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賀龍追悼會，洪學智從東北返京未通知也要去鞠躬

洪學智這輩子最執拗的一次堅持，是1975年沒接到任何通知，自掏腰包從東北趕回北京，只為給賀龍元帥鞠三個躬。這份在特殊年代里的純粹敬意，成了革命情誼最動人的注腳。

1975年的洪學智，剛從多年的下放勞動中恢復工作不久。1974年8月，他被任命為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長，在此之前，他在吉林的農場扛過鋤頭、修過水渠，干了好幾年農活，處境并不算完全穩固。可當報紙上登出“賀龍同志骨灰安放儀式”的消息時，這位歷經風雨的開國將領，還是坐不住了。

他和賀龍的交情，要從1936年長征中的甘孜會師說起。早年洪學智隸屬紅四方面軍，賀龍是紅二方面軍總指揮，兩支隊伍在甘孜會師后并肩北上，一路風餐露宿、浴血奮戰。賀龍的耿直豪爽、嫉惡如仇，還有對戰士們的體恤，讓洪學智打心底里敬佩。后來抗日戰爭時期，洪學智在新四軍任職，賀龍率領120師扎根西北；解放戰爭時期，洪學智奮戰在東北戰場，賀龍在西北、西南指揮作戰，兩人雖分屬不同戰略方向，卻始終相互關注著彼此的消息。建國后，兩人在中央軍委有了直接的工作往來，這份革命同志的情誼也愈發深厚。

洪學智看到報紙上的消息，當即就做了決定：得去北京。他心里清楚，自己此時任職地方石化系統，早已不在軍隊序列，大概率不會收到官方的吊唁通知。可一想到賀老總當年“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意氣，想到甘孜會師時并肩行軍的日子，想到建國后共事的點滴，他就沒法安心待在吉林。“就算沒通知，也得去送送老領導，給老首長鞠個躬。”

出發前，洪學智沒驚動地方組織，只親手寫了一張請假條交給吉林省革委會，內容簡單明了：“奔喪——賀龍同志”。隨后讓秘書買了一張從吉林到北京的硬座火車票，那趟火車要走十四個小時，車廂里擠滿了人，空氣悶熱又渾濁。這位曾經指揮過幾十萬大軍后勤的志愿軍副司令，就擠在普通乘客中間，靠窗坐著，目光一直望著南方。有人認出他的身份，悄悄遞過來一支煙，他擺擺手謝絕，一路沒怎么說話，腦子里翻來覆去都是和賀龍有關的回憶。

到北京后，洪學智沒去住公家的招待所，也沒主動聯系任何老戰友，生怕給別人添麻煩，而是借住在總后營房部一位老部下家里，盡量保持低調。他心里清楚，當時的政治環境依然復雜，“四人幫”還在興風作浪，這場骨灰安放儀式，其實是軍界對“四人幫”的一次無聲抗議。

6月9日下午，洪學智換上熨燙平整的中山裝，獨自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里莊嚴肅穆，賀龍的遺像掛在正中央，覆蓋著鮮紅的黨旗，四周擺滿了花圈，從室內一直排到室外。毛主席、黨中央、人大、國務院、政協、軍委都送了花圈，在京的大將、上將、中將全部參加，軍委在京十幾個大單位的領導和機關群眾代表約一千五百多人到場，規格之高，遠超一般的安放儀式。

讓在場所有人動容的是，身患重病的周恩來總理，不顧醫生的強烈勸阻，抱病趕來參加儀式。一進大廳，周總理就握著薛明的手悲聲呼喊“薛明呀，我沒有保住他呀”，隨后致悼詞，全場的人看著這一幕，無不紅了眼眶。薛明后來回憶，周總理當時還緩緩地說“我的時間也不長了”，讓整個休息室里一片哭聲。

洪學智站在人群中，看著賀龍的遺像，想起當年并肩作戰的歲月，鼻頭一酸。他跟著人群，一步步走到骨灰盒前，深深鞠了三個躬，每一個鞠躬都飽含著對老首長的敬意與哀思。儀式結束后，他沒多停留，悄悄離開了八寶山，后來又自費買了回程的火車票，回到了吉林的工作崗位上。

很少有人知道，這場高規格的儀式背后，還有一段尋找骨灰的波折。賀龍去世時，專案組沒讓家屬參加火化，骨灰被化名“王玉”，編號0034，存放在八寶山老山骨灰堂的最后一排最下層。直到儀式前，軍委辦公廳的工作人員才幾經周折找到，還專門派兵看守，更換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專用的紫檀木雕花骨灰盒。

洪學智的這趟奔波，沒有任何名利可言，純粹是為了那份跨越數十年的革命情誼。有人說他太冒險，剛恢復工作就不顧影響；也有人說，正是這樣的執拗，才讓革命情誼顯得愈發珍貴。在那個派系紛爭、人心浮動的年代，洪學智用一趟兩千多里的火車奔波，用自掏腰包的樸實行動，詮釋了什么是真正的“一日為戰友，終身念恩情”。

后來，洪學智在1988年再次被授予上將軍銜，成為新中國唯一一位兩次授銜上將的將領。那段往事，不僅是他個人記憶里的珍貴片段，更折射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之間，那種歷經風雨而不改的純粹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