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爭奪全球權力的路上，雙向奔赴

今年，需要特別關注大宗商品，或者說客觀存在的物理資源，從傳統經濟學角度，當美國進入降息周期，大概率會同步出現大宗商品的漲價。但一定要注意，過去習慣的種種理論和模型已經不適合當前了。

比如黃金價格，早在每盎司價格只是2000多美元的時候，很多經濟學家就認為黃金偏離了長期有效的定價模型，也就是所謂的“實際利率定價”，以美國國債利率減掉美國CPI或者PCE（即“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從而得到一個實際利率，一般當實際利率越高，黃金價格就越低，并以此影響全球黃金市場參與者對價格的預期，來最終確定黃金價格。

但這套邏輯已經崩潰了，雖然一些經濟學家還在不停地引入各種新參數試圖構建新的模型，但根本無法解釋當前變化。反倒不如簡單根據國際環境的惡化來判斷。

其實這并不難理解，因為任何所謂的經濟學模型都不過是基于特定環境的經驗總結，當客觀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模型偏離現實才是正常的。

在政治的重大變化面前，經濟也只能先低頭。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文化四者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至少要分平時和異變、內部和外部等多維度進行梳理，在此就不贅述了。

以中國人習慣的話來說，當代正處于禮崩樂壞、秩序重塑的階段，全球重新回到大國主導的時代。過去建立在二戰后秩序下，中小國家可以在大國夾縫里左右逢源，甚至吃兩頭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中小國家重新回到了應有的位置。

就連遲鈍的西方世界國家也已經覺悟了，正如加拿大總理卡尼在1月20日公開宣講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基于規則的秩序正在消退，強者可以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承受他們必須承受的一切。”

在這一背景下，如果誰還拿著傳統的經濟模型去硬套，僅在經濟領域談經濟，必然要碰壁。否則如何能解釋美國非得要搞“小院高墻”，這完全不符合全球化帶來效率最優的基本經濟理念。

處于這樣一個重大變革時期，需要從更高的視野去把握時代的變化，理論工具還是有必要的。

目前國內研究者還遠未提出經得起考驗的系統理論，反而西方在這方面有更加扎實的研究和實證基礎，尤其是經歷了美蘇冷戰對抗時代的老一代。

有一個理論，小鎮覺得比較適合理解當代的國際權力之爭，那就是“結構性權力學說”。

小鎮特別喜歡“結構性”這個詞，因為當代方方面面都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國際上霸權國與新興大國在發生結構性變化，大國內部也在發生結構性巨變，中國內部很多現象和問題也可以用“結構性”來解答，比如勞動力供需、CPI指數等等。

“結構性權力學說”來自1988年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出版的《國家與市場：國際政治經濟學導論》一書的系統闡述，這一理論誕生的時間更早，起碼可以追溯到1970年發表的《國際經濟與國際關系：相互忽略的案例》，這篇論文特別強調必須把政治和經濟融合在一起進行分析，這篇論文被認定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建立的起點之一。

需要補充一個背景，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有兩大主要學派，一派以問題為導向的英國學派，奠基人是蘇珊·斯特蘭奇；另一派是以方法論見長的美國學派，典型比如《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就生硬地把國家制度分為包容性和攫取性，再忽略大量反例，強行說攫取性制度會導致國家失敗，這就是以方法論見長。重在研究方法工具而非解決實際問題，這也是美國各領域學術研究的通病，尤其在經濟學領域。

蘇珊·斯特蘭奇是怎么闡述世界政治經濟權力的來源呢？

她總結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存在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兩種。

聯系性權力就是強勢方可以強迫弱勢方做任何甲方希望做的事，直接對做事的過程和結果進行控制，比如二戰結束后，美國可以要求日本做任何事情；

結構性權力則是不強行命令，而是掌控如何做事的方式和方法，通過潛移默化的影響達成目標，甚至還會讓其他國家覺得是自己的主動選擇。

為方便理解，前者也可以理解為硬實力，后者則是軟實力。

蘇珊·斯特蘭奇將結構性權力的來源總結為四種：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知識結構，四者互相依存、不可分離。

安全結構：提供安全的國家，可以利用這一特殊地位，獲得特權。

典型如美國之于歐盟等西方國家，后者根本無法想象離開美國的安全保障會陷入何等狀況，于是特朗普總是拿取消美國的安全保護作為要挾，而西方國家還偏偏就吃這一套。

生產結構：核心是“什么創造了財富”，具體而言就是決定生產什么、誰來生產、為誰生產、用什么方式和條件生產等等一系列圍繞生產也就是財富創造的各種安排的總和。

這也好理解，美國就是通過跨國公司掌控了全球生產的主導權。

如蘋果公司等建立的“全球無工廠模式”，蘋果等美國企業不進行任何實際生產，卻拿走了最終產品帶來的絕大多數利潤，還可以在全球氛圍內分配誰來生產、生產什么、如何生產，這就是所謂的“果鏈”。

站在更高的視野上，美國對全球各國生產什么也有明確的規劃，也就是全球價值鏈分配。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美國原設想是只作中低端產品的生產國，中高端價值鏈則由西方國家掌控，利潤最豐厚的必然屬于美國，但在中國的快速崛起下，這一生產結構已經被極大顛覆，中國在全球幾乎所有產業領域都在爭奪全球價值鏈的上游。

大宗商品、關鍵礦物的掌控，這也屬于生產結構。

總之圍繞生產和財富創造的一切安排，都屬于，這是因為生產是所有政治、經濟的基礎，過去幾百年，人類社會權力中心與生產結構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比如工業革命后，歐洲成為世界權力中心，進入20世紀，美國成為全球生產中心，隨著兩次世界大戰，最終成為世界權力中心。

金融結構：核心是發放信貸的權力，憑借這一權力，一國可以創造并向全世界發行購買力。

典型就是美元，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時代，這就意味著掌握金融結構權力的國家，可以用自己發行、創造出來的貨幣購買力去影響乃至控制商品市場，進而影響生產結構的變化，甚至可以調節不同貨幣的購買力，就體現在操控匯率。

美國才是全球最大的匯率操縱國，為了自身利益，濫用美元霸權地位，將自身問題轉嫁給全球其他國家，并從中謀取暴利，現在也到了反噬的時候。

這一權力，在大宗商品價格操控上展現得尤為明顯，在日益互聯互通的全球時代，大宗商品價格可以直接影響到各國內部經濟，比如通過石油、金屬、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的波動，就可以影響到各國物價甚至影響到一國政局穩定。委內瑞拉、埃及、伊朗就是典型。

最近白銀價格暴漲，很大原因就來自金融操作。

目前白銀的杠桿率已經到了400倍，也就是白銀衍生物的價值是白銀實物的400倍，遠超黃金杠桿率。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了新的金融操作玩法，金融投機者盯準了市場上的賣空者，瘋狂唱多，但要求必須以實物交割，到了交割期，如果不想違約，就必須高價購買實物白銀交割，甚至操盤者還會根據不同交易中心的白銀存貨數量，選擇不同交易中心，比如在倫敦、紐約、上海之間不斷切換，把白銀現貨調來調去。

“期現”結合也是大宗商品市場永恒的話題，中國要想爭奪大宗商品定價權，期貨市場的建設是重中之重，上海市“十五五”規劃，就將“穩步有序發展期貨和衍生品市場”作為重點工作，當前主要推進的是黃金期貨市場國際化建設，目標是鞏固和提升上海在國際黃金市場中的地位，這也關系到中國在黃金市場中的地位。

知識結構：斯特蘭奇將信仰、觀念、科技等各類知識因素，以及這些知識因素的傳播方式和渠道，歸納為國際政治經濟權力來源的知識結構。自1648年簽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教會權威日漸衰退，科學以及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知識權力成為主導，比如各國爭奪科技優勢就是典型，而一些國家通過對市場信息的掌控，也可以獲得知識權力。

小鎮多次舉例的2004年大豆采購事件就是典型。

中國大豆企業之所以被國際資本血洗，就是因為中國不掌握全球大豆產量情況，唯一能作為決策參考的就是美國農業部等西方國家數據，偏偏當時對美西方人想象得太好，于是當美國農業部捏造數據說大豆將要減產，中國大豆企業在恐慌中紛紛簽下高價進口合同，合同簽訂后，美國農業部立刻發報告推翻了之前的數據，隨即國際大豆價格暴跌。

梳理到這，其實已經可以回應小鎮今天的題目了。

在爭奪國際政治經濟權力上，中美正基于各自優勢，雙向奔赴。還是要提醒，上述四個權力結構只是為了方便理解，理解之后還是要結合在一起綜合分析，否則又陷入了將政治和經濟分割的錯誤。

比如上面反復提到的大宗商品定價權，就體現了四大權力結構的影響。

美國在中東屢屢發動戰爭、扶持以色列，還長期針對、制裁委內瑞拉和伊朗，挑起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這背后的核心之一就是石油，一個關鍵的轉折是全球石油權力結構的變化。

2007年《金融時報》造了一個新詞，將全球七大國家石油公司統稱為“新七姐妹”，認為“國有石油公司的規模、產能，特別是尤其儲量都是驚人的，一個‘新七姐妹’的概念已經形成了”。所謂“新七姐妹”指的是沙特、俄羅斯、中國、伊朗、委內瑞拉、巴西、馬來西亞等七國的國家石油公司。

既然有“新”，自然有“舊”，對應“新七姐妹”的是以歐美國家石油巨頭組成的“七姐妹”，這七姐妹從19世紀后期開始，就長期統治世界能源體系，主要是美國石油巨頭。“七姐妹”的原油產量在1952年曾占據全球石油產量的90%，自然想怎么定價就怎么定價、想賣給誰就賣給誰，朝鮮之所以經濟驟然崩潰，就是因為喪失了石油等能源供應。

2015年，“新七姐妹”在國際市場上的供給集中度達到37.6%，預計在2037年左右，可以達到90%。

面對全球能源掌控權的轉移，美國怎能不急眼？梳理過去20多年美國的戰爭和外交行動，基本就是奔著這七大石油國有化國家去的，只不過方式方法不同。

最靠近美國的委內瑞拉最倒霉，總統都被綁架了。

發動戰爭確保石油霸權，是安全結構；打擊“新七姐妹”、強化“舊七姐妹”為代表的跨國石油巨頭，是生產結構；美國將石油與美元綁定，是金融結構；而通過頁巖油氣技術革命、掌控大宗市場信息，是知識結構。

這就是典型的混用，不同手段的融合，也產生了新的工具和威懾，總的來說，掌握的結構性權力種類越多，對國際政治經濟的話語權就越高。

當前，全世界唯一能夠跟美國在上述四個結構性權力來源上展開全面競爭，并具備一定優勢的，有且只有中國。

小鎮拍腦袋對中美兩國在四大結構權力上進行對比，以某一項最強國為10，對較弱國進行評分。

注意這僅僅是拍腦袋的示意，并不嚴謹，跟瑞·達利歐的《原則2》通過構建一套有18個關鍵指標的綜合評估體系，對主要國家興衰進行分析類似。有興趣的也可以自己找指標進行完善。

生產結構：中國10，美國6；

知識結構：中國8，美國10；

安全結構：中國6，美國10；

金融結構：中國4，美國10。

生產結構方面。

中國擁有人類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制造業，是全世界唯一擁有最全工業體系的國家，中國內部擁有41個工業大類的省都有兩個，其中山東已經接近具備全部工業中類，然而這樣的山東，在工業體系完整度方面，還排在廣東之后，而廣東很可能在2035年前后，超越美國加州，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省。

中國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在汽車造船等高價值環節快速崛起，甚至現在都有人開始說汽車不是啥先進產業了；中國在新興、未來產業方面也進展神速，往往美國還在畫PPT，中國已經開始實踐，比如馬斯克剛畫餅“太空算力”，然而中國早就開始實踐了，2025年5月，“三體計算星座”首批12顆計算衛星發射升空，預計到2027年建成100顆，而這只是中國“天算”體系的一部分而已。

目前美國雖然還掌握高價值環節，但隨著中國科技產業日益逼近、超越美國，美國還能守住多久呢？更何況，中國是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的主要貿易國，2025年貨物貿易順差接近1.2萬億美元，比2024年增長20%左右，這就說明了中國制造的強大。

對此，美國只能采取招架、防守，搞“再工業化”“友岸外包”“小院高墻”等等，但美國產業空心化慣性巨大，重建供應鏈談何容易。

其他國家也不傻，就像一個單位，一把手非常強勢搞“一言堂”，但稍有眼光的已經注意到被一把手針對的二把手大有可能上位，正常人就算不敢跟二把手親近，但兩邊下注，總會吧？

想要在中國之外再搞一套產業鏈，難度本就極大，在想著兩邊下注的心態下，幾乎不可能。何況美國啥樣，各國都很清楚，就算真的靠近美國，也很可能被美國生吞活剝，反而跟中國做生意，更加安全。

知識結構方面。

中國已經在快速追趕，“自然指數”是一個標志性指標，2022年中國已經超過美國；還有一個值得參考的報告，那就是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發布的關鍵技術追蹤報告，2024年8月發布《二十年關鍵技術研發追蹤》，匯總2003年到2023年的64項關鍵技術領域的變化，最開始美國在60項處于領先地位，然而到2023年，中國已經在57項處于領先地位，美國只剩7項。

到了2025年，擴充到74項關鍵未來技術，中國在66項居領先地位，美國只剩8個。

很多人過度崇拜所謂的“0-1”，瞧不上“1-100”。但現代科研，也得講量變到質變，科研也可以搞窮舉，“1-100”搞多了，一定會溢出到“0-1”，而且現代人類科技理論已經發展陷入相對停滯，反而是應用變得更加重要。

當前在知識結構領域，中國主要弱點是全球信息的掌控，這也是小鎮在《》重點闡述的。

安全結構方面。

雖然中國在軍事技術、武器裝備、體系作戰等領域已經開始領先美國，但關鍵還是全球布局等軟性積累。比如海軍，中國海軍裝備對多數美軍裝備具備優勢，但在全球水文、全球工勤保障體系、作戰損管經驗等等，還有很大短板，在當前情況下，如何確保中國海外利益和關鍵生命線的安全，尤為重要。

金融結果方面。

就不多說了，挑戰美元霸權，還需要耐心。

目前類似美國在產業領域做的，中國主要是建立備用的平行體系，并借助中國的產業優勢，推動更多國家使用這套平行體系。

在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的時候，中國作為多種大宗商品的最大供應國，用美元計價、購買很虧，但如果換成人民幣呢？價格就穩定了，這對很多國家是有吸引力的。

以上只是分析國際政治經濟的一種方法論，真要想把握好，還是得各種方法綜合利用，但有方法，就必然強過拍腦袋。在人文社會哲學領域，自己覺得原創的，其實早就有人研究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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