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爆全網的“斬殺線”，到底坑害了誰

近期，“斬殺線”一詞在社交網絡被熱議。

回溯它的流行，最初源于游戲語境，指BOSS血量低于臨界值時觸發狂暴機制，或玩家可發動一擊必殺的閾值線，形容游戲中角色沒有“回血”余地。在互聯網語境中，這句話的意思是，美國等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一條從中產滑落到底層的“斬殺線”。雖然“斬殺線”一詞是一種建構，但它能引發大范圍的熱議，也表明在當今時代，許多人抱有對階層滑落的隱憂。

從中產滑落，這種觀察并不新鮮。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曾于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繁榮期將德國形容為“電梯社會”——大量技術工人從駕駛大眾汽車轉變為擁有奧迪，購置了首套住房，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并期待下一代在社會階層與財富上實現持續提升。

在此背景下，階層或社會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固然未被消除，但在收入、教育、流動性、權利、科學及大眾消費等領域，社會整體實現了普遍的提升。

然而，這部“電梯社會”的引擎早已停滯。在世界范圍內，昔日的社會流動如今已趨于僵化，從表面看來秩序井然、富裕而穩健的國家，內部實則彌漫著焦慮與矛盾。

《德國電梯社會:一個歐洲心臟地區的危機》

[德]奧利弗·納赫特威 著

黃琬 譯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3-7

在《德國電梯社會:一個歐洲心臟地區的危機》中，奧利弗·納赫特威借助德國案例，提出了兩個核心概念：倒退現代化與向下流動。他認為，造成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自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福利國家連續二十年的削減。這一點，不僅在德國，在世界范圍也是通行的，英國的撒切爾主義新政、美國的里根執政，無不導致了這樣的結果：制造了一個基于市場的社會，而非基于公民的社會。

這樣的情況下，“大逃殺”模式在文藝作品中屢見不鮮，無論是校園生存類電影《大逃殺》，還是近幾年來大火的《魷魚游戲》，甚至電視上隨處可見的不斷刷人的選秀節目，都可以納入這一范疇。在這些游戲中，不達標者會立刻被“斬殺”，沒有“回血”的余地，慘遭無情淘汰。這些作品都是把世界的不透明性/無秩序性當作前提接受下來。

到今天，這一現象并沒有停止，推動著越來越多的人向“斬殺線”以下流動的，到底是什么？

（圖/《魷魚游戲》）

AI帶來新的不平等

經濟學家凱恩斯曾設想，到2030年，技術進步、資本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將給我們帶來巨大的經濟福祉，把我們引領到一片“經濟樂土”。也就是說，隨著自動化和效率的進一步提升，越來越多勞動者可以過上輕松的生活。那時候，人類每周工作15個小時就可以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和工作愿望了。凱恩斯認為，屆時，一個大問題在于——人又該如何來消磨這段光陰，才能生活得更明智而愜意呢？至今，人們也還寄希望于AI等高新科技的發展來獲得生產力的提高，從而獲得生活水平的提高。

《投喂AI》一書指出，硅谷的崛起本身依賴政府科研經費的投入，并得到稅收減免和聯邦貸款的支持。然而，盡管公共資金為基礎科研奠定了基礎，促進了科技產業的發展，但風險投資者卻從未承擔讓投資成果惠及公眾的社會責任。相反，他們大力抵制資本利得稅，以維護自身利益。這意味著，由公共投資所產生的商業利潤，有相當一部分被私人占有。

《投喂AI：人工智能產業的全球底層工人紀實》

[英]詹姆斯·馬爾登、卡勒姆·坎特、馬克·格雷厄姆 著

賈青青、牟一凡 譯

中信出版社 2025-10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雖然許多研究項目依靠政府資金啟動，但決定技術發展方向的關鍵決策往往是在非公開的情況下制定的。這賦予了技術所有者和管理者主導技術路線的特權，而普通公眾在技術變革中大多處于被動接受的位置。

高科技領域普遍存在一種“創始人心態”，即認為初創公司創始人或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才是關鍵決策的最合適人選，應當由他們決定哪些技術獲得資助以及如何開發。像扎克伯格這樣的科技高管通常堅信自己的行為是正當且善意的，并對政府普遍抱有懷疑態度。

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AI技術的發展并未如人們最初期待的那樣解放生產力，反而對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增加了工作負擔，并持續滲透至生活監控中。

（圖/unsplash）

科技公司視AI為盈利工具，國家則將其視為軍事與經濟競爭的手段。很少有人詢問用戶——尤其是最可能受AI影響的邊緣群體——希望看到怎樣的AI被開發出來。AI的發展將人們納入更復雜的權力體系中，并決定個人在AI網絡中的地位。

“對許多生產率低下的行業的雇主來說，AI系統的主要價值在于它可以從員工身上榨取更多價值”。《投喂AI》這樣寫道。本書指出，自2020年起，職場監控行為大幅增加，許多企業開始全面收集員工工作數據，部分情況下甚至未告知員工。作者提到，在2018至2022年間，市場出現了超過550種用于對員工進行數字化管理或監控的技術產品。

對普通勞動者而言，AI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新型的監督與管理模式。作者發現，過去白領員工在工作安排上往往擁有較高自主權，但如今越來越多的白領也如同倉庫管理員或流水線工人一樣，面臨嚴密監控。對于小型企業，大型科技公司依托其基礎設施掌控權，迫使小公司接受其設定條款，甚至借此綁定合作伙伴并征收高昂服務費。

AI的發展也加劇了全球發展的不均衡。作者認為“AI的生產運作方式和殖民時期的掠奪方式差不多，都是簽訂不平等貿易協定，壓榨勞動成果，掠奪勞動材料”。AI生產依托國際數字分工體系，在此過程中，最穩定、高薪且理想的工作崗位多集中于美國，而最不穩定、低薪且高危的任務則被分配給全球南方國家。

《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曾提出，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徹底改變了世界經濟，為全球南方帶來前所未有的商業機遇。但本書作者強調，連接上的平等并不等同于議價能力的平等。“如果有人相信烏干達的數據標注員或外包公司，能夠與購買其服務的Meta、特斯拉等美國科技巨頭平等對話，那這種想法未免過于天真。”

《世界是平的》

[美] 托馬斯·弗里德曼 著

肖瑩瑩、郝正非 譯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8-9

工資分配不均勻

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本該讓更多人生活得更加快樂，但即便我們生活在物質極度豐富的時代，還是不斷有人掉入“斬殺線”以下，這背后還有什么原因呢？

《工資的真相》一書這樣談道：“生產力的增長無法帶來員工工資的提高，這是現代經濟的一個公認的事實。”

《工資的真相》

[美] 杰克·羅森菲爾德 著

方宇 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5-11

在20世紀中期，大多數公司都不關心股東的利益，這也是美國勞動者工資增長最快的時候。當時企業分配收入的方法更注重內部利益相關者。

在1970年，后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受雇高管需要向雇主負有直接責任。為了做到這一點，持有相似觀點的經濟學家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改變高層管理者的工資結構，把股票納入高管工資。另一方面，那些覺得自己投資沒有得到回報的股東把頑固的高管趕下了臺。而那些樂于合作的高管獲得了額外的激勵——在今天，一家大型公司首席執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勞工的224到271倍（請核實）。

股東資本主義由此形成。這意味著股東追求更高回報。上市公司的核心股東持續監督企業經營，并期望從增長的收入中獲得更大比例。其直接影響在于，企業進行利潤分配時通常會優先考慮股東要求；同時這也產生了間接影響，因為將運營成本降至最低的做法往往引發裁員、自動化和業務外包。因此，這種以股東利益為優先的傾向，常常侵害勞動者的職位穩定與收入保障。

（圖/unsplash）

作者發現，少數反其道而行之的公司遭遇了金融分析師的強烈抵制。比如Costco一直以提供合理的工資和福利待遇而聞名，但它的對手沃爾瑪卻一直采用低薪策略。沃爾瑪的影響力，使得大多數競爭對手都競相壓低勞動成本。故而金融分析師認為Costco“太仁慈了”。

2015年，沃爾瑪曾經嘗試提高員工工資，結果造成股東拋售沃爾瑪股票，導致公司股價創下了25年來最大單日跌幅。這說明，一旦沃爾瑪想要偏離分配利益優先考慮股東的主流思路，也無法逃脫壓力和懲罰。“其結果是，無論員工的個人績效如何，他們的工資都會被壓榨。”

這種“股東資本主義”中，華爾街更愿意獎勵那些裁員、縮小業務范圍、專心提升股價的公司，從而把風險和不確定性從公司轉移到普通勞動者身上。“股東資本主義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收入再分配機制，將收入從員工手中轉移到高管和投資者手中”。

人們已經開始思考“斬殺線”背后更為嚴峻的社會問題，但是對于如何解決，仍然沒有達成一致。

據@玉淵譚天消息，當地時間1月20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現場舉辦公開活動。貝森特被問及對“斬殺線”現象的看法，貝森特認為，拜登政府執政期間，他們（低收入家庭）最關心的食品、雜貨、房租等，都上漲了35%到37%。

（圖/路透社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

而這一任政府每天都在想辦法把它降下來。故而，貝森特的結論是，“斬殺線”確實存在，但這是拜登政府留下的問題。

但事實上，這種說法是片面的，如果無法在工資層面避免員工收入不斷轉移到高管和股東手中，無法避免AI等高新技術的發展造成新的不均，“斬殺線”對于普通人來說也并非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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