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石門障”地望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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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包頭昆都侖河中下游，古稱石門水，流域環境古今發生巨大變化，學界曾圍繞石門水沿岸的“石門障”定位問題，展開激烈爭論，這是因為它與西漢光祿城方位有直接關系。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昆都侖河流域的地質地貌，對“石門障”地望進行再研究。這對于歷史文獻記載連續性較差的北部邊疆而言，是解決類似歷史地理定位問題的有效途徑，也是考察區域地理環境變遷的有效手段。

關鍵詞：石門障；地望；昆都侖河

昆都侖河（以下簡稱昆河），是內蒙古包頭市境內最大的黃河支流，發源于包頭市固陽縣春坤山（色爾騰山東端），是大青山與烏拉山的天然分界，其中下游河段，古稱“石門水”。昆河自固陽縣城關鎮以北為東西流向，以南是北南流向，沿途匯集兩側溝溪，在九原區新城鄉前口子流出山區，進入下游平原，流經包頭市區，在哈林格爾鄉注入黃河。昆河流域地處我國半干旱氣候區，降水變率大，夏秋兩季多暴雨，因此昆河是時令性河流。中游昆都侖溝平坦開闊，可行車馬，是橫穿陰山的理想交通坦途。昆河流域地理環境發生過巨大變化，學界曾圍繞石門水沿岸的“石門障”定位問題，展開激烈爭論，這是因為“石門障”與西漢光祿城方位有直接關系。對石門障的定位，前人多依賴考古發掘與文獻考據。筆者注意到，結合昆河流域地質地貌，考察昆河中游河道的歷史變遷問題，也有助于這一問題的解答，但目前學界對此關注較少，除郭建忠在文章中一筆帶過外，并沒有更多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昆河流域的地質地貌，對“石門障”地望進行再研究，以此窺見昆河流域地理環境的變化。

一、“石門障”地望之爭

關于“石門障”的記載，始見于《漢書·地理志》五原郡條下：

（西漢）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更名。東部都尉治稒陽。莽曰獲降。屬并州······縣十六······稒陽，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虜城。莽曰固陰。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載稍詳：

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障，即此山也。西北趣光祿城。露三年（前51年），呼韓邪單于還，詔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徐自為所筑城也，故城得其名矣。城東北即懷朔鎮城也。其水自障東南流，逕臨沃城東，東南注于河。

學界對石門障地望的爭論，就源于酈氏的這條記載。關于石門障的故址：王文楚與李六生認為石門障是漢代設置在石門水峽谷的城障，在今昆都侖溝通往大青山的峽口處；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將石門障標在昆都侖河口的邊墻壕村古城；李逸友認為烏拉特前旗明安鄉（現為明安鎮）小召門梁障遺跡與石門障有關；劉幻真和鮑桐認為今固陽縣西南公益民鄉梅令山古城為漢石門障故址合理；郭建中認為，昆都侖河谷之內，大青山坡腳下的營洞山村古城，便是漢代的石門障，具體位置在昆都侖水庫公路旁，北距昆都侖水庫大壩3公里。張文平認為，五當溝中古城塔村所在高臺遺跡所在是漢代石門障舊址。由于石門障與石門山、光祿城的方位關系，石門障址不確定，石門山和光祿城的地望也頗受爭議。關于石門山，王文楚認為石門山泛指昆都侖溝發源處的大青山；李六生、郭建中認為石門山確指一個具體的山，在昆都侖水庫壩址——瓦窯壩處；李逸友、鮑桐則認為石門山即色爾騰山。對于光祿城址，李六生、王文楚、《中國歷史地圖集》觀點一致，認為小召門梁古城為漢光祿城，李逸友的觀點是烏拉特前旗小奈太鄉東北增隆昌古城，鮑桐則認為是達爾漢茂名安聯合旗百靈廟鎮西南的林場古城。

經過上述爭論，石門障方位目前尚未定論。筆者認為，根據“水地互證”的文獻考據方法，無論石門障處于梅令山古城、邊墻壕村古城、小召門梁古城的哪一處，與今昆河河道對照，都說明昆河中游河道曾發生變動。基于目前的文獻記載，想要證明這一點是有困難的。但我們應該意識到，不管有多少不確定性，石門障與石門水、石門山的位置關系無疑是固定的，即障在西、水在東，并東南流經石門障；障在南、山在北，石門障坐落于山谷入口附近，其北為山地地貌。所以，結合昆河流域地質地貌，考察昆河中游河道自北魏以后是否發生變化，以確定石門障地望，也不失為一種有效途徑。

二、中游河道的變遷

根據地質考察，240萬年前的第三紀時期，在喜馬拉雅山造山運動的影響下，陰山山脈上升，山前山后斷裂地層下陷。古昆河，就是在這個時候形成，由發育地，經色爾騰山前明安川西行流入黃河（見圖1），這條古河道“今可見長度為50公里，寬3公里，高于今河床1—3米”。當上升下陷運動停止后，洪水沖積物，不斷停積陰山南麓，形成山前洪積平原。因北部山地上升速度相對南部斷陷下沉速度較快，迫使黃河數次改道，隨著黃河的遷徙，便有大量的沖積物質遺留下來，形成黃河沖積平原，兩個平原在發展過程中，最終連在一起。

第四紀（240萬至1萬年前），陰山山地又開始活動，陰山西段的烏拉山地區上升幅度大于東段的大青山地區，所以烏拉山周遭地勢高于大青山山前平原，這次山地上升運動，今天還在繼續。古石門山經風、水的長期侵蝕，被切割成峽谷，石門水便改道南行，東南注入黃河。這條舊河道，現在可考長度約11公里，寬260—4000米，其中包括新城、甲爾壩，又幾乎囊括了整個青山區，再經武銀福窯子與昌福窯子之間的洼地流入黃河（見圖1）。所以，第四紀時期，昆河流域地貌基本形成，從北到南，其地貌類型依次為山地、山前洪積平原、山前沖積洪積平原、黃河沖積平原、河漫灘。陰山山脈巖性主要為太古界變質巖即不同時期的花崗巖，質地較硬。山前洪積平原和黃河沖積平原，地表多為砂壤、砂粘壤，局部地區為粉砂層。河漫灘，在黃河沿岸，高出平水位1.4—2米，組成物質以粉砂、細砂為主。由于昆河上中游穿越巖性較硬的花崗巖山地，下游流經以砂壤為基底的平原地帶，又因流域表土組織結構疏松，不耐雨水沖刷，因此造就了昆河上中游山地河岸抗蝕性強、下游河床基底質軟易形變、河流多沙等特性。

第四紀，昆河由東西走向，中游改道南行，下游東南注入黃河，這是目前研究所知地質時期的唯一一次變化，進入有文獻記載的歷史時期，暫沒有看到關于昆河中游河道變遷的記錄，發生變化的是下游，下游河段的流向，經歷了一個由東南向西南的轉變。昆河下游東南流，除《水經注》記載外，《漢書補注》：“先謙曰：《續志》后漢因。《河水注》‘河水自五原來，東過臨沃縣南，又東，枝津出焉。又合石門水，下入稒陽。石門水自稒陽來，逕臨沃城東，東南入河。枝津上承大河于臨沃縣，下入稒陽’。”由于資料的缺乏，我們無從知道，西漢至北魏這段時間內，昆河下游流向是否發生新的變化。根據現有文獻資料記載與地質研究，西漢至北魏時期，昆河東南流注黃河，與第四紀舊河道相同。

北魏以后，昆河下游流向何時轉變，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但至清初，已為西南流注黃河，乾隆《大清一統志》：“昆都侖河在旗東四十里，源出烏孫土祿之地，西南流入黃河”。又《蒙古游牧記》：“（烏喇特部）旗東三十里有甜水井，蒙古名賽因。四十里有昆都倫（侖）河，源出烏孫吐嚕（土祿）之地，西南流入黃河”。清以后，民國《河套新編》對西南流向也有明確記載，“昆都侖河，在烏旂（烏拉特部旗）東四十里，源出烏孫土祿之地，西南流入黃河”。這一流向至今未變。

對于昆都侖河中下游河道的這種變化趨勢，筆者認為是地球內外營力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據中科院內蒙寧夏綜合考察隊的研究表明：內蒙古地區的地質構造主要受新東西向復雜構造帶和新華夏構造帶所控制。陰山構造帶在受東西向擠壓力的同時，還受南北擠壓力，而南北擠壓力是這個地區的大地主應力，也是陰山構造帶存在的主要原因。它的產生從地質應力學的觀點分析，主要是由地球自轉角速度不均勻性變化的結果，并且隨著地球的周而復始的轉動，這股力也就成為無始無終的，長期作用于一定緯向地帶的力。所以，直到今天，陰山山脈整體還能不停地緩慢抬升。昆河下游河道的遷移，一方面受陰山構造帶這種上升構造運動影響，下游與黃河連接區域形成階地，促使河流改道；另一方面由于河流泥沙含量大，日積月累，下游平原河床逐漸淤塞，山洪暴發之時，主河道不能容納猛漲的河水，河床質軟，洪峰很容易沖破河岸，從而改變流路或形成支流。同時，在陰山構造自東而西傳遞的擠壓力影響下，下游河流具有切割西南岸高地的內動力，河道便循序漸進地自東南向西南遷移，李六生在昆河下游舊道之西，發現三條支流遺跡，就是這一變化的有力證據（見圖1），它們從東至西是：

第一支流，從武銀福窯子與趙家營子之間，西南經窩兒兔壕，出東壕口入黃河。

第二支流，從南排村經龍銀所至韓慶基窯子，南下時又一分為三：東支由和平村、麻池古城西，經燕家梁，出西壕口入黃河，能考查長度5公里；中支于虎子圪梁至召灣入黃河，能考查長度3公里；西支經卜爾太、萬興公、召背后、西召灣咀子入黃河，能考查長度3公里。

第三支流，從昆都侖召，逕西南進入包鋼廠區，經宋家壕至賈義窯子，再流入以全巴兔為中軸的沖積扇，而后注入黃河，能考查長度6公里。

如今下游河道，從前口子南下經孟家梁、高油房、蔓菁甲壩至召灣咀子以匯黃河。再看中游河道的變遷，自第四紀東西向轉為南北向后，目前還沒有記錄顯示，發生過變動。但這又涉及三種情況，一是目前地質勘探技術有限，尚未發現變動痕跡，二是由于昆河流域地處邊疆地區，歷史文獻記載連續性較差，并未記載變動情況，三是或有記載尚未發現。鑒于此，我們需要從昆河中游改道的地質地貌條件與歷史文獻資料結合入手，來辨析昆河中游河道自北魏以后是否會發生變動。昆河中游流經陰山山地，受山地地貌限制，河流改道，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經長期水流侵蝕，河流切穿陰山堅硬的花崗巖體，改變河流走向；另一是，昆河流域發生地質構造運動，使河流改道。然而，從現有的地質研究成果與歷史文獻記載來看，這兩種情況都不可能發生。河流如若能夠切穿陰山堅硬的花崗巖體，必須經過長時期的流水侵蝕，而且受陰山構造東西向擠壓地應力的限制，如同下游河流自東南向西南轉向一樣，中游水流侵蝕巖體的總體方向，只能偏西，這也意味著，昆河中游西岸巖體被水流長期侵蝕切穿后，昆河中游逐漸向西改道。但是，從北魏至清初這段時間，相對漫長的地質作用來講，根本微不足道。對后一種情況，毋庸說目前的地質研究，沒有發現昆河流域在這期間發生過地質構造運動，從而有足夠的力量改變山地河道走向，就是從文獻記錄來看，也可以證明昆河中游河道，自北魏以來未發生變動。北魏以后的歷史文獻，雖然對昆河所言不多，但昆都侖溝，古稱“稒陽道”或“中道”，在漢魏時期，是溝通陰山南北的交通要道，王文楚對“稒陽”道的研究，頗值得借鑒，他認為：漢魏時期，從中原地區通往蒙古高原，有四條陰山交通道，它們是哈隆格乃峽口的“雞鹿塞”、狼山口的“高闕”、蜈蚣壩的“白道”，再者就是這條“稒陽道”。這四條道中，雞鹿塞和高闕因為過于偏西，道路迂回繞遠，應用的頻繁上相差較遠。蜈蚣壩的白道，記載較晚，在歷史的悠久上，可以說不及稒陽道。而從北魏至隋唐，隨著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土城子）與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這兩座城址的興起，白道成為陰山南北交通要道，稒陽道也就此趨于冷落。石門水是稒陽道沿途的最大河流，稒陽道作為漢魏時期的交通要道，如果昆河中游改道，后代史家不會置若罔聞，但我們按圖索驥，并未發現相關記載。因此，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昆河中游河道自北魏以來發生變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三、石門障的定位

現在，回到石門障的地望問題。根據“其水自障東南流”的記載，如果石門障在梅令山古城或邊墻壕村古城，則說明昆都侖河中游河道曾由東向西遷移，然而根據我們前面分析所知，昆河中游河道自北魏以后并未發生變動，所以石門障既不在梅令山古城，也不在邊墻壕村古城，那么古石門障必定位于今昆河中游河道西側。

按包頭文物管理處的文物普查，今昆都侖溝內，有眾多古城障遺址，出于稒陽道在西漢軍事地位重要性的考慮，扼守其沖的石門障規模必定不小，從位于河流以西的遺址規模看，今包頭新城鄉昆都侖召北2.5公里的營洞山障址、包頭哈業腦包鄉昆都侖北1公里的昆都侖召障址和烏拉特前旗小召門梁古城較符合。但究竟是三者中的哪一個，這要從漢代北邊軍事防御體系中“障”的功能入手。對于“障”的解釋，《史記正義》引顧胤云：“障，山中小城”。又《漢書·武帝紀》太初三年（前102年），“遣光祿勛徐自為筑五原塞外列城······秋，匈奴入定襄、云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顏）師古注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筑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根據顧胤所說，障是筑在山谷中的小城。顏師古進一步解釋，漢障又稱候城，是興筑在“塞”要沖附近的軍事城堡，派兵駐守以達控扼交通的目的。這里有一個問題，“塞”作何解。有學者認為，漢“塞”是長城、烽燧、亭障等一系列設施所組成的軍事防御線的通稱，也有專指長城。因此“障”的作用，不僅在于控制溝通長城內外、陰山南北的軍事孔道，還具有屯駐兵馬，防御匈奴的功能，“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作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捍寇也。”由此可見，《漢書·武帝紀》中的五原塞，即指西漢五原郡沿邊的秦漢長城，石門障則是去向漢五原塞沿途上的軍事城堡，作為西漢王朝在北疆防守與攻打匈奴的軍事基地，它的最主要作用是扼守稒陽道，并及時向南部郡縣傳遞軍情。《漢志》中徐自為出五原塞沿途所筑光祿城等堡壘，就是以石門障為供給保障，才得以逐漸延伸塞外的，“北出石門障，即光祿城右入匈奴大路”。就小召門梁障看，雖然符合障西水東的方位，但因其位于昆都侖溝之內的小谷口，并不在較大昆都侖溝旁，相距10或11公里之遙，既然河谷未發生變動，從軍事布防考慮，石門障如若在遠離交通大道的小召門梁古城，如何能起到扼守交通要沖的作用，所以石門障不是小召門梁古城。稒陽道，雖為西漢王朝的行軍要道，但同時也是匈奴南侵的捷徑，五原郡正當都城長安之北，雖然修筑了長城，匈奴還是想伺機由這里南侵。昆都侖召古城，已臨界河套平原北緣，南面開闊的平原，一旦城障被破，漢軍無所緩沖，匈奴騎兵便會毫無阻擋，快速攻入西漢王朝腹地。所以，從地勢上看，昆都侖召古城不利于軍事防守，自然也不會是石門障所在。

上述排除了小召門梁古城與昆都侖召障是石門障遺址的可能性后，那么自昆都侖溝往北2.5公里處的營洞山障址，即為西漢石門障所在，它既符合“水東障西”的方位關系，而且從營洞山障址迤北而尋，昆都侖水庫的壩址所在地瓦窯壩，是大青山的一處山脊，此處山脊的南北面，都比較平緩，通過上百萬年的風雨侵蝕，山脊被切穿，峽深谷窄，昆都侖河橫穿其間，兩岸山脊高聳對立，儼如石門，應為石門山所在，此處附近一帶今仍名石門，自石門翻越大壩，即為草原地帶。一般說來，山地的斷層地帶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嶺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于作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通常也是敵人入侵的便利之道，故而也是需要重點防守的要沖。石門障筑其側近，以控要沖，有著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氣勢。目前，從遺址看，障城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100米，南北50米，夯筑土墻，殘基寬8米，頂寬1—3米，高2米，夯層厚8—12厘米。

四、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對昆都侖河流域地質地貌的分析，北魏以來昆都侖河中游河道并沒有發生變化，根據“水地互證”的考據方法，目前比較明確的是西漢石門障，即今包頭市新城鄉的營洞山障，石門山在昆都侖水庫的瓦窯壩處。石門障定位后，依據其與光祿城的方位關系，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座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古城，也會被明確定位。最后，筆者認為，在北部邊疆類似的歷史地理問題研究中，由于文獻記載連續性較差，我們除了參考考古發掘的研究成果外，應該加大對區域地質地貌研究的成果借鑒，以便更科學地進行歷史論證，這是一條解決歷史地理定位問題的有效途徑，也是考察區域地理環境變遷的有效手段。

作者：穆 俊

來源：《地方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汪鴻琴

校對：汪依婷

審訂：耿 曈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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