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兵帶人勤王，沒補給跑20天全軍覆沒，皇帝還罵他懶要砍頭！

崇禎二年（1629年），皇太極率后金軍繞道蒙古突襲京師，引發“己巳之變”。

皇太極為避開袁崇煥重兵把守的關寧錦防線，選擇繞道蒙古科爾沁部，于1629年10月分三路突破長城：左路自龍井關（河北遵化東），右路從大安口（遵化西北），中路由洪山口突入。此路線是蒙古使臣入京朝貢的舊道，明軍防御薄弱。后金此時已經與蒙古科爾沁部結成了較為牢固的同盟關系，科爾沁首領奧巴早在1626年就親自前往沈陽拜見過努爾哈赤，被努爾哈赤封為“第九子”，并迎娶后金宗室女，雙方結成共同對付蒙古察哈爾部林丹汗的較為牢固的聯盟。

但是大明對兩者的結盟并沒有任何防備，也無任何措施。只是坐看后金軍由蒙古人引導，輕松而迅速地攻占遵化。山海關總兵趙率教率四千關寧鐵騎星夜馳援遵化，三晝夜奔襲260里，卻被三屯營守將朱國彥拒之城外。趙率教孤軍與后金主力遭遇，中箭陣亡，全軍覆沒。

攻陷遵化后，皇太極本可直撲北京，卻轉而東進三屯營，意圖引誘袁崇煥主力出關救援，但袁崇煥未中計。后金軍隨后西進薊州，發現袁崇煥已駐防，遂繞過薊州直逼通州，制造“兵臨京師”的恐慌，迫使崇禎急調各地援軍倉促應戰。

明廷各地總兵勤王大軍向北京開進，原計劃集結重兵于薊州，誓言“必不令敵越薊西一步”。十一月初一，宣府總兵侯世祿接到勤王詔令，火速調集5000精銳、81門重炮及130名炮兵馳援薊州。同期，大同總兵滿桂率5000兵赴京，天津總兵劉國柱、保定總兵曹鳴雷亦向薊州增援。兵部罕見承諾“軍械行糧照例措給”，即報銷勤王費用，卻未料后勤體系早已千瘡百孔。

大同總兵滿桂與宣府總兵侯世祿駐守德勝門，初期與后金軍僵持。崇禎強令滿桂率四萬明軍出永定門野戰，滿桂明知不敵仍被迫出擊。但城頭明軍火炮手誤將炮彈射入滿桂軍中，造成大量傷亡，后金乘勢猛攻，滿桂、孫祖壽戰死，黑云龍等被俘，侯世祿部潰散，防線崩潰，明軍全軍覆沒。

袁崇煥率九千關寧鐵騎急行軍抵京，背靠廣渠門列陣。面對后金四旗主力（約四萬兵力），明軍以火器與騎兵配合血戰三小時。袁崇煥身中十余箭（因重甲未透），祖大壽率部迂回側擊，終擊退后金軍，但自身傷亡慘重。此戰雖勝，卻因崇禎拒絕讓關寧軍入城休整，導致士氣受挫。

在廣渠門、德勝門戰役膠著時，皇太極采納范文程建議，仿《三國演義》橋段散布袁崇煥“通敵”謠言，并故意釋放被俘太監傳遞假情報，導致崇禎對袁崇煥產生疑心。此計直接促成袁崇煥下獄，明軍指揮體系瓦解。袁崇煥下獄后遭凌遲，祖大壽率1.5萬關寧軍逃回山海關，雖經孫承宗勸說返京，但軍心已散。明朝喪失最后一批能野戰對抗后金的將領。

可以說，“己巳之變”中，皇太極基本達成了他的戰略目的——打蒙了明軍防御體系，在關內外制造了后金軍事不敗的神話，給明軍極大的恐慌。又順便檢驗了后金軍隊繞過長城攻入內地的可能性，為以后屢次入關劫掠創造了基礎。更加神來之筆的是，把袁崇煥給“反間”死了，去了一大對手。

而明廷的反應如何？無所適從，基本上已經喪失了抵抗能力和指揮能力，從一次次被動防守走向最后的滅亡。從宣府總兵侯世祿的“勤王之路”就可以看出來。

侯世祿（？—1643），陜西榆林衛人，蒙古族，出身將門世家，其家族世代為榆林衛世襲武職。其子侯拱極繼承父業，曾任山海關總兵官，崇禎十六年（1643）與父同守榆林城時殉難。侯氏家族作為明末西北軍事集團的重要成員，與尤世祿、滿桂等將領共同構成明末九邊防御體系的核心力量。

侯世祿是一個遼東戰場身經百戰的老兵。薩爾滸之戰（1619）后，他就以世職升任涼州副總兵，因"勇敢精悍"被熊廷弼、袁應泰等名臣器重。天啟元年（1621）遼陽之戰中，他又與總兵朱萬良率軍出城迎戰后金軍，雖力戰負傷，仍堅守至城陷，袁應泰自縊殉國后，侯世祿成為少數突圍將領之一。天啟至崇禎年間，歷任固原、山海關、宣府三鎮總兵，曾多次擊退蒙古部落侵擾。崇禎二年（1629）任宣府總兵時，官銜已至"鎮朔將軍、太子少保、右軍都督府左都督"，統轄長城防線重要關隘?？梢哉f，是晚明時代不可多得的帝國柱石了。

十一月初十傍晚，侯世祿的勤王兵率先抵達薊州城下，可以說是兵貴神速，但卻遭薊遼督師袁崇煥拒之門外。袁崇煥的理由是——“遼兵足用，不必勞煩宣府”，無視侯世祿“奉旨駐兵”的合法性。這就是典型的軍閥行為，不以大局為重，擁兵觀望。

饑寒交迫的宣府軍滯留城下，沒有得到任何糧彈補給。袁崇煥更強行扣留其全部重炮與炮兵，僅允侯世祿帶輕裝部隊撤離。十三日凌晨，并沒有碰見后金軍的侯世祿只能帶隊轉投通州，反被通州守將索要2000兵力協防，最終僅余3000餓卒退往順義。諷刺的是，后金軍此時已繞過薊州直撲順義，而薊州守軍竟未傳遞預警。

侯世祿此時從初一出發，到十五日，已經連續在路上奔波十五天，饑餐露宿，不得補充。最后，其殘部與滿桂的大同軍匯合，與后金1500騎兵在順義意外遭遇。滿桂部尚能接戰，但侯世祿的饑餓之師因缺乏火器，激戰后折損千人，侯本人左臂中箭潰退居庸關。更荒誕的是，朝廷次日急令宣府軍“十七日抵居庸關，十八日赴德勝門”。侯世祿已無力響應，其上司郭之琮只得率2000騎兵代行，而侯本人僅帶200家丁倉促赴京。

十一月二十日，德勝門決戰爆發。郭之琮、滿桂、侯世祿殘部拼死抵御后金主力，卻遭城頭明軍火炮誤擊——炮彈竟落入滿桂軍中致其重傷，防線幾近崩潰。混戰中侯世祿再度失蹤，兵部苦尋十日無果。直至十二月初四，侯世祿方傳來塘報稱“重傷落馬，被家丁救至西山”。戰后問責時，這位全程被后勤拖累、同僚排擠的悍將，本來預備砍頭。但考慮到他“勤王先至”，最后免死，僅革職戍邊。史家嘆曰：“神將遇癲司，忠勇終成替罪羊。”

初一日就出發，一路上被袁崇煥、通州克扣了一半兵力和重炮，也沒補充糧彈，在順義和德勝門還與后金拼命兩日，最后差點被殺頭。這就是大明對待武將的態度！

崇禎十六年（1643）李自成圍攻榆林時，已致仕退休在家的侯世祿與子侯拱極率家丁死守。城破后被俘，拒降遭戮，時年約60歲。其子亦不屈而死，實現"父子同殉社稷"的武人終極榮譽。其悲劇命運，正是明末"良將困于弊政"的歷史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