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蘭一家科技學院的董事在接受采訪時說,中國與其花大把錢去搞光刻機研發,不如把這筆錢用在別的地方。這話聽起來挺“理性”,甚至帶著點“為你好”的語氣。他說得沒錯,光刻機這東西確實難做。一臺EUV光刻機,零件超過十萬個,來自全球5000多家供應商,光是德國蔡司的鏡頭系統就卡住了無數國家。更別說整個技術體系被ASML、英特爾、臺積電這些巨頭牢牢攥在手里,專利壁壘高得像一堵墻。從這個角度看,一個國家想從零開始造出自己的高端光刻機,幾乎是在挑戰物理和工程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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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在于,這位董事忽略了一個最根本的事實:有些事,不是“值不值得做”,而是“不得不做”。
芯片是現代工業的血液,而光刻機就是制造芯片的核心工具。沒有它,7納米以下的先進制程就無從談起,人工智能芯片、高性能計算、下一代通信設備都會被卡住脖子。這不是選擇題,而是生存題。你可以勸一個人別去爬珠峰,因為太危險、成本太高,但如果他家就在山那邊,不翻過去就活不下去,那他只能硬著頭皮上。
中國不是沒試過“干點別的”。過去幾十年,我們大量采購國外設備,依賴全球供應鏈,結果呢?一旦地緣政治風向一變,出口管制一收緊,整個產業鏈就面臨停擺風險。華為被斷供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那時候大家才真正明白,核心技術靠買是買不來的,靠求更是求不到的。
所以,中國投入巨資研發光刻機,不是為了“復制ASML”,也不是為了“爭一口氣”,而是為了掌握最基本的產業自主權。哪怕短期內看不到回報,哪怕要花二十年、三十年,也必須有人去做。因為一旦放棄,就意味著永遠被鎖在技術金字塔的底層,只能做組裝、代工、低端制造,永遠無法參與最高端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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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董事還提到,日本當年靠逆向工程抄了美國GCA的光刻機,后來卻還是被ASML用浸潤式技術一舉反超。他似乎想用這個例子說明“模仿沒出路”。但這里有個關鍵區別:日本當年抄的時候,整個行業還在成長期,技術路線尚未固化;而今天,EUV已經成了事實標準,生態、專利、供應鏈高度集中,想繞開幾乎不可能。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策略其實比“照搬”要復雜得多。一方面,確實在攻關LPP光源、精密光學、雙工件臺這些傳統路徑上的關鍵技術;另一方面,也在探索LDP、納米壓印等非主流路線。這不是盲目蠻干,而是在多條戰線上同時推進,試圖找到突破口。哪怕只有一條路走通,就能打破僵局。
更重要的是,光刻機研發帶來的溢出效應遠超想象。為了造這臺機器,中國在超高真空、精密控制、激光物理、材料科學等領域都取得了實質性進步。這些技術不會只停留在實驗室,它們會流向醫療設備、航空航天、高端儀器制造等多個行業。換句話說,就算最終沒能造出完全對標ASML的EUV,這場“長征”本身就已經在重塑中國的工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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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與其死磕光刻機,不如發展chiplet(芯粒)、RISC-V架構或者新材料器件,繞開摩爾定律的限制。這種思路當然有價值,也是中國正在布局的方向。但問題是,先進封裝依然需要先進制程的芯片作為基礎,RISC-V也需要制造能力來落地。沒有制造,再好的設計也只是紙上談兵。
回到那位荷蘭董事的話——“不如拿錢干點別的”。這話如果出自一個普通學者之口,或許只是學術討論;但出自一個與ASML生態密切相關的人士之口,就難免讓人多想一層。ASML今天的地位,正是建立在全球多數國家“不干這事”的基礎上。如果大家都覺得“不劃算”“沒必要”,那它的壟斷就穩如泰山。
而中國偏偏不信這個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不是沖動,而是一種清醒的戰略定力。歷史上,所有實現技術躍遷的國家,都是在別人說“你做不到”的時候,默默把事情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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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別用“性價比”去衡量光刻機的研發。這不是一筆經濟賬,而是一筆戰略賬、安全賬、未來賬。今天花3000億可能造不出完美的EUV,但如果不花這3000億,明天連說話的資格都沒有。
中國不怕慢,就怕停。光刻機這條路,注定漫長、孤獨、充滿失敗,但只要不停下腳步,就有希望。而那些勸你“干點別的”的人,或許只是希望你永遠留在原地,別去動他們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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