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周一早晨的辦公室，咖啡機嗡嗡作響。我盯著電腦屏幕上的報表，手指在鍵盤上飛舞。這個季度的業績必須在這周出來，我已經連續加班三天了。
“林姐，早啊。”一個怯生生的聲音在身后響起。
我轉過頭，看見新來的實習生趙小雨站在我工位旁。她上周一入職，人力部分給我們部門，指定由我帶。七天來，她像個影子一樣跟著我，問東問西，筆記記了滿滿一本。
“早。”我簡短地回應，繼續敲鍵盤。
她沒走，在我旁邊站了一會兒，手指絞著衣角。我聞到一股廉價香水味，混合著焦慮的氣息。
“林姐...我...我能跟您說件事嗎？”她終于開口。
我嘆了口氣，保存文檔，轉向她：“什么事？”
趙小雨咬了咬嘴唇，聲音小得像蚊子：“我...我想跟您借點錢。”
我愣了愣。入職七天，開口借錢？
“多少？”我問，已經準備好聽到一兩千的數字。
“兩...兩萬。”她幾乎不敢看我。
辦公室的空調突然顯得太冷了。兩萬，對于一個剛入職、月薪四千的實習生來說，相當于五個月的工資。
“為什么？”我問，聲音保持職業性的平靜。
“我媽住院了，急性闌尾炎，要手術。”她眼圈紅了，“醫保報銷要等出院后，現在急用押金。我...我剛工作，沒什么積蓄...”
她說得情真意切，眼淚在眼眶里打轉。但我在職場十二年，見過太多演技派。上周市場部的小王還編了個“父親重病”的理由預支工資，結果被發現是賭球輸了。
“你可以向公司申請預支工資。”我說，“或者找親戚朋友。”
“我試過了...”她低下頭，“公司說實習生不能預支。親戚...都在老家，一時湊不齊。林姐，我真的沒辦法了，才來找您...”
她哭了出來，聲音不大，但足以讓周圍幾個同事側目。
我遞給她一張紙巾：“抱歉，我幫不了你。”
她抬起頭，眼里滿是震驚和失望：“林姐，我保證下個月發工資就還您！我可以寫借條，按銀行利息...”
“不是錢的問題。”我說，“是我們不熟。你入職七天，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全名怎么寫。兩萬不是小數目，我不能借給一個幾乎陌生的人。”
她的臉紅了，又白了，最后變成一種難堪的灰敗。
“對...對不起，打擾了。”她轉身匆匆離開，肩膀在抖。
我繼續工作，但心里并不平靜。這七年，我在職場上吃過太多虧：借給前同事三萬，那人辭職后人間蒸發；幫下屬墊付醫藥費，結果對方連句謝謝都沒有；甚至給領導的孩子隨禮，最后成了理所當然。
三十四歲，我學會了職場第一課：公事公辦，私事免談。尤其是錢。
下午，部門經理李總把我叫進辦公室。他五十多歲，在行業里有點名望，平時對我不錯。
“小林，坐。”他指了指對面的椅子。
我坐下，等著他談項目進度。
“聽說趙小雨找你借錢了？”他卻問了這個。
我心里一沉：“是的。”
“你沒借？”
“沒有。”
李總點點頭，沒說話，只是看著我。那種眼神，像在審視什么。
“李總，我知道您可能覺得我不近人情。”我主動開口，“但我有我的原則。職場不是慈善機構，我和她認識不到一周...”
“她母親真的住院了。”李總打斷我，“我剛接到她老家醫院的電話確認。急性闌尾炎穿孔，情況緊急。”
我愣住了。
“她父親早逝，母親一個人把她拉扯大。”李總說，“這次手術費要五萬，她東拼西湊了三萬，還差兩萬。”
辦公室里安靜得能聽見空調出風口的聲音。
“所以您希望我借給她？”我問。
“我希望你能有點人情味。”李總看著我的眼睛，“小林，你工作能力強，業務熟練，但太冷了。同事之間，不只是工作關系。”
“我明白。”我說，“但李總，這七年，我見過太多利用同情心的事。去年張偉的事您還記得嗎？他編了個兒子生病的理由，大家給他湊了三萬，結果他去賭博了。”
“趙小雨不是張偉。”
“您怎么知道？”我反問，“我們認識她才七天。”
李總嘆了口氣：“有時候，人要相信直覺。我的直覺告訴我，這孩子沒說謊。”
“我的直覺告訴我，謹慎為好。”我說。
談話不歡而散。走出辦公室時，我感覺后背有幾道目光，刺刺的。
第二天一早，我剛到公司，就感覺氣氛不對。同事們看我的眼神很奇怪，有人低頭竊竊私語。
打開電腦，內部通訊軟件彈出一條消息，是李總群發的：“鑒于近期有同事遇到家庭困難，公司決定設立臨時救助基金。自愿原則，金額不限。收款人：趙小雨。”
下面已經跟了幾十條“已轉”。五百，一千，兩千...財務部的小劉轉了五千。
我盯著屏幕，手指停在鍵盤上。轉，還是不轉？
最后，我關掉了窗口。不是舍不得錢，是不喜歡這種被道德綁架的感覺。
中午在食堂，我獨自吃飯。平時一起的幾個同事，今天都“恰好”有事。只有趙小雨坐在角落里，一個人，面前擺著最便宜的素菜。
她看見我，迅速低下頭。
下午，李總又叫我進去。這次他臉色很難看。
“小林，你看到了群里的消息吧？”
“看到了。”
“你打算捐多少？”
“我不捐。”我說。
他猛地站起來：“為什么？”
“李總，捐款是自愿的。”我迎著他的目光，“我有權選擇不捐。”
“是，你有權！”他聲音提高了，“你也有權冷漠，有權自私！但我要告訴你，職場不只是能力和業績，還有人品和溫度！趙小雨現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你作為她的導師，袖手旁觀，你覺得合適嗎？”
“李總，”我努力保持冷靜，“我幫她是情分，不幫是本分。我沒有義務必須幫她。”
“義務？”他冷笑，“林曉，你在公司十二年，我帶了你八年。我以為我了解你，現在發現我錯了。你太讓我失望了。”
那句話像一記耳光，打在我臉上。
“李總，如果沒事我先出去了。”我轉身要走。
“等等。”他說，“下個月廣州的項目，你不用去了。我讓王磊接手。”
我僵住了。那個項目我跟了半年，投入了無數心血，是我今年晉升的關鍵。
“為什么？”我問，聲音在抖。
“因為我不確定，一個對同事如此冷漠的人，能否在團隊項目中真正合作。”他說，“林曉，職場是講人情的地方。你今天對趙小雨的冷漠，讓我懷疑你對團隊的態度。”
我走出辦公室時，手在抖。不是因為失去項目，是因為那種被審判的感覺。
回到工位，趙小雨不在。同事說她請假去醫院了。
我盯著電腦屏幕，那些報表和數據突然變得毫無意義。十二年職場生涯，我第一次懷疑自己的原則是不是錯了。
下班后，我沒有直接回家。我去了醫院——趙小雨母親住的那家。在住院部前臺，我查到了她母親的名字：王秀英，51歲，急性闌尾炎穿孔，下午三點手術。
“手術順利嗎？”我問護士。
“剛出手術室，在ICU觀察。”護士看了我一眼，“你是家屬？”
“...同事。”
我走到ICU外的走廊。趙小雨坐在長椅上，抱著膝蓋，頭埋在臂彎里。她沒看見我。
我站了一會兒，轉身離開。在醫院門口的花店，我買了一束康乃馨，又回到ICU。
把花放在長椅上，趙小雨抬起頭，看見我，愣住了。
“林姐...”
“你母親怎么樣？”我問。
“醫生說手術順利，但還要觀察...”她眼睛又紅了。
我坐下，從包里拿出一個信封：“這里有兩萬。”
她瞪大了眼睛：“林姐，您...”
“不是借給你的。”我說，“是借給你母親的。等她好了，讓她親自還我。”
趙小雨的眼淚掉下來：“謝謝...謝謝林姐...”
“別謝我。”我站起來，“我這么做不是因為我善良，是因為我不想帶著愧疚工作。錢你收好，寫個借條，明天給我。”
我走了，沒回頭。但心里那塊石頭，好像輕了一點。
第二天，趙小雨把借條放在我桌上。字跡工整，有她和她母親的簽名，還有手印。
“林姐，真的謝謝您。”她深深鞠躬，“我會盡快還您的。”
“不急。”我說，“先照顧好你母親。”
那天下班前，李總把我叫到茶水間。他遞給我一杯咖啡：“廣州的項目，還是你去。”
我看著他。
“趙小雨今天來找我了。”他說，“說你借了她兩萬，還去醫院看了她母親。她說，你是她見過最好的人。”
我苦笑：“我不是。我只是不想被說冷血。”
“我知道。”李總拍拍我的肩，“小林，我昨天話說重了，對不起。但我希望你能明白，職場確實需要原則，但也需要溫度。這兩者不矛盾。”
我點點頭。
“你幫趙小雨，不是因為她可憐，而是因為你有能力幫，而且選擇幫。”他說，“這才是真正的強者。”
那天之后，我和趙小雨的關系微妙地改變了。她還是跟著我學業務，但不再那么小心翼翼。有時會帶她母親做的點心給我，說是謝禮。
三個月后，她還了第一筆錢，五千。又過了兩個月，還清了全部。
“林姐，謝謝您。”還錢那天，她眼睛亮晶晶的，“沒有您，我真不知道怎么辦。”
“是你自己挺過來的。”我說。
如今，趙小雨已經轉正，成了部門的新星。她母親康復了，經常讓她帶些老家特產給我。而我和李總的關系，也比以前更近了一步——不是上下級，而是真正的師徒。
上周部門聚餐，李總舉杯說：“在職場上，我們不僅是同事，更是彼此生命中的同行者。有時拉一把，有時扶一下，這就是團隊的意義。”
我舉起杯，看著滿桌的笑臉，突然明白了。
職場十二年，我學會了保護自己，但也差點失去了溫度。而那個入職七天就開口借兩萬的實習生，用她的困境和真誠，教會了我最重要的一課：原則要有，但心不能冷；邊界要守，但手不能總插在口袋里。
那兩萬塊錢，最終借出去的不僅是錢，還有我對人性的重新信任。而那句“你真冷血”，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我曾經的冷漠，也照出了我后來的改變。
如今，我依然不會隨便借錢給同事。但如果有下一個“趙小雨”，我會先問清楚，再決定幫不幫。因為幫助不是義務，但也不是禁忌；冷漠不是精明，而是另一種形式的貧窮。
這就是職場，也是人生：我們在保護自己的同時，也要學會伸出援手；在堅守原則的同時，也要保留溫暖的能力。
而那兩萬塊錢的故事，最終成了我們部門的一個傳說——關于信任，關于改變，關于在冷漠的世界里，依然選擇相信善良的可能性。
至少，我選擇了相信。而這份相信，讓我成為了更好的自己，也讓我收獲了一個真正的團隊。
注：圖片來源于網絡，素材來源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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