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8年1月5日，山東曲阜，天寒地凍。
這日子，在咱們的歷史本子上，是一塊怎么也擦不掉的黑斑。
孔老夫子的老家，那可是兩千多年的儒家圣地，就這么讓日本人給占了。
按照常理，鬼子進村，那肯定是雞飛狗跳，見人就殺，見東西就搶。
當年的報紙上，這種慘事兒數都數不過來。
可偏偏在曲阜，畫風完全不對勁，甚至透著一股子讓人起雞皮疙瘩的“太平”。
沒聽見激烈的槍炮響，也沒看見焦土連天。
那幫鬼子進了城，頭一件事居然沒去翻箱倒柜找金銀細軟，而是排著整齊的隊伍，直奔孔府去磕頭。
更讓人把下巴驚掉的是，鬼子還沒走到大門口呢，孔府臨時的“管事兒的”孔令煜，早就領著一家老小，在城中心的闕里街候著了。
他那是專門在迎接日本人。
這一幕要是定格下來，絕對是抗戰時候最扎心、最諷刺的畫面之一：一邊是端著刺刀、手上沾血的強盜，一邊是滿嘴仁義道德的圣人子孫。
很多人這會兒肯定要罵了：這就是軟骨頭，典型的大漢奸。
罵兩句痛快嘴當然容易。
不過，咱們今兒個把火氣壓一壓，換個角度，像剝洋蔥一樣看看孔令煜當時是怎么盤算的。
你會發現，這不僅僅是怕死，而是一場把算盤珠子撥得啪啪響的“生存買賣”。
咱們得先看看孔令煜當時站在啥懸崖邊上。
1938年初，山東那天塌了。
本來該守土的國民黨大員韓復榘，面對大軍壓境，選擇了腳底抹油，把山東扔下不管了。
正規軍都跑沒影了，你指望孔府那幾個看家護院的家丁去跟武裝到牙齒的日軍拼命？
那是癡人說夢。
擺在孔令煜面前的，說白了就三條道。
第一條：跑。
卷鋪蓋卷，拖家帶口跟著難民潮往大后方撤。
第二條：死。
大門緊閉，或者拿槍跟鬼子干，最后玉石俱焚。
第三條：降。
低頭哈腰，配合鬼子，換一家平安。
要是普通老百姓，跑了也就跑了，草房燒了還能再搭。
可孔令煜不行啊。
他雖然是個“代理管家”，真正的正主兒、第77代衍圣公孔德成雖然已經撤了，但臨走前把看家的擔子壓在他肩膀上了。
孔令煜心里的賬本估摸是這么記的：我要是稍微硬氣一點，或者搞個空城計跑了，惹毛了日本人，一把火把大成殿點了，把孔林給刨了，那我就是孔家千秋萬代的罪人。
于是，他咬咬牙，選了第三條道。
那天，他不光出城迎接，還把自己當成了導游，領著鬼子頭目把孔府、孔廟、孔林逛了一遍。
日本人裝模作樣在大成殿祭拜，他在旁邊全程陪笑臉。
更絕的是，到了晚上，孔令煜在家里擺了一桌酒席，專門招待那幾個日本軍官。
這頓飯吃的啥，說了啥，現在也沒個詳細記錄。
但看結果，買賣成交了：孔令煜把“臉面”交出去了（配合宣傳、迎接皇軍），換回了“實惠”（日本人答應不動三孔一草一木）。
這也就解釋了，為啥后來日本人雖然騎在石碑烏龜上拍照撒野，把山東禍害得不輕，但唯獨對孔府客客氣氣的，沒搞大規模破壞。
第二筆賬：老習慣里的“活命哲學”
要是這事兒光是孔令煜一時腿軟，那還可以說是個人修養不夠。
可要是把日歷往前翻，拉長了看，你會發現，這根本就是孔府，甚至整個孔家在改朝換代時候的一貫“活法”。
跟日本人“眉來眼去”，這可不是頭一回。
早在清朝末年，1903年，孔府有個叫孔祥林的就去過日本考察，當時被日本人捧得很高。
可等到日本露出了獠牙，這味兒就變了。
1914年，當年接待過孔祥林的日本官兒想來曲阜拜碼頭，雖說沒來成，但這根線算是搭上了。
到了1916年和1917年，事兒更多了。
日本占了天津和青島，兩次派司令官去孔廟燒香。
面對這些占了咱地盤的軍頭，孔府是啥態度？
好酒好菜招待著。
這一樁樁一件件，都在透著孔府骨子里的一種思維定勢：流水的皇帝，鐵打的孔府。
在這么長的歷史里，孔家見多了興衰。
從宋朝金人打進來，到元朝蒙古人，再到明朝、滿清入關，不管誰坐江山，只要你肯給孔老夫子磕頭，肯給孔家特權，孔家就愿意配合。
在孔令煜眼里，1938年的日本人，大概也就是歷史上無數個“入主中原”的強權之一。
他腦子都不用轉，下意識地就用了家族幾百年屢試不爽的老套路：寫降書，迎新主，保香火。
甚至在全面抗戰爆發前的節骨眼上，日本人還想忽悠年輕的第77代衍圣公孔德成去日本。
雖然國民政府反應快，派人把孔德成勸住了，沒讓他出國，但這事兒沒完。
孔德成沒去，他的全權代表孔昭潤卻去了。
1935年和1937年，孔昭潤兩趟往東京跑，理由找得挺好聽——參加日本孔廟的落成典禮。
把這些事兒穿成串，咱們就能看清孔令煜在1938年1月5日那個決定的底色：這不是腦子一熱，這是一種慣性。
一種為了家族利益，習慣性給強權下跪的慣性。
孔令煜以為他在利用日本人保祖業，可他算漏了一點，日本人也在把他當猴耍。
這就得說說第三個下棋的人——日軍。
為啥鬼子占了曲阜，頭等大事是祭孔？
難道日本人真那么尊崇儒家？
確實，日本受儒家影響挺深，那是當成老祖宗的東西供著。
但這都是面子上的事。
骨子里的邏輯是：日本需要一塊“遮羞布”，更需要一把“精神鎖”。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最大的短板是“名不正言不順”。
孔令煜配合鬼子照相、合影，甚至在1938年8月27日領著日軍搞什么盛大的祭孔大典，這些事兒都被日本的宣傳機器吹上了天。
在日軍看來，搞定一個孔令煜，比打下一個師的陣地還劃算。
這意味著“圣人后代”都服了，你個平頭百姓還有啥理由不服？
咱們把目光收回到1938年的那個冬天。
單看結果，孔令煜這活兒算是干成了。
在日軍的刺刀保護下，孔府、孔廟、孔林確實在戰火里留下來了，家業沒丟。
作為一個“看門的”，他似乎對得起列祖列宗交代的“守土有責”。
可這筆賬，真的算對了嗎？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這是孟老夫子的話，也是儒家原本的魂。
當孔令煜領著鬼子逛園子，當他在酒桌上跟侵略者推杯換盞的時候，那些原本神圣的殿堂，其實在精神上已經“塌”了。
骨氣這東西，不是別人逼出來的，是長在自己骨頭縫里的。
但孔府選了最順從、最配合的那一檔。
這種配合，甚至是個“遺傳病”。
后來遠在臺灣的孔家后代，依然跟日本打得火熱。
這說明，那種“家族利益大于民族大義”的價值觀，壓根沒隨著抗戰勝利結束。
歷史是公平的。
它記下了孔府那些完好無損的房子，也記下了孔令煜在那張合影里尷尬又討好的笑臉。
說到底，皮都不存了，毛往哪兒附？
沒了國家的臉面，所謂的家族榮耀，不過是侵略者刺刀底下的一場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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