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有深圳大芬油畫，北有山東巨野工筆，誰的模式更能點“畫”成金

中國隱藏的“繪畫印鈔機”：兩個小城，一支畫筆，如何創造出90億年產值的富民產業？

45億+45億=？中國這兩座小城把畫畫做成了90億的大產業。

放下鋤頭拿起筆，從農民到畫師：他們用顏料“涂”出了百億級市場。

你或許很難想象，畫畫這門看似“陽春白雪”的藝術，在中國兩個小地方，竟然被做成了產值合計約90億元的“下里巴人”產業。

這不是天方夜譚。一個在南方，是深圳的“大芬油畫村”；一個在北方，是山東菏澤的“巨野縣”。

它們一個以油畫聞名，一個以工筆牡丹畫著稱，看似毫不相干，卻都讓成千上萬的普通人，通過手中的畫筆，實實在在地改變了命運。

這背后，沒有高深莫測的藝術理論，有的只是一個非常實在的詞：產業化。

時間倒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香港畫商黃江為了尋找成本更低的油畫生產基地，來到了當時的深圳郊區大芬村。

那時的村子偏僻安靜，租金低廉。黃江帶著訂單和畫工在這里落腳，承接海外市場的油畫臨摹業務。

他可能沒想到，這個為了生存的務實選擇，像一顆種子，落進了最適合的土壤。

幾乎在同一時期，遠在北方的山東巨野，情況則有些不同。這里的工藝美術廠曾為出口創匯生產彩蛋、屏風畫。

廠子后來經營不善，但培養出的畫工手藝還在。為了謀生，他們開始以家庭作坊的形式，繼續畫工筆牡丹。

牡丹是菏澤的市花，巨野人畫起來有天然優勢。起初，是幾十個有商業頭腦的人，背著畫作跑遍全國去推銷。

一個是被動承接的產業轉移，一個是自發求生的手藝變現。南北兩地，幾乎同時邁出了第一步。

但光靠零星訂單和個人闖蕩，成不了氣候。產業要壯大，必須形成規模和效率。

大芬村很快摸索出了“流水線”作業模式。一幅世界名畫被分解成多個步驟。

有的畫工專畫天空，有的只勾勒輪廓，有的負責上色。這種分工讓生產效率極大提升。

一個沒有美術基礎的學徒，經過短期訓練，就能熟練掌握其中一個環節。媒體報道過，在這里，一個畫工兩小時就能臨摹出一幅梵高的《向日葵》。

巨野的工筆牡丹畫也是如此。創作一幅畫有固定步驟：起稿、勾線、上色、分染、點蕊。

對于許多農村畫師，尤其是婦女而言，她們往往不需要自己創作底稿。拿到現成的精美底稿后，她們能憑借熟練的技法，快速完成后續繪制。

一份底稿可以被反復使用，繪制出大量構圖相似但同樣精美的畫作。這種模式，在藝術圈被稱為“行畫”。

有些人對此不屑一顧，認為這只是重復勞動，缺乏原創性。但在大芬和巨野，這不是問題。

因為它們的核心定位從一開始就不是創造傳世藝術品，而是生產滿足市場需求的裝飾畫。

藝術追求獨一無二，而產業追求的是標準化和可復制性。正是這種清晰的定位，讓產業規模迅速膨脹。

大芬村的畫作源源不斷輸往海外，據說全球市場上約70%的油畫來自中國，其中80%又來自大芬。

巨野的工筆牡丹畫則占據了全國手繪工筆牡丹畫市場的80%以上，作品遠銷上百個國家和地區。

產業做大了，政府和社會的力量開始注入，為這兩臺“繪畫機器”添加了更強勁的引擎。

深圳地方政府對大芬村進行了環境改造和產業引導，建起了藝術廣場和畫廊，將其打造成特色文化街區。

這不僅僅是為了美觀，更是為了產業升級。如今的大芬，早已不是單純的油畫加工廠。

它融合了創作、交易、展覽、培訓甚至旅游休閑，變成了一個多元的藝術生態圈。咖啡館、繪畫體驗室與畫廊并肩而立。

游客可以在這里看畫、買畫，也能親手體驗畫畫的樂趣。產業鏈的延伸，創造了更多價值。

在巨野，當地政府的支持更為系統。他們每年設立專項發展資金，用于畫師培訓、畫院建設和市場開拓。

巨野縣書畫院成為重要的培訓和創作中心。他們不僅教授技法，更組織優秀畫師進行主題創作。

政府牽頭，讓工筆牡丹畫從民間作坊走向了國家級舞臺。這是“產業”與“藝術”一次漂亮的結合。

2018年是一個高光時刻。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主會場，各國元首身后是一幅巨幅工筆牡丹畫《花開盛世》。

這幅畫寬15.5米，高4.2米，由巨野縣書畫院的畫家們集體創作。畫中218朵盛開的牡丹，寓意美好。

同年，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合影背景《錦繡春光》，同樣出自巨野畫家之手。畫中130朵牡丹，對應當時130個參會國。

這些作品，讓巨野工筆牡丹畫從普通的裝飾商品，躍升為國家重大外交場合的文化符號。

大芬村也有自己的高光時刻。2010年上海世博會深圳館的外墻上，有一幅名為《大芬麗莎》的特殊作品。

它是將《蒙娜麗莎》旋轉90度，由大芬村507位畫工每人繪制一小塊，最終拼合而成。

每一塊畫板的角落，還有畫工寫下的樸素夢想：“我想開一家畫廊”、“我想成為真正的畫家”。

這個作品完美詮釋了大芬的本質：它不是少數藝術家的殿堂，而是無數普通人用勞動追尋夢想的現場。

榮譽隨之而來。大芬村被譽為“中國油畫第一村”，成為首批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

巨野縣則被命名為“中國農民繪畫之鄉”和“中國工筆畫之鄉”。這些稱號，是對產業成就的最佳肯定。

當然，挑戰也一直存在。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從“模仿”走向“原創”，從“制造”邁向“創造”。

原創意味著更高的藝術價值和市場溢價，但也意味著更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大芬和巨野都嘗試過鼓勵原創。大芬有畫家的原創作品拍賣出百萬元高價，巨野也涌現出了一些知名的原創畫家。

但對于龐大的產業從業者而言，原創之路依然狹窄。絕大多數畫師，依然依賴穩定、高效的“行畫”模式謀生。

這是現實的抉擇。畢竟，產業的首要任務是生存與發展，是讓更多人獲得一份體面的收入。

未來的路在哪里？或許答案不是二選一，而是融合與升級。

大芬村正在向“藝術+”街區轉型，結合數字藝術、衍生品開發，拓寬業態。巨野也在探索“AI+工筆畫”，嘗試用科技賦能傳統創作。

它們都在努力，讓產業鏈更長，讓附加值更高。讓畫師們不僅靠手速，更能靠創意獲得回報。

回過頭看，大芬和巨野的故事，提供了一個非常中國式的產業發展樣本。

它始于最樸素的生存需求，成于清晰的市場定位和高效的產業組織，興于政府與社會的合力助推。

它把高高在上的藝術，變成了普通人可以參與、可以獲益的“手藝”。它用實踐證明，文化不僅能滋養精神，也能實實在在創造財富。

一支畫筆，可以描繪個人夢想，也可以勾勒出一個產業的宏偉藍圖，更可以點綴千家萬戶的美好生活。

這或許就是“藝術產業化”最動人的一面：它讓美，變得可及、可用、可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