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為“托關系辦事”型詐騙案爭取緩刑？三個辯護要點深度拆解

在刑事法庭上，公訴人與辯護人的交鋒，往往不在于事實本身，而在于對事實的解讀與定性。每一份不起眼的情節，都可能成為影響當事人命運的關鍵砝碼。最近，我們團隊辦理的一起詐騙案，公訴機關明確建議判處三年實刑。經過有效辯護，法院最終判處了三年緩刑。這個結果，值得所有同行與面臨類似處境的家庭深思。

案件的核心，遠不止“認罪退賠”那么簡單。

當事人車某某因虛構“辦事能力”騙取12萬元，事實清楚，證據確實。當案件移送到檢察院，看到“數額巨大”和“建議有期徒刑三年”的量刑建議時，家屬的焦慮可想而知。許多同類案件當事人會認為，退錢、拿到諒解書就“差不多”了，但這恰恰是最大的誤區。司法實踐中，這些情節是“可以”從寬，而非“應當”從寬。如何讓法庭認為本案“應當”適用緩刑，是辯護工作的真正核心。

我們的辯護，沒有停留在提交證據的表面工作上，而是圍繞以下三個層面，構建了一個立體的、難以反駁的緩刑論證體系：

第一，穿透“社會危害性”的籠統概念，進行精準切割。
我們向法庭強調，詐騙犯罪中，“社會危害性”是一個需要具體分析的概念。本案行為模式是典型的“一對一”的“辦事”詐騙，其危害范圍特定，侵害對象明確，與針對不特定公眾的電信詐騙、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經營型詐騙有本質區別。更重要的是，案發后我們協助當事人第一時間全額退賠，并扎實地取得了每一位被害人的書面諒解。這不僅在經濟上實現了“復原”，更在法律意義上，最大限度地修復了被破壞的社會關系。我們向法庭完整呈現了這一積極彌補的過程，將“社會危害性已顯著降低”從一個抽象判斷，變為有證據支撐的具體結論。

第二，將“認罪悔罪”轉化為可信的“人身危險性評估”。
初犯、偶犯、認罪認罰，這些情節如果孤立呈現，容易流于形式。我們將它們串聯成一條清晰的邏輯鏈：當事人到案后供述穩定、自愿認罪，在律師介入前已主動籌措資金——這展現了其承擔責任的原始意愿。隨后，在專業指導下，其認罪悔罪的方向更明確、效果更徹底。我們向法庭呈現的，不是一個被動接受懲罰的被告人，而是一個主動糾錯、用行動證明自己不會再次危害社會的個體。這份人身危險性極低的評估報告，是我們為法庭適用緩刑提供的最有力依據。

第三，將辯護策略與司法政策深度融合。
我們在辯護意見中，著重引用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以及當前關于“減少不必要羈押”、“優化司法資源配置”的司法導向。我們指出，對車某某此類情節、具備有效監護幫教條件的被告人適用緩刑，讓其回歸社會、在社區矯正中完成改造，正是上述政策精神的完美體現。這既符合刑罰的個別化原則，也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辯護，不僅要講法律，更要懂政策。

判決背后的啟示：專業辯護的價值所在。

法院的緩刑判決，是對我們上述辯護邏輯的全面采納。這個案例給我們，也給公眾幾點深刻啟示：

1、退賠諒解是“基礎動作”，但如何呈現是“技術關鍵”。律師的工作，是將當事人的積極行動，組織成符合法律評價邏輯的證據體系，讓法庭“看見”并“認可”其價值。

2、在定性無爭議的案件中，量刑辯護是主戰場。優秀的刑事律師應像一位精算師，將每一個法定、酌定從輕情節計算、放大到極致，為核心辯護目標服務。

3、信任專業，方能把握時機。刑事案件的進程環環相扣，退賠時機、協商諒解、認罪認罰的時機選擇，都需要在專業判斷下進行。一個錯誤的步驟，可能導致事倍功半。

結語：
每一起刑事案件都關乎自由與人生。作為律師，我們深知肩上責任。辯護的藝術，不僅在于對法條的熟稔，更在于對人性與政策的洞察，在于將冰冷的案件事實，轉化為充滿溫度與說服力的生命故事。此案已結，但其間展現的辯護策略與司法理念，值得反復回味。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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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作者

林智敏，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執業領域專注于刑事辯護與風險應對，尤其在詐騙、經濟犯罪等刑事案件的辯護，以及民刑交叉爭議解決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我始終相信，復雜的法律困境往往源于脈絡的混沌。因此，我的工作核心，在于為委托人厘清迷霧——將錯綜的事實與法律爭點結構化、模型化，轉化為清晰的訴訟策略與行動路徑，從而在關鍵決策中把握主動。本文所探討的“辦事型”詐騙案緩刑辯護，正是這一方法論的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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