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出賣同志后逍遙了十數年，副省長震怒：嫌疑那么明顯為何不查

1952年那個寒冬，湖南永順縣城里。

那時候，陳德鄰正擔著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擔子，有一天抽空鉆進戲院，去瞧那部正當紅的片子——《劉胡蘭》。

戲演到一半，他在椅子上怎么也坐不住了，背上直冒冷汗。

銀幕上晃動的人影里，除了那位大義凜然的女英雄，還杵著個被描得猥瑣不堪的“軟骨頭”。

雖說電影里名字改了，可陳德鄰眼尖，一眼就瞅出來，這個所謂的叛徒，原型竟然是自己的親三舅——石三槐。

出了戲院大門，陳德鄰心里跟塞了團棉花似的，憋屈得不行。

他立馬提筆，給電影劇本的一位梁姓執筆人去了封信，字里行間火急火燎：

“誰告訴你們我三舅石三槐變節了？”

沒過些日子，回信到了。

信紙上就短短一行字，卻像大冬天的一桶冰水，兜頭淋下來：

“是你家八叔和大舅母親口說的。”

連自家人都按了手印，這案子還有法翻嗎？

照理說，碰上這檔子事，絕大伙兒也就認栽了。

畢竟組織上都蓋了棺定論，親戚們也沒異議，非要硬著頭皮去翻舊賬，不光顯得不知好歹，搞不好還得把烏紗帽弄丟了。

可陳德鄰心里頭，始終有個疙瘩解不開。

要是三舅真當了漢奸，把劉胡蘭給賣了，那在國民黨反動派眼里，他可是立了大功的。

既然立功，干嘛還要把他綁了，跟劉胡蘭一塊兒送上鍘刀？

卸磨殺驢也沒這么快的，這完全不合敵人的算盤。

揣著這個天大的疑團，陳德鄰咬著牙，開啟了一場長達七年、單槍匹馬的真相追尋。

這回他要碰硬的，不光是鐵板一塊的社會輿論，還有一個藏得極深、偽裝了足足十二年的真正黑手。

鏡頭切回到1947年1月12日。

國民黨閻錫山的兵馬突然包圍了村子，那一天遭殃被抓的，統共有九號人。

結局大伙兒都清楚：劉胡蘭、石三槐等七位好漢沒低頭，成了烈士。

可大伙兒往往漏算了一筆賬：抓走的是九個，掉腦袋的只有七個。

活蹦亂跳回來的那倆，一個叫石五則，掛著農會秘書的職；另一個叫張生兒。

憑什么閻匪單單放他倆一馬？

他把這兩人拎回來審過，總覺得里面有鬼。

無奈石五則這戲演得太“圓”了。

他不光把責任推得干干凈凈，還編了套聽著挺像那么回事的理由：敵人那是為了嚇唬老百姓，胡亂殺人立威，并沒有點名道姓要殺誰，自己能撿回條命那是祖墳冒青煙。

更絕的是，這人倒打一耙。

他在村里到處嚼舌根，硬說石三槐才是那個受不住刑、把大伙兒供出來的軟骨頭。

這一招叫“死無對證”，毒得很。

石三槐人都在土里埋著了，哪能爬出來喊冤？

而石五則作為僅存的“老干部”，嘴長在他身上，他說啥就是啥。

哪怕后來專案組對他不放心，搞了監視居住，可手里沒實錘，也拿他沒轍。

這僵局，一拖就是九年，直到1956年才打破。

那年暑假，已經調去湖南吉縣任職的陳德鄰回了趟山西老家。

他沒傻到直接找石五則對質，而是繞了個彎，先去訪當年的目擊證人。

在大象村，他摸到了烈士石六兒的家門，見到了石六兒的妹子石玉貞。

當年石六兒是跟石三槐、石五則一塊兒被關在大象村據點的。

行刑那天大清早，石玉貞提著籃子去給哥哥送飯。

隔著窗欞紙，石六兒只來得及撂下一句后來成了鐵證的話：

“我和三爺（石三槐）那是咬緊牙關啥也沒吐，五爺（石五則）那是竹筒倒豆子，全招了。”

這句話，就像一枚釘子，把嫌疑死死釘在了石五則腦門上。

緊接著，陳德鄰馬不停蹄去找另一個活口——張生兒。

張生兒這些年過得跟受驚的鵪鶉似的，一見陳德鄰上門盤道，嚇得在那兒直打擺子。

陳德鄰好話說了一籮筐，反復承諾“只求真相絕不亂抓好人”，張生兒這才哆哆嗦嗦吐了口。

原來，被抓那天，敵人把石五則單獨提溜出去審了好半天。

等石五則回屋時，沖著看守的敵人甩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張生兒是個老實人沒問題，我倆肯定好好配合長官。”

就這一嗓子，保住了張生兒的小命，也把他綁上了賊船，成了被迫的幫兇。

行刑現場，張生兒被逼著接那殺威棒，嚇得手腳發軟根本動彈不得。

那石五則咋樣呢？

老百姓眼睛里可不揉沙子。

那天在村南大廟跟前，眼瞅著石三槐被打得皮開肉綻還要張嘴罵人，是石五則沖上去，掄起棍子就把石三槐給悶暈了。

事后，石五則給自己找補的理由簡直是“影帝”附體。

他對旁人哭訴：“我看三哥被打成那慘樣，心里實在不落忍，為了讓他少受點活罪，我那是沒辦法才給了他一下痛快的。”

這一悶棍，不光打暈了石三槐，也把真相給打斷片了。

越往下挖，陳德鄰越覺得石五則這人城府深得嚇人。

就連陳德鄰的親八叔段占喜，都被這姓石的給“收編”了。

當年刑場上，敵人本來湊夠了八個人頭要砍，連段占喜都被拉出來了。

千鈞一發之際，是石五則跳出來跟敵人解釋：“這老漢姓段，跟那個陳德照不是一家子”，這才讓段占喜撿回條老命。

段占喜為此對他那是感恩戴德，事后專門提著五斤咸鹽、割了一塊羊肉去謝恩。

石五則收了禮，假模假樣地嘆氣：“我給八路軍跑了這么多年腿，將來變了天，敵人來了饒不了我。

等你家侄兒回來，把我也帶上山打游擊吧，省得遭罪。”

這話乍一聽是怕被清算，其實是在給自己買“保險單”。

陳德鄰琢磨透了，石五則救段占喜，壓根不是發善心，而是在做風險對沖——萬一共產黨真打回來了，手里捏著“救過烈士親叔”這張牌，誰還拉下臉來查他？

這一手“放長線釣大魚”，把陳家上下幾張嘴全給堵嚴實了。

這也就能解釋，為啥連陳德鄰的大舅母都對石五則的話深信不疑。

可只要是編的瞎話，總歸有漏風的時候。

陳德鄰在查訪途中，居然撞見了個關鍵人物——王連成。

王連成透了個底：在偷襲云周西村之前，那張全寶跟石五則就已經眉來眼去，聯系頻繁了。

順藤摸瓜這么一查，陳德鄰翻出了兩筆讓人觸目驚心的“外快”。

頭一筆：劉胡蘭犧牲才兩天，石五則就被放回家了，手里居然提溜著二十斤白面。

在那個年頭，二十斤白面那是金貴物。

他還特意囑咐婆娘：“藏嚴實點，這事要是漏了風聲是要掉腦袋的。”

第二筆：同年二月，石五則在當地錢莊里存了五十塊大洋。

這數字太巧了。

當時殺害劉胡蘭的另一個兇手徐得勝，領到的賞錢不多不少，正好也是五十塊。

換句話說，石五則不光是叛變，他是蘸著戰友的鮮血，去換了自己的那口白面和存折。

雖說證據鏈條基本上扣死了，但這蓋子揭起來可沒那么順當。

陳德鄰整理了厚厚一摞黑材料，給各級衙門寄了個遍。

從華北局到縣委，信寄出去跟泥牛入海似的，大都沒個響動，也就榆次地委回了四個字“很有價值”。

這事一直拖到了1959年。

那年六月，時任山西省副省長的鄭林下鄉到云周西村視察。

當他聽說嫌疑重大的石五則還在外頭逍遙，而死磕這事的竟然是個遠在湖南的干部時，這位副省長拍了桌子：

這雷霆一怒，總算把地方上那股子推諉扯皮的官僚作風給震碎了。

鄭林當場拍板，把陳德鄰從湖南調回山西協助辦案。

有了尚方寶劍，案子查起來那是勢如破竹。

專案組直奔石三槐那間破敗的老屋。

撬開一塊積了十幾年灰的青石板后，一疊泛黃的紙張重見天日。

這些材料，把石五則變節的老底扒了個底朝天。

原來，早在1946年，這人骨頭就酥了。

作為1939年就入黨的老資格，石五則在村里也是號人物。

可當初鎮壓惡霸石佩懷的時候，他跳著腳反對。

面上說是顧念親戚情分，底子里是他收了人家的黑錢。

這事被石三槐查實后，石五則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求饒。

石三槐一時心軟，沒往上捅，想給他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但這還沒完。

石五則后來又不干人事，跟村里的寡婦勾搭成奸，還包庇那寡婦在做軍鞋時偷工減料。

這一回，劉胡蘭和石三槐沒再慣著他，直接報給了組織。

處理結果很干脆：開除黨籍，撤職查辦。

從那一刻起，石五則心里的“怕”就釀成了“毒”。

1959年9月9日，面對鐵證如山，被拷上手銬的石五則終于低頭認罪。

據這老小子交代，早在1946年10月——也就是慘案發生前仨月，他就主動跟國民黨特務勾搭上了。

在那份塵封已久的敵營口供里，敵人問：“你們村誰是共產黨？”

石五則想都沒想：“有劉胡蘭、陳德照、石世芳。”

他還竹筒倒豆子般供出了劉胡蘭干的那些事，以及石三槐當情報員的真實底細。

這也就解釋了，為啥敵人在1947年1月那次偷襲能一抓一個準，為啥他們手里捏著一份怎么對都嚴絲合縫的“死亡名單”。

所有這一切，都是石五則為了報復以前的戰友，為了那五十塊現大洋和二十斤白面，處心積慮設下的一個殺局。

這個曾經在村里橫著走、顛倒黑白的“幸存者”，聽到判決居然還不服氣，硬是接二連三地上訴。

為了把這案子辦成鐵案，專案組又耗了幾年功夫反復核查，直到每個細節都挑不出刺兒來。

1963年2月4日，一聲清脆的槍響，總算結束了石五則罪孽深重的一生。

這會兒，距離劉胡蘭和石三槐犧牲，時間已經溜走了整整十六年。

回過頭來細琢磨，這不單單是個抓內鬼的故事，更是一場人性的較量。

石五則賭的是“死人閉了嘴”，賭的是“歲月能把痕跡抹平”，賭的是他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里那點左右逢源的小聰明。

可他千算萬算漏了一招：有些賬，哪怕隔著千山萬水，哪怕隔著十幾載光陰，只要還有人心里頭揣著“公道”這兩個字，就早晚得算個明白。

那個遠在湖南、寫信寫斷了手、跑冤枉路跑了七八年的陳德鄰，就是那個死磕到底、非要算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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