷拋出關稅威脅之后，歐洲方面——包括北約秘書長呂特，我們還搞不清楚他到底能否代表丹麥——實際上已經作出了相當程度的讓步。即便在形式上聲稱維護了格陵蘭的主權，但這一主權是否真的能夠得到有效保障，目前仍然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從本質上說，這些讓步并不能消除歐洲精英的焦慮。原因很簡單：特朗普帶來的不確定性是內生的，是他個人風格所固有的。他今天可以動動嘴皮子說要讓步，明天也可能再次翻臉，重新挑戰格陵蘭主權問題。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幾乎無法被制度性地消除。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以北約和跨大西洋關系為基礎的西方聯盟，裂痕已經真實出現，而且很難修復。這并不是由格陵蘭島一件事單獨引發的，而是特朗普“2.0”時期以來一系列國內、國際政策累積的結果。他與歐洲自由派、建制派之間已經是漸行漸遠，從這個意義上講，格陵蘭島問題更像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得原本已經十分脆弱的信任蕩然無存。

觀察者網：如您所說，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的演講引發外界關注，甚至被概括為某種具有風向標意義的“卡尼主義”。想從幾個角度請教：為什么是加拿大率先提出新主張？卡尼口中的“中等國家聯合”、認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斷裂”，是否意味著對傳統跨大西洋關系的一種背離？最后，您在現場感受到觀眾的回應如何？

趙海：我先回答倒數第二個問題。在卡尼主義看來，真正背叛西方、背叛美歐所謂共同價值觀的并不是歐洲，而是特朗普本人。卡尼在演講中明確使用了“rupture”這個詞，強調當前國際體系出現的是一種斷裂，而造成這種斷裂的根源，正是特朗普主義。

因此，從卡尼的角度看，本質上他并不是要顛覆什么，而是在一個所謂叢林法則回歸、強權政治回歸的時代，試圖維護自由主義陣營所認同的一套原則。只是由于特朗普選擇退出或破壞這套秩序，他認為剩下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所謂“中等國家”的聯合。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并不認為卡尼發明了什么全新的理念。他更多是在試圖維護一種舊秩序，只是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想要退出之際，被迫提出剩下的西方國家“繼續團結起來”的方案，以維系他們心目中“正確的”國際秩序。

達沃斯論壇的參與者本身具有高度同質性，基本都是西方精英主義和資本力量的代表。在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保持某種形式的全球化、捍衛西方價值觀等問題上，他們內部是有高度共識的。這也是為什么卡尼的講話能夠在現場引發轟動效應。

回到“為什么是加拿大”。在當前這個時間點，加拿大站出來具有非常特殊的象征意義。加拿大是美國陸地接壤的主要鄰國之一，邊界線極長，歷史上也多次面臨來自美國的安全與主權壓力。甚至在當下，特朗普仍公開宣稱要將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個州”。在這種背景下，加拿大所面臨的來自美國的現實壓力，包括關稅威脅，可以說比許多國家都更為直接。因此，加拿大此時敢于站出來，本身就傳遞出一個強烈信號。

當地時間1月21日在達沃斯論壇上，特朗普收回了以加征關稅作為籌碼迫使丹麥讓出格陵蘭島的威脅，還明確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

一方面，這反映出加拿大社會在這一問題上確實存在一種不愿屈從于霸凌的情緒；另一方面，卡尼堅持主權立場，在國內政治中也獲得了顯著回報，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國內支持率在此后明顯上升。

此外，卡尼本人非常善于政治操作。你可以從他的履歷中看出來，他對美國政治和金融體系非常熟悉，本身的出身也有華爾街背景。因此，這一立場不僅在加拿大國內得分，在國際上也贏得了廣泛贊許，甚至在美國的自由派和建制派中同樣獲得支持。

從政治角度看，這是一張打得非常漂亮的牌：國際、國內、以及美國國內的特定政治群體，三方面同時得分。從結果來看，無論在原則層面還是實踐層面，卡尼這次都相當成功。他的演講結束后，現場全體起立鼓掌，氣氛非常熱烈，與特朗普出席的場次氛圍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清楚地反映了現場觀眾的態度。

觀察者網：相比卡尼的演講，英、法、德等歐洲主要國家領導人的立場似乎有些被“蓋過”。在面對特朗普的施壓和高度不確定性時，這三國在處理跨大西洋關系、歐洲戰略自主等問題上，是否存在一些微妙差異？能否概括為某種“同臺不同心”？

趙海：我認為英法德的“覺醒”程度還沒有達到卡尼那樣的層次，但同時它們也確實受到現實條件的嚴重制約。

這里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英法德內部仍然存在對美國、對特朗普的某種幻想。一部分人認為特朗普主義只是階段性的，就像特朗普1.0時期一樣，只要熬幾年就能過去。他們相信特朗普只能做一屆，還剩下三年，總有一天跨大西洋關系可以修復。因此，通過忍耐、妥協、退讓，甚至某種程度上的綏靖去應對，仍然被視為一種可行策略。

第二，歐洲主流領導人——無論是馮德萊恩、馬克龍，還是德國的默茨——都反復強調一個現實問題：歐洲的整體競爭力正在嚴重下滑，無論是與中國還是與美國相比，都處于劣勢。在這種背景下，他們認為歐洲需要時間，需要通過大規模投資來重建競爭力，并且都列舉了需要投資的領域。

但問題在于，在競爭力尚未恢復之前，歐洲手中幾乎沒有可以用來博弈的“牌”。在這種弱勢狀態下，對美妥協在他們看來是迫不得已且必須的選擇。

第三，歐洲所面臨的外部壓力是多重的：既有來自俄羅斯的安全威脅，也有來自中國的經濟競爭。在同時應對多重壓力的情況下，如果再與美國徹底翻臉，歐洲將很難承受其后果。因此，在他們的戰略計算中，與美國維持關系仍然被視為不可或缺。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參會的美國加州州長紐森提出了所謂的“護膝論”，諷刺歐洲領導人“膝蓋太軟”，老想對美國“下跪”。但如果把卡尼放到英法德領導人的位置上，他會不會同樣“跪美國”，其實也不好說。

當地時間2026年1月22日，瑞士達沃斯，美國加州州長紐森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發表演講，并拿出一個“特朗普簽名護膝道具”。 IC Photo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羅斯和美國雙重壓力之下，歐洲正越來越傾向于與中國展開更為務實的合作，這一點在默茨的講話中也得到體現。包括此前的馬克龍，以及卡尼近期對華訪問，都在不同程度上釋放出這一信號。默茨尤其強調印度的重要性，但本質上是在尋找新的市場和合作伙伴。

盡管此前歐洲一度對華采取高度保護主義、有非常強烈的意愿試圖發動對華貿易戰，但從戰略層面看，中歐、中德關系相較前兩年，存在明顯改善的空間。

總體而言，歐洲仍然處于一種高度迷茫的狀態。盡管卡尼主義提出了方向，歐洲領導人也羅列了投資、放松監管、提升經濟增長與競爭力、加強防務等一系列目標，但如何實現這些目標，以及如何在多重外部壓力下維系內部團結，仍然是巨大挑戰。

歐洲內部國家眾多，東歐、北歐、南歐在安全觀、經濟增長模式、對美關系等問題上的分歧極大。如何防止右翼勢力推動歐盟進一步分裂，是擺在歐洲面前的另一道難題。

從整體感受來看，聽歐洲領導人講話，既能感受到強烈的焦慮，也能感受到深刻的無奈和迷茫。短期內，如果沒有非常重大的內部改革，要由當前布魯塞爾的領導層來引領歐洲真正實現戰略自主，難度依然極大。

觀察者網：在這次達沃斯論壇上，您是否感受到歐美精英對中國角色的認知出現了某種變化？另外，卡尼在談到“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斷裂”時，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長期倡導的多極化世界秩序存在交集？還是說，他們更多只是希望等待美國“回歸正常”？

趙海：我覺得在看待卡尼主義時，我們必須同時看到它的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

積極的一面在于，它至少不再無條件屈從于特朗普的霸凌主義和單邊主義，而是強調多邊主義，強調通過相對務實的外交方式來應對當前局勢。從這一點上說，它與中國主張的自由貿易、多邊主義、開放合作等理念確實存在交集。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何立峰副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上發言強調自由貿易、強調互利共贏時，在現場得到了相當積極的反響。

但卡尼主義的消極面同樣非常清楚。它本質上仍然試圖維護西方在道義和規則層面的主導權。在他的表述中，我并沒有感覺到他所說的“中等國家”包括中國或更廣泛的發展中國家。更準確地說，他指的主要是除美國之外的西方國家形成一個所謂的新體制，而并不包括中國等全球南方國家。

因此，我們不能被表面的語言所迷惑。卡尼所設想的所謂“新秩序”，并不是一個真正包容中國的體系。在這一點上，他與傳統西方精英并沒有本質區別。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卡尼在演講中多次影射、批評美國時，使用的那套話語體系，本身也并非完全中性。例如他提到破壞市場規則、將制裁武器化等主張，你說這背后沒有暗指中國的意圖嗎？當然也有。包括他在演講開頭援引捷克哈維爾的案例和修辭，本身就帶有這種雙重指向。

所以我認為，對卡尼主義不能抱有幻想。它更多意味著在一定議題上與西方“中等強國”展開務實合作，但并不意味著他們會認可中國的制度模式，或者中國關于未來國際秩序的整體愿景。

從這個意義上講，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仍然需要依靠自身的團結。只有發展中國家能夠真正形成合力，發出統一聲音，擰成一股繩，反對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相關主張才有可能在未來的國際秩序重塑過程中成為主流。

觀察者網：回頭來看，您覺得這次達沃斯論壇是否具有某種標志性意義？它是否意味著某種時代轉折？對中國的外交、經濟布局和國際合作來說，最值得關注的信號是什么？

趙海：我個人的判斷是，這次達沃斯論壇具有明顯的分水嶺意義。

我們長期使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動蕩變革期”這樣的概念，但一個關鍵問題始終存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什么時候到來？是否存在一個能夠被明確感知的階段性轉折點？在我看來，這次達沃斯論壇恰恰構成了這樣一個從量變走向質變的節點，是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事件。

百年變局本身是一個過程，而這次達沃斯論壇，通過爭奪格陵蘭島問題的集中爆發，以及卡尼主義的出現，標志著世界真正進入了一個“后美國霸權”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至少自冷戰結束以來形成的、以美國單邊霸權為核心的秩序，已經徹底終結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真正進入到了一個國際秩序迎來大調整的時代。

當地時間2026年1月22日，瑞士達沃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加沙“和平委員會”首次會議期間簽署并展示《和平委員會憲章》。

而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國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行動。

我認為，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并未消失，關鍵在于我們如何把握。世界迎來一個混亂動蕩變革的時代，你能從達沃斯論壇聽到許多聲音，要求中國負起大國責任等等。一方面，中國是全球經濟中少數仍能保持相對穩定增長的“壓艙石”，是中流砥柱，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對中國有所訴求，我們也需要積極回應；另一方面，中國在未來國際秩序中，恐怕要承擔更多責任和義務，當然也將擁有更大的權利和影響力。

問題在于，我們如何回應這種訴求，如何系統性地闡釋并推進中國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動形成一個更加穩定、有利于經濟增長和共同繁榮的新國際體系？這是現在的一個當務之急。

在達沃斯期間，一個被反復提及的話題是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問題，即全球對華逆差的討論。在這一背景下，何副總理提出中國要逐步從“生產大國”向“消費大國”轉型，這一表態在現場引發了強烈反響，并獲得了普遍歡迎。在全球需求不足、消費低迷的情況下，這對許多國家而言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另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動向是特朗普推動成立所謂“和平委員會”，并將其作為插手國際事務、對外干涉的新工具。這在事實上構成了對聯合國體系的一種架空嘗試。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在維護聯合國在國際秩序當中的核心地位、維護國際法權威方面，可能需要承擔更為主動的角色。這不僅是外交層面的選擇，也涉及國內社會對“國際責任”的認知可能要做一定程度的轉變。

過去，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更多強調不干涉原則，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爭端。這些原則本身沒有問題，得到廣泛認可。但在一個規則被頻繁破壞的時代，如何維護國際體系的尊嚴、讓多邊主義具備現實約束力，如何推動不遵守規則的國家回到規則框架之內，可能需要在政策工具層面作出新的探索調整。

最后，從競爭層面看，美國現在特別強調經濟增長，歐洲也強調提升競爭力，這對中國同樣構成壓力。在一個重新強調實力和力量的“大爭之世”，中國絕對不能落后，不能放松警惕。

無論是高科技領域，還是整體經濟結構，中國都必須持續保持競爭力。在“十五五”規劃框架內，完成既定的經濟增長目標，依然是國家層面的首要任務之一。

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如果經濟停滯或增長顯著放緩，在國際競爭中必然處于不利地位，也難以獲得足夠的國際尊重。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把經濟增長放在國家發展戰略最重要的位置上，只有持續保持經濟增長、提升硬實力，中國才能在國際秩序深刻調整的過程中贏得尊重、占據更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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