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利維坦按：
從神經心理學角度來分析，腦損傷、正中前額葉皮層損傷是導致虛談癥（錯構癥）的主要因素。不過，還有很多其他理論來解釋這種記憶錯誤的發生機制與原理，比如自我認同理論、時間性理論等等。
伏爾泰說，懷疑不會讓人愉快，但不疑卻是荒唐的。虛談癥的本質就在于：缺乏懷疑的能力。也就是說，當事人記憶中的故事，無論多么不可思議，TA都從來沒有懷疑過這些記憶。
奧利弗·薩克斯的“虛談”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其悖反的一面：一方面出于醫生職業道德來說，將自身的情感投射到患者身上無疑會扭曲敘事本身；另一方面，這對于薩卡斯本人來說似乎又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心靈治療，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基本上是我用來排解無聊、孤獨和絕望之心的手段。”
2015年，薩克斯離世前三個月，他明知自己即將離世，卻不知何時，仍為《紐約時報》撰寫了一篇令人動容的文章，文章結尾他寫道：
“我無法假裝自己毫無恐懼。但我最主要的感受是感恩。我愛過，也被愛過；我得到了很多，也付出了一些東西；我讀書、旅行、思考、寫作。我與世界有過交流，那是作家與讀者之間特有的交流。
最重要的是，我曾是這顆美麗星球上的一個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一個會思考的動物，這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榮幸和冒險。”
在我愛上醫學之前，我就已經愛上了文學。作為一名醫學生，我常常覺得教科書索然無味：那些醫學術語仿佛總是抓不住要害，無法觸及那些足以重寫一個人生命與身份的深刻疾病。我曾認定，自己生錯了時代——我所渴求的那些故事，并不在當代教材中，而是在過時的病例報告里，在18世紀和19世紀對疾病如何塑造某個具體個體一生的描述之中。
這些報告充滿了鮮活的細節：視力喪失如何影響一個人的高爾夫球技或吸煙習慣，如何改變他們的工作或愛情生活。它們全都是悲劇：每一篇都以尸檢告終，病人的大腦被解剖，只為查明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從而更深入地了解靈魂的奧秘。為了撰寫這些病例研究，神經學家們等待著在世病人的死亡，等待他們的大腦——這剝奪了病人對自己身體未來歸屬的選擇權，也剝奪了他們在已經被疾病奪走自主性之后，親自書寫自己故事結局的能力。
在這些病例報告中，有一篇來自莫斯科北部一所令人望而生畏的國立醫院：講述的是一位19世紀俄羅斯記者的故事，文中只稱他為“一位博學之人”。這位記者因長期飲用白蘭地來克服寫作瓶頸，最終患上了酒精性癡呆癥，并出現嚴重的失憶。他記不起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道為什么會在那里。他可以贏下一盤跳棋，卻在棋局結束的瞬間就忘記自己曾經下過棋。為了填補這些記憶的空白，他的想象力編織出一套套錯綜復雜的敘事：他堅信自己已經寫完了一篇文章，事實上在生病之前，他甚至還沒真正開始構思；他會描述前一天去過某個遙遠地方的經歷，而實際上他虛弱到連床都下不了；他還堅稱自己的一些財物被保存在醫院保險柜里——是在一次精心策劃的盜竊中被奪走的。
在我最初讀到這位記者的故事之后的這些年里，我已經成為了一名神經科醫生，對描述他那類癥狀的醫學術語早已駕輕就熟：虛談癥（confabulation），即用一個聽起來完全真實的故事來填補記憶中的空白。虛談癥可以是荒誕的，也可以是平凡的，既可能源自記憶，也可能來自想象，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本質特征：虛談癥者會把自己講述的故事當作事實。虛構記憶并不是有意識的謊言，而是一種無意識的修補。
奧利弗·薩克斯于1933年出生于英國倫敦克里克伍德的正統猶太社區。他的父親塞繆爾·薩克斯（Samuel Sacks）是一名醫生，他的母親穆里爾·埃爾西·蘭道（Muriel Elsie Landau）是英國最早的女外科醫生之一。? Academy of Achievement
神經學家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1933-2015）或許是記錄這類癥狀最為多產的作者之一，他在著作中用大量篇幅詳細描繪了自己病人的創傷與失明。我第一次讀薩克斯，是在大學學習認知科學期間；后來，在神經科住院醫師階段、沉浸于受損大腦的奇異與驚嘆之中時，我又重讀了他。
在《覺醒》（
Awakenings）的前言中——那本書講述了20世紀20年代“嗜睡性腦炎”流行后幸存下來的病人，他們仍然活著，卻昏沉遲鈍、永久性地無法行動——薩克斯寫道，這本書之所以得以完成，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他行醫的那家布朗克斯醫院。他稱那是一家“慢性病醫院，一間收容所”，病人們在那里一住就是幾十年。
演員羅賓·威廉姆斯在1990年的電影《覺醒》中飾演了一個以奧利弗·薩克斯為原型的角色，羅伯特·德尼羅也出演了該片。? 豆瓣電影
奧利弗·薩克斯與演員羅賓·威廉姆斯在電影《覺醒》片場。? Oliver Sacks Foundation
薩克斯見證了“幾乎不為公眾所知、甚至對許多同行而言都難以想象的情境”。在我第一次讀《覺醒》多年之后，我寫下了自己的書《電流中的心靈》（
The Mind Electric），部分靈感來自我在波士頓一家城市安全網醫院行醫的經歷——我現在就在那兒從事神經科工作。我敬佩薩克斯，是因為他在別人未曾留意之處找到了靈感，因為他將此前被忽視的邊緣故事置于中心。我也希望能做到這一點。
在薩克斯1985年的醫學故事集《錯把妻子當帽子的人》（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中，有一篇病例研究題為《身份的問題》。它講述的是威廉·湯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故事—— 一位長期酗酒導致癡呆的前雜貨商 。 薩湯普森記不起自己住在醫院里。當薩克斯身穿白大褂探望他時，湯普森一會兒覺得自己是熟食店的顧客，一會兒又覺得自己是猶太潔食肉鋪的屠夫，一會兒又覺得自己是老賭友，一會兒又覺得自己是美孚加油站的修理工。 薩克斯寫道，湯普森陷入了一種“敘事狂熱……他必須以一種絕望的方式去尋找意義、制造意義，不斷地發明，用意義之橋跨越毫無意義的深淵——在他腳下持續張開的混沌之上。”
1961年，薩克斯和他心愛的摩托。二戰轟炸英國期間，薩克斯被迫離開倫敦和溫暖的家庭生活，在寄宿學校飽受欺凌。他感到“被囚禁且無力”，于是對運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騎馬、滑雪和騎摩托車。18歲那年，他擁有了第一輛摩托車。? The Guardian
在最近《紐約客》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記者蕾切爾·阿維夫（Rachel Aviv）剖析了薩克斯本人對意義的執著追尋。她引用的未發表日記顯示，薩克斯曾虛構病人的敘事，有時還將自己的經歷注入病人的故事中。在《覺醒》中，薩克斯寫道，他的病人倫納德（Leonard）把自己僵硬的身體比作里爾克詩中被囚禁的豹。但事實上，薩克斯的信件和筆記表明，認同這首詩的是薩克斯本人：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寫第一本書《偏頭痛》（
Migraine）的經歷讓他感覺自己就像“里爾克詩中的那只籠中豹，麻木、瀕死，被困在牢籠之中”。
在《錯把妻子當帽子的人》中的一個章節，薩克斯寫到一位名為麗貝卡（Rebecca）的女性，她在祖母去世后，盡管認知能力有所下降，卻依然綻放光彩。在書中，薩克斯稱她加入了一個戲劇團體，并從悲傷中走出來，成為了“一個完整的人”。然而，薩克斯的日記記錄了他與麗貝卡的談話，表明現實要混亂得多：麗貝卡從未加入過劇團，而是沉浸在悲痛之中，告訴薩克斯她希望自己從未出生過。
阿維夫深入調查后發現，這并非蓄意欺騙，而是虛構的吸引力，一種被誤認為是真相的精心編造的故事。阿維夫引用了薩克斯寫給他弟弟馬庫斯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本《錯把妻子當帽子的人》。在信中，薩克斯稱這本書是“童話故事集”，并解釋說：“這些奇特的敘事——半報道，半虛構，半科學，半寓言，卻又自有其真實性——基本上是我用來排解無聊、孤獨和絕望之心的手段。”事實上，薩克斯寫道，馬庫斯很可能會稱它們為“虛構的故事”。
2007年時的奧利弗·薩克斯。? Adam Scourfield/BBC/AP Photo/BBC
科學長期以來一直把像虛談癥這樣的神經系統損傷當作一扇窗口——借此窺見大腦在完整狀態下運作的復雜方式。我們通過研究失去語言能力的人，理解了交流的生物學基礎；通過研究失明者，理解了人類知覺的根基；通過研究癱瘓患者，理解了產生運動的神經通路。即便是看似最為深奧的神經損傷，也都指向了我們大腦的某些普遍特征。
對于像湯普森以及那位患有失憶癥的19世紀俄羅斯記者這樣的病人而言，虛構記憶起到的是一種彌合斷裂的作用：當記憶失效時，它介入其中，填補空白。而對于直到八十多歲才公開自己性取向的薩克斯（薩克斯終身未婚。2015年，薩克斯才首次公開了自己同性戀身份。編者注），阿維夫認為，虛構記憶則承擔著另一種、更為令人心痛的功能：他的故事為那些被迫壓抑的自我認同部分提供了一個安放之所。薩克斯在日記中寫道，他在書中賦予病人們“我自己的一些能力，還有我自己的一些幻想”。他把自己的內心獨白、自己的欲望、以及對自身不安全感的投射，交給了他的病人們。“我是在寫出象征性的自我版本，”他寫道。
我最喜歡薩克斯的文字，是他書寫的并非病人的癥狀，而是他自己的癥狀。他在《幻覺》（
Hallucinations）中記錄了早期對精神藥物的實驗，在《偏頭痛》中描述了他自身視覺先兆的癥狀， 而他對自身身體的疏離感，則體現在《單腿站立》（
A Leg to Stand On）中——那本書講述了他在挪威登山時撕裂股四頭肌、即便接受了肌肉修復手術，仍然無法移動那條腿的經歷。薩克斯將那條腿描述為“陌生的”，一個他無法與之建立聯系的身體部分。
在薩克斯去世前四年，他在《心靈之眼》（
The Mind’s Eye）中書寫了自己的身體，反思了他童年時期罹患、最終奪去他生命的眼部癌癥，以及其他藝術家和科學家 因某種根本性缺陷而喪失視覺能力的經歷 。在一章極為私人的章節《臉盲》（“Face-Blind”）中，薩克斯揭示了他自身的失明：面孔失認癥，即無法識別哪怕是最為熟悉的面孔。薩克斯回憶道，他曾在結束一次治療會談五分鐘后，認不出自己的治療師；在生日派對上，他會請朋友佩戴名牌。有時，他甚至會對著鏡子里的自己道歉，因為他連自己都認不出來。然而，直到晚年，他才意識到自己患有面孔失認癥——那是在他數十年后首次造訪澳大利亞、拜訪兄長時，通過認出兄長的臉盲癥狀，才意識到自己的缺陷。
奧利弗·薩克斯在紐約貝斯·亞伯拉罕醫院與一位病人在一起。? Lowell Handler
2001年，奧利弗·薩克斯坐在他的元素收藏品旁，墻上是元素周期表。? Jurgen Frank/Corbis Outline
盡管薩克斯對大腦如何掩藏自身創傷的機制了如指掌，他卻未能意識到自己身上的傷口。
薩克斯的天才之處，在于他始終堅持將“人”置于疾病之上，將“故事”置于術語之上。他的病人并非屈服于疾病，而是設法修補他們的現實。在《錯把妻子當帽子的人》一書的題辭中，薩克斯選擇以寓言而非科學為重點：“對疾病的敘述，本身就帶有《一千零一夜》式的迷人特質。”這句話出自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這位19世紀的內科醫生，創立了那家我在一個世紀后接受培訓的醫院。
故事讓我們活下去：“我小時候很喜歡《一千零一夜》，因為它充滿奇幻色彩，”作家兼神經學家普里亞·阿南德（Pria Anand）寫道。“從舍赫拉查德的故事中，我明白了故事可以讓我們活下去。”? Mutualart / Wikimedia Commons
我小時候很喜歡《一千零一夜》，是因為它充滿奇幻色彩。我讀到哈里發與巫師，讀到由火焰孕育的精靈，讀到棲居著人魚的海洋。《一千零一夜》是一部奇異而多變的文本，它像俄羅斯套娃一樣層層嵌套，故事層層展開，幾個世紀以來，在各個大陸上，故事不斷被增添、刪減、演變。這些寓言本身，又被框定在舍赫拉查德的故事之中——她是那位殘暴國王的新婚妻子，而國王每晚迎娶一位新娘，第二天黎明便將她斬首。新婚之夜，機敏聰慧的舍赫拉查德懇求國王允許她向深愛的妹妹杜妮婭札德道別，于是她開始為妹妹編織一個奇妙的睡前故事，而國王躺著傾聽。黎明到來時，故事尚未講完，急于知道結局的國王因此暫時饒她一命。接下來的一夜又一夜，舍赫拉查德織就了一張無盡的故事之網，將國王深深吸引，每次都在最關鍵處戛然而止，以此保全自己的性命。從舍赫拉查德那里，我明白了故事能讓我們活下去。但故事也可能誤導人。
當我還是醫學生、閱讀那些古老的病例報告時，我曾懷疑作者們是否尤其容易產生虛構記憶，因為他們總是被訓練去尋找連貫的情節。自從成為醫生之后，我更常懷疑：醫生是否尤其容易陷入虛構記憶之中。醫學生被教導去想象一種二元對立：醫生與病人、科學與信仰、客觀真理與主觀陳述、我們與他們。每天早上的查房，是我們一次又一次講述、重述病人故事的練習，試圖用白大褂所賦予的客觀性來解釋他們的疾病。但這些查房中的故事，與失談癥者的敘述一樣，都容易出現虛假的真相，它們潛移默化地受到我們先入為主的觀念、我們所在的社群以及我們自身敘事的影響。例如，在查房中，一名女性的疼痛可能會被解讀為焦慮；而由酗酒導致的維生素缺乏，可能會被視為一種“罪有應得”的懲罰。
作為一名醫生，我也在講述故事，渴望的是連貫性，而非醫學和人體常常帶來的混亂和不確定性。在醫學中，我們裁定哪些故事重要、哪些無關緊要，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仿佛我們是全知的存在，而非主觀的個體；仿佛我們的訓練能夠將人性、個人經驗從實踐中剝離。在我自己的寫作與醫療實踐中，我不斷提醒自己，要始終為不確定性留出空間——為那些我不可能真正了解的他人的身體，以及他們的故事。
2015年，也就是奧利弗·薩克斯去世的那一年，他仍在公寓中寫作。? Bill Hayes
我之所以喜愛薩克斯，是因為他毫不畏懼地想要見證疾病的復雜性；但讀到他有時將自己的故事置于病人真實處境之中，令我感到痛心。醫院既是毀滅之地，也是奇跡之所，充滿心碎與驚嘆，其中的敘事既迷人，又混亂。沒有哪位作家比薩克斯更清楚這一點。因此，盡管他身上的脆弱顯得如此深刻、如此普遍而人性化，我仍然難以理解：當未經修飾的真實本身已足夠引人入勝時，他為何仍要在紙面上進行虛構。
不過，阿維夫的文章也讓我獲得了一種令人不安的頓悟，它超越了對薩克斯寫作的反思：不僅是薩克斯在修訂現實，而是我們所有人都會如此。虛構記憶之所以強大，正因為它悄然潛入意識之下，躲過了即便是最敏銳觀察者的注意。身處一個混亂的世界，被各種景象、聲音和感覺所淹沒，我們的大腦本能地尋求敘事秩序，講述故事來解釋我們無法理解和恐懼的事物。我們每個人都在用敘事來填補空白，常常把一個完整故事帶來的滿足感誤認為是真相。盡管薩克斯有諸多缺陷，或許是無意中，他仍然在揭示人類境況的脆弱。
文/Pria Anand
譯/天婦羅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nautil.us/the-confabulations-of-oliver-sacks-126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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