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大清皇帝親自立碑致敬！這一根白綾，抽了多少大明文官的耳光？

文｜老達子

本文共3723字，閱讀時長大約6分鐘

前言

“烈皇乘必死之氣，用皆亡之數，乃獨當其鋒，無一謀臣闖其胸臆，無一介士效其驅馳……”——《明季北略》

公元1644年，張岱在《石匱書后集》中留下過一句極盡悲涼的評語：“甲申三月，以文臣誤國之罪，以此輩當之，雖寸斬未足以謝先帝。”

3月19日的那個凌晨，大明王朝276年的國祚，在景山的一棵歪脖子樹下畫上了句號。當后人無數次復盤那場驚心動魄的王朝更迭時，往往會聚焦于崇禎皇帝朱由檢的生性多疑，或是李自成大順軍的摧枯拉朽，抑或是吳三桂的沖冠一怒。

然而，在正史冰冷的字里行間，在那個充滿了背叛、投機與怯懦的夜晚，卻有一個身影，用一種近乎沉默的方式，完成了對忠誠二字最沉重的注腳。

他不是飽讀圣賢書的內閣首輔，也不是手握重兵的公侯伯爵，他是一個在傳統儒家敘事中被視為生理殘缺、道德低下的閹人。

這個閹人做了一件事，就像是一記響亮的耳光一樣，抽在了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臉上，今天老達子就來給大家介紹一下這位閹人～

最后的提督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受戲曲和通俗小說的影響，大眾認知里的王承恩，似乎只是一個唯唯諾諾、只會在皇帝身邊端茶倒水，最后陪著哭一場的老好人。甚至在一些地攤文學中，為了增加戲劇張力，將他描繪成只會盲從的軟弱形象。

但如果我們翻開《明史·卷三百五·列傳第一百九十三》，會看到一個截然不同的、帶有血性的王承恩。

“承恩，太監。官司禮秉筆。李自成犯闕，帝命承恩提督京營。”

請注意提督京營這四個字，在明朝的軍事體制中，京營（三大營）是衛戍首都的最后一道防線，是國家的命根子。在國難當頭的時刻，崇禎早已不再信任那些只會互相推諉、且早已與外界暗通款曲的文官集團，而是將身家性命交付給了王承恩。

這并不是崇禎的一時沖動，而是基于當時政治生態的無奈選擇。翻閱《明實錄·崇禎實錄》可以發現，在甲申之變前的數月，王承恩多次受命視察城防，整飭軍備。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軍兵臨城下，此時的北京城，人心早就潰散了。負責守備的兵部尚書張縉彥等人，表面上還在調度，實則已經準備好了迎接新主的賀表。

當大順軍開始攻打彰義門（今廣安門）時，是誰在抵抗？《明史》記下了一筆極為罕見的戰績：“承恩炮沉賊數人。”

這簡短的六個字，極具畫面感。在那個滿城將領都在觀望、甚至準備倒戈的時刻，是一個太監站在城頭，親自指揮紅夷大炮轟擊敵軍，他沒有退縮，直到大勢已去。

這種抵抗，徹底擊碎了太監皆亡國之禍的刻板印象。在明朝滅亡的最后關頭，掌權的文官集團在做什么？

兵部尚書張縉彥，主動打開正陽門，迎李自成入城；成國公朱純臣，受命提督內外軍事，掌管京師九門鑰匙，結果也是開門投降。襄城伯李國楨，在城破后見到李自成，竟然還要講究排場，汗流浹背地跪地求饒。

一邊是世受皇恩、雖然身體健全但脊梁骨早已被打斷的士大夫；一邊是身體殘缺、被視為刑余之人卻在城頭死戰的王承恩。

這種強烈的反差，是甲申國難最諷刺的底色。王承恩的實錘戰績證明，他后來的殉國，絕非一時沖動，而是一以貫之的忠誠邏輯。

煤山對縊

3月18日夜，北京外城已破。

這段歷史在《明季北略》和《國榷》中都有極為詳盡且慘烈的記載，崇禎皇帝在這個夜晚，經歷了他人生中最大的絕望，他先是讓太子、永王、定王換上平民衣服逃出宮去。

接著逼周皇后自盡，又親手砍殺了自己的女兒長平公主和昭仁公主。做完這一切慘絕人寰的家事后，崇禎試圖突圍。

史料記載，崇禎帶著幾十名手持鳥銃的太監，試圖從齊化門（朝陽門）、安定門突圍，但守門的士兵（此時已準備投降）根本不放行，甚至向皇帝射箭。

絕望之下，崇禎回到了紫禁城。這是歷史最沉重的一刻，《明史·本紀第二十四》記載：“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

崇禎親自去撞響了景陽鐘，這鐘聲是召喚百官上朝的信號，是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征。但在那個凌晨，鐘聲回蕩在空曠的紫禁城上空，卻沒有引來一個大臣。

平日里那些滿口君父、社稷的東林名士、肱骨大臣，此刻要么在家里燒毀往來書信，要么正在準備迎接新主的投名狀。只有王承恩，一直跟在崇禎身后。

此時的崇禎，已經不是皇帝，而是一個眾叛親離的孤家寡人。王承恩也不是司禮監秉筆太監，而是一個看著主人走投無路的家仆。

他們登上了萬歲山（即煤山，今景山）。

關于這一幕，后世有太多演繹，杜撰了王承恩咬破手指寫血書的情節，我們應當摒棄這些沒有史料支撐的煽情，回歸《明史》那五個字的力量：

“帝崩于壽皇亭，承恩對縊。”

對縊，也就是在崇禎皇帝的對面，上吊自殺。

在這里，必須糾正一種現代化的過度解讀，有人說對縊意味著兩人平等、是黃泉伴侶，這嚴重誤讀了明代的禮制與等級觀念。

在封建宗法下，對指的是方位，更是一種恪守尊卑的死法。君父死，家奴不敢茍活，亦不敢并排而死以逾越尊卑，故選擇在對面陪死。這并非現代意義上的友情，而是封建倫理中一種慘烈的死節。

崇禎留下的遺言寫在衣服上，關于這份遺詔，正史與野史有明顯出入，我們應當以《明史》及清宮檔案為準，核心只有那句振聾發聵的吶喊：

“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

至于市井流傳的“朕自去冠冕，以發覆面，無面目見祖宗”等等版本，多見于《明季北略》等私家著述，官書并未采信，大概率是后人的文學加工。

而王承恩留下了什么？他什么都沒寫。他的遺言，就是他的尸體，靜靜地懸掛在皇帝對面。他沒有像其他大太監那樣卷款潛逃，也沒有像文官那樣跪迎新主。他只是守住了家奴的本分：主子走了，我也不留。

順治的特批

如果故事到這里結束，王承恩也不過是歷史上眾多殉主忠仆中的一員。真正讓這段歷史具有穿透力，讓三百年后的人讀來依然感到震顫的，是隨后發生的事。

清軍入關之后，多爾袞和順治皇帝（實為多爾袞攝政）接手了一個破敗的北京城。為了收攏人心，清廷打出了為崇禎發喪的旗號，他們安葬了崇禎（葬入田貴妃墓，即思陵）。

但在處理王承恩的身后事時，清朝統治者表現出了超乎尋常的規格。

據《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帝下旨：“賜地六十畝，建祠祭之。”并親自為王承恩撰寫碑文（實為漢臣捉刀，代表皇帝意志）。

這在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一個征服者王朝的皇帝，為一個前朝的太監立碑撰文。為什么？順治是懂政治的，更是懂人性的。他在碑文中寫道：

“貞臣為主，捐軀以從……既不僅在當時，且不磨于后世。”

清朝統治者敏銳地捕捉到了王承恩之死的核心價值，在那個明朝官員排隊剃發易服、爭相在新朝求官的丑陋時刻，王承恩的存在，成為了忠誠二字的孤證。

此時的北京城，擠滿了像魏藻德（原內閣首輔，主動投降后被殺）、孫之獬這樣的降臣。清廷一邊利用這些人治理國家，一邊在內心深處，在道德層面，需要樹立典型的反面教材與正面榜樣。

清朝看不起那些投降的明朝文官，后來乾隆皇帝修《貳臣傳》，將洪承疇、錢謙益等人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根源早在順治朝就已經埋下了。

王承恩，就成了那個正面榜樣。清朝統治者通過推崇王承恩，實際上是在向天下的讀書人，向那些剛剛剃了頭發的漢臣喊話：你們平日里讀了那么多圣賢書，講了那么多仁義道德，怎么到了關鍵時刻，連一個太監都不如？

不管朝代怎么變，忠誠永遠是統治者需要的硬通貨。王承恩雖然是前朝余孽，雖然是刑余之人，但他身上的骨氣，贏得了對手的敬畏。

甚至到了康熙年間，康熙皇帝去祭拜明思陵時，還特意在王承恩墓前停駐，感嘆良久，這是一種跨越政治立場的價值觀共鳴。

所謂的士大夫精神，為何輸給了一個家奴？

這是我們復盤這段歷史時，必須深挖的痛點。

明朝擁有中國歷史上最龐大、最完善的文官集團。他們自詡為士大夫，講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講究浩然正氣。理論上，他們是道德的完人，而太監，身體殘缺，被視為六根不全的陰暗群體，在道德鄙視鏈的底端。

但在甲申國難的試金石下，發生了什么？

我們來看幾個具體的例子：

內閣首輔魏藻德，崇禎臨死前三天問他計策，他一言不發。城破后，他主動投降李自成。李自成的大將劉宗敏問他：“你身為首輔，為何不殉國？”魏藻德無恥地回答：“方求效用，那敢死。”（我正想效力新朝，哪敢死啊）。

結果劉宗敏大怒，將其嚴刑拷打，最后腦裂而死。

另一個是謙謙君子錢謙益，后來清軍南下，柳如是勸他一起投水殉國，他摸了摸水說：“水太冷，不能下。”

為什么會這樣？

因為在明末的官場生態中，道德已經異化為一種表演工具，一種獲取政治資本的手段，而非內心的信仰。

士大夫們把忠君愛國掛在嘴邊，是為了博取清名，為了結黨營私。當真正的生死考驗來臨時，這層虛偽的畫皮瞬間被撕得粉碎。他們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國家亡了可以換個主子繼續做官，只要家族利益不受損即可。

而王承恩不同。

作為太監，他沒有家族（生理斷絕），沒有退路，也不需要博取清名。他的邏輯非常簡單、非常原始，皇上是我的主子，主子死了，我也不能活。

這種近乎原始的、被現代人或許視為愚忠的情感，在那個禮崩樂壞、人欲橫流的末世，卻顯露出了金子般純粹的質地。

當讀書人丟掉了氣節，反而是被他們鄙視的刑余之人撿了起來，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凈，然后帶進了墳墓。

老達子說

如今，去北京景山公園，還能看到那塊石碑。雖然那棵樹已經不是當年的樹，但那段歷史的重量從未減輕。

我們今天重讀王承恩，并不是要歌頌太監制度，也不是要提倡無條件的愚忠，我們讀的，是人性的底線。

在巨大的災難和利益誘惑面前，一個人是否還能堅守自己最初的承諾？是否還能在絕望中保持一份體面？

王承恩用一根白綾，給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