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厚安 ：走向鄉土大地的學者

無限緬懷張厚安老師！

文章來源：華中師范大學微信公眾號

編者按：華大學脈，源遠流長。百廿華師，聚集了眾多的學術大師、著名學者專家，涌現出大批教育家、理論家、文學家、史學家和科學家等等，他們為學校學科建設、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等做出巨大貢獻，是學校的驕傲，后學的榜樣。為弘揚教育家精神，展示華師深厚的學術底蘊，傳承華師學脈，華大官微特開設“華大學人”專欄，刊發華師學者的學術觀點、學術訪談、學術人生等，全面、生動、鮮活地展現華大學脈中具有代表性的學人群像，和讀者一起感受他們的學識魅力、人格魅力、精神魅力。

我國農村政治學的開拓者、政治學學科重建的先驅學者，原華中師范大學農村基層政權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后更名為“中國農村研究院”）顧問、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華中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離休教授張厚安教授因病醫治無效，不幸于2026年1月24日21時在深圳招商力寶太子灣醫院去世，享年99歲。今天“華大學人”專欄特刊發學校檔案館對張厚安教授的采訪《張厚安 ：走向鄉土大地的學者》，以表緬懷。

張厚安，男，1928年1月生，湖北漢川人。華中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49年考入中原大學，1951年被選派至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專業研究生班學習，1953年畢業后返回華師（當時稱華中高等師范學校）任教。曾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室主任，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顧問，湖北省基層政權建設促進會副會長，湖北省政策研究會顧問。

長期從事馬列主義、政治學、“三農”問題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是 “文革”結束后華師政治學科重建的重要學者，也是全國最先致力于政治學重建的少數學者之一。創辦了中國農村問題研究機構，提出了“理論務農”思想，影響深遠。主編和撰寫政治學著作11部，農村問題方面著作8部，主編 “村治書系”3部，先后獲得省部級以上獎勵5項。主持完成了 “六五”“七五”“八五”3個國家規劃社科重點項目。因長期專注于 “三農”問題研究，被譽為“走向鄉土大地的學者”。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張厚安 ：走向鄉土大地的學者

采訪：華中師范大學檔案館程亞萍

采訪時間：2021年4月9日、2024年10月18日

張厚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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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又活潑的中大生活

程亞萍（以下簡稱 “程”）：1949年您考入中原大學，您還記得當時的校園環境和教學情況是怎樣的嗎?

張厚安（以下簡稱 “張”）：1949年4月，因家鄉漢川馬口鎮戰亂不斷、土匪橫行，我和母親逃至武漢。不久，我從報紙上看到中原大學招生的消息，就毫不猶豫地報了名，并經過考試被錄取。

7月中旬報到后，我被編入中原大學三分部46隊，隊里有100多個學員，多是高中畢業生或在校大學生。當時革命形勢的發展急需大批干部，中原大學的辦學模式實際上就是開辦短期干部培訓班，目的是要讓我們明白一些基本的革命道理，改造舊思想，盡快投身到新解放區的滾滾革命洪流中去。

中原大學的學習生活緊張、嚴肅、活潑，讓人感到特別新鮮。課程有社會發展史、中共黨史、哲學、時事等。方法是老師講課，學員坐在小板凳上聽課并在膝蓋上做筆記，課后分組討論。在老師和輔導員的教導下，很快4個月過去了，我們畢業了。

1950年底，中原大學一分為三，分別為教育學院、財經學院、文藝學院，教育學院院長由王自申擔任，我被分到教育學院政治系。教育學院設有社會發展史、中共黨史、政治經濟學、哲學等課程，強調系統講授和系統學習理論知識，當時的教師有陶軍、陳鐵、田家農、吳輔生等人，院長王自申還親自為我們講社會發展史。這時仍然沒有桌椅，還是坐在小板凳上聽課。經過8個月的緊張學習，我們從中原大學教育學院畢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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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最早的研究生之一

程：1951-1953年，您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專業研究生班學習，能談談這段學習經歷嗎？

張：1951年，組織選派我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成為新中國最早的一批研究生。最初，我被分配學 “教育心理學”專業，但由于個人愛好，我和被分配學習馬列主義專業的韓之梓同志互換了專業。

馬列主義專業研究生由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招收培養。當時人民大學從蘇聯各高等院校聘請了一大批教授和專家、學者，研究生的學習分為4個環節：課堂講授、自學輔導、課堂討論、考試。除了科學社會主義專業課程外，哲學、政治經濟學作為公共課也是蘇聯專家講課，不過是幾個專業的研究生合一起在大課堂聽課。俄語課則由專家夫人們擔任，她們也都有很高的學歷，中共黨 史則是由中國教員講課。1953年6月我從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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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的發展歷程

程：20世紀50年代，學校成立了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請您談談教研室的情況。

張：1952年，公立華中大學改制為華中高等師范學校，建立了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哲學教研室、中共黨史教研室等4個全校公共政治課教研室。從人民大學回來后，我被安排在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工作。

教研室的青年教師不僅擔負著校內很重的教學任務，而且還擔負著武漢市許多大專院校政治課教學和社會上馬列主義的宣傳任務。這個時期，我先后在中南財院、武漢大學、華中農學院、湖北醫學院等單位講授馬列主義基礎課程。

從1953年開始，因為教師少，公共政治課都是幾個系同一個年級的學生一起集中在禮堂上大課。我當時擔任兩個大班的主講，學生對馬列主義課程高度重視，聽課認真，課堂討論發言也積極。

1956年，政治系、歷史系從曇華林老校區搬到桂子山校區新建的一號樓，我同時搬進了當時桂子山第一棟教師宿舍 “老36家”，成為桂子山第一批居民。搬到桂子山后，4個政治理論課教研室都合并到政治系了，馬列主義教研室改名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同時成立了 “公共政治課教研室”，統一負責全校公共政治理論課教學，我也回到了政治系，講授馬列主義基礎課程并兼任教學秘書。

1978年，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又從政治系分離出來，單獨成立為學院直轄的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1982年又由 “科社”單學科發展成 “科社”“政治學”雙學科，接著政治學研究室又發展為政治學研究室與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研究中心（實際上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此后，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又進一步發展成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與中國農村研究院 （也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后來幾經變化又分開成為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中國農村研究院 （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

1987年在給研究生講政治學課休息中間一起研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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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學科的恢復與重建

程：您是我校重建政治學學科的第一人，請談談您是如何開展重建工作的。

張：新中國成立后，雖然個別院校（如政法大學）按照蘇聯模式開設了國家與法課程，把政治學與法學合在一起了，但是沒有把政治學分離出來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加以系統的研究和講授。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過去多年對政治學有所忽視，現在需要補課。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政治學研究所，各省市社科院也先后成立了政治學研究所。這時國內有一批高校教師和學者開始為恢復政治學學科進行了努力。我正是這群為數不多的人中的一員。

1980年年初，我參加了由湖北省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刁田丁教授發起的教材《簡明政治學》的編寫工作。1982年秋，我邀請了刁田丁和陳嘉陵兩位教授（他們都是中原大學的老同志）協助我在華中師院政治系開設政治學課程，這在華師是開創性的，在全國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的首次。此后，我正式在政治系本科生和科社所研究生中開設了政治學課程。

接著，我參加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本《政治學辭典》的編寫工作。1985年春，《辭典》在華中師院定稿。我利用這次全國高校政治學學者云集桂子山的機會，主持舉辦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全國性的政治學講習班，有許多高校就是在派人來學習后才正式開設政治學課程的。此后不久，各高校都紛紛開設了政治學課程，從而把政治學從國家與法的課程中分離了出來。

1984年，由高原、我和胡原主編的《通俗政治學》正式出版。1986年，由我主編、王克安為副主編出版了《政治學》。另外，由刁田丁主編、我和陳嘉陵為副主編，合作編寫了《中國地方國家機構概要》，也獲國家優秀教材獎和省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我還另外編寫了《政治學考試綱要》《政治學論叢》等著作。此外，我與丘曉、張宏生等還共同主編了一套 “政治學叢書”，并參加了《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的撰稿工作。

張厚安主編和參編的部分政治學著作

原來華中師大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是一個單一學科的研究所。1982年以后在 “所”的下面成立了 “科學社會主義”和 “政治學”兩個研究室。政治學研究室由我任主任，最早的成員只有張厚安、孫盛廉、胡原。項繼權學成回來后也參加到政治學教師的隊伍中來。接著王克安、鄭邦興、徐勇、徐育苗等一批原科學社會主義研究室的教師，也先后轉到政治學研究室來。自此我校政治學的教師隊伍逐步壯大。

1986年華中師范大學由張厚安、孫盛廉、胡原3人掛名申報的政治學碩士點獲得批準，這也是國內政治學碩士點的第一批。這一年華中師大招收了第一屆政治學研究生。到1999年華中師大政治學又獲得博士點，并進一步發展到13個博士、碩士學位點。原來的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至今已發展成為政治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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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研究中心創建發展

程：您創辦了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現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該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也是國內高校唯一的全國性農村問題綜合研究機構。請您談談該中心建立的過程。

張：新中國成立后，我一直從事社會科學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開始專注于研究中國農村問題，被大家稱為 “走向鄉土大地的學者”。我先后主持并完成了國家 “六五” “七五” “八五”規劃項目，出版了《中國地方國家機構概要》《中國農村基層政權》《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等圖書。其中，《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被評為1996年 “五個一工程”的一本好書。在此期間我發表的關于農村問題的系列論文也獲得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政府一等獎。此后，我們進一步專注于村民自治研究，并出版了由我和徐勇主編的《中國農村村級治理——22個村的調查與比較》《鄉政村治——中國特色的農村政治模式》“村民自治”等系列著作。

正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20世紀80年代，在我的提議下成立了華中師范大學農村基層政權研究中心，我任中心主任。隨后在 “八五”規劃項目實施期間，由于我們擴大了對農村問題研究的范圍，于是將研究中心改名為華中師范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我任主任，徐勇任常務副主任（這期間我離休）。后來，經教育部評審通過，正式把華中師大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定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此后，我擔任中心名譽主任（顧問），徐勇任中心主任，項繼權任副主任。

在 “農村基層政權研究中心”新掛的牌子前，

中心主任張厚安（中）與中心先后的副主任鄭邦興（左）、徐勇（右）合影

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退下來以后，政治學學科和農村問題研究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在各個方面都大大地加強了，并取得了更多的成果。過去，在我從事政治學學科建設、從事農村問題研究時，開始只有我一個人，當時條件十分艱難，無房子（辦公室）、無經費、無編制。只是在我們研究工作影響日益擴大的情況下，一些教師先后加入，我們的隊伍才日益壯大起來。今天的政治學研究院、中國農村研究院的條件與過去比不可同日而語了。政治學學科和農村問題的研究在全國也得到長足、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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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務農”的思想理念

程：您提出了 “理論務農”的思想，對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請您談談 “理論務農”思想的內容以及該如何貫徹執行?

張：在1982年湖北省政治學年會上，我在大會發言中第一次提出了 “理論務農”的口號，接著我寫了《三個面向，理論務農：社會科學研究的反思性轉換》一文，闡述了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面向社會、面向基層、面向農村，應該研究當前農村的改革并將研究的成果服務于農村的改革。后來，在我們從事農村問題研究的過程中，我又進一步提出了 “三個面向、三個結合、三個服務”，即 “面向社會、面向基層、面向農村”， “與農村的改革實踐相結合、與政府的決策相結合、與我們培養研究生的任務相結合”，“為農村改革服務、為政府決策服務、為培養合格人才服務”。在我們的工作中也確實是這樣做的。直到今天，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仍然堅持著 “三個面向，理論務農”的口號不變。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與20世紀80年代農村政治體制改革同步，先后研究了鄉鎮政權建設、村民自治和村級治理、土地承包與流轉。我們在全國各地進行了廣泛的考察，在對所研究問題形成一定的看法、有了一批成果以后，1996年，我們又在湖北省黃梅縣小池鎮水月庵村進行了為期兩年多的 “村治實驗”。也就是說在20多年里，我們走了三步。我們把對農村問題研究的成果，親身放到一個村子去實驗，再去檢驗和修正所得出的理論結論，使之能更好地為農村的深化改革服務。

必須強調，這么多年來我們在農村問題研究上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驕人的成績就是因為有政治學學科理論的支撐，而我們在政治學學科建設中之所以能走在同行前列，憑的也是我們在農村政治研究上所展示出的公認的成績。從政治學的視角去觀察、研究農村問題是我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的特點和優勢，我們必須保持這個特點和優勢（這兩方面也是互為因果的）。

1996年研究中心在湖北省黃梅縣小池鎮水月庵村搞“村治實驗”，

張厚安（左一）與村民商討換選舉如何提候選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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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紅安”的感受與思考

程：為了解中國農村問題，您常常深入農村調查,那么調研過程中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張：1950年我第一次到湖北紅安（當時叫黃安縣）開展土改工作。1987年，時隔37年后，我又重返紅安開展調查。進入縣城，昔日破舊衰敗的景象已不復存在。路寬了，房屋整齊了，群眾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精神面貌與過去大不相同了，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已是一個嶄新的紅安。

2007年，我第三次來到了紅安這塊熱土。1950年我們走了三天才到紅安，這次坐汽車不到3個小時就到了。改革后的紅安面貌又有了新的變化，房子高了，山上有樹了，農民也富了。在當地有關領導同志的陪同下，我來到了昔日住過的村莊，看望父老鄉親們。一些與我同齡的老農對土改時的情景和土改政策都記憶猶新?；叵朐诎雮€世紀前，我和他們 “同吃、同住、同勞動”；時隔半個世紀后，我的手又和他們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共憶往事，令人感慨萬千，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張厚安 (對坐右者)走訪農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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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想對學校說的話

程：您將畢生心血貢獻給了學校，貢獻給了教育事業，那么您有什么想對學校說的話嗎?

張：首先是感恩，是愛。可以說，如果沒有華中師范大學就沒有我的今天，是中原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培養了我、教育了我，并讓我成長，我要感恩華中師 范大學！我從21歲進入中原大學至今已有74年了，在這里有我的青春年華，有我的一生。我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獻給了這所學校。我要高聲地說： “華中師范大學，我愛您！”

其次是懷念。在這74年的教學科研工作中，許多同志和我學習、工作、生活在一起，是一輩子的情誼。我們同甘共苦，我們勝似兄弟姊妹，互不相忘。我忘不了曇華林老校區的 “顏母室”，忘不了桂子山上的桂花樹和 “老36家”（老36家是桂子山上第一棟教工宿舍），忘不了我們的 “往日時光”。

最后，是希望與祝福。今天的華中師范大學，今天的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中國農村研究院已今非昔比，前程似錦！ 祝福華中師范大學早日成為一所國內乃至世界公認的 “一流名校”！

2004年冬攝于華中師范大學桂子山上

（本文原載于付強，程亞萍等.桂苑春秋——華中師范大學老教授口述實錄（第二輯），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110-123，轉載時略有刪節，部分圖片來源于《張厚安選集》。）

碧水長流，精神永存

謹以此文深切緬懷張厚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