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人與近代上海⑵：“香山人”轉戰工商業

近代中國，洋務運動中香山人容閎功不可沒。

1854年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回國，曾任瓊記、寶順洋行買辦的容閎，于1863年與曾國藩交談時，就提出“制器之器”的設想，得到曾國藩賞識，委派他出洋采購機器，聘請外國技工。1865年初，容閎采購的西洋機械運抵國門，中國近代史上首家大型機械廠“江南制造總局”在上海宣告成立，文明古國向近代化之路跨出了一大步。

1865年創建的江南制造（總）局 解放日報資料圖片

在江南制造總局期間，容閎還促成了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兵工學校的創辦。不久，他在上海發起籌組華商輪船公司，起草了《聯設新輪船公司章程》，試圖發展中國新式輪船航運業，打破洋商在華的壟斷地位。雖然他的這一主張未能當即付諸實施，但對曾國藩、丁日昌、李鴻章等洋務官僚創辦軍用和民用企業，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由買辦商人向洋務企業的倡導者和參與者的角色和身份的轉變，同樣也極大地激發了香山買辦商人投資新式工商業和參與中國早期工業化的熱情。

尤其是孫中山出生的1866年，他的鄉親在德商禪臣洋行做買辦的方逸侶之父方舉贊，與打鐵工出身的親戚孫英德合伙，在英商虹口老船塢對面，成立了我國最早的民族機器工廠——發昌機器廠。

發昌機器廠除了從洋商船廠包攬一些零件加工業務外，還制造各種機器、車床汽錘和輪船等，后發展成“發昌號”銅鐵機器車房，成為19世紀80年代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中自行造船規模最大的一家機器廠，比1872年陳啟源在廣東南海創辦的我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的蒸汽繅絲廠——“繼昌隆”早了整整6年。

容閎對“制器之器”不遺余力的個性化勸導和社會化的推動，孫英德和方舉贊民營化的創新實踐，終于助力敲開了中國社會故步自封的大門，也迎來了興辦近代新式工商業的大潮。

容閎心心念念的官派留美幼童教育計劃得到清政府的批準，120名幼童于1873年開始分批赴美接受留學教育。而鄭觀應的《論中國輪船進止大略》《辨洋人新聞紙于中土不宜開金礦論》兩文的發表，更是對洋務運動系列舉措的深層次思考和回應。容閎提出的“聯設新輪船公司”的建議，也在各方的呼應下得以落實。1873年1月14日，第一個官督商辦近代企業——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

1872年8月11日，經清朝政府批準，在陳蘭彬、容閎率領下，中國第一批留學生梁郭彥、詹天佑等30人從上海啟程，前往美國開始留學生涯。圖為中國第一批留學生的合影。 新華社發

但是，輪船招商局剛剛成立時，香山買辦商人還是局外人，因為當時許多保守人士并不信任洋行里的買辦。創辦人沙船富商朱其昂在招股時，一些買辦或買辦化商人態度冷淡，富商胡光鏞、李振玉等也以“畏洋商嫉忌”和“眾論不洽”為由拒絕入股。不到半年時間，招商局虧蝕數萬，以致李鴻章深慮“股份過少，恐致決裂”。

在騎虎難下之時，李鴻章想起了上海知縣香山人葉廷眷，通過他和盛宣懷的力薦，怡和洋行大買辦唐廷樞和他的同鄉徐潤迅速被李鴻章委任為輪船招商局的總辦和會辦。唐、徐負責輪運、招股業務，朱、盛負責漕運和官務。

唐廷樞、徐潤接管輪船招商局后，大膽改革，建章立制、明確商股的地位、強調商總和商董在人事方面的作用，增強商董在企業管理中的地位，在股權設置、經營管理、盈利與分配、賬目公布和股權運作等方面，吸收了西方股份制中的積極內容和運作模式，完善并發展了股份制。這些舉措使輪船招商局既具備了近代資本主義股份制的特征，又體現了中國近代股份制的運作方式和特性。

結果，招股形勢大為改觀，不到兩個月，就超出招股預期。招商局也在唐廷樞和徐潤的精心運營下，很快起死回生。不到幾年的時間，就與英商怡和、太古等輪船公司并駕齊驅，而且在1877年成功并購了美商旗昌輪船公司。他們不僅使輪船招商局在中外航運業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而且有效地堅定了清政府興辦洋務企業的決心，激發了買辦、富商、官員等投資新式工商業的熱情。

難能可貴的是，在怡和洋行做總辦的唐廷樞和在商場上如魚得水的徐潤，本來已經享受著高昂的薪水和可觀的傭金，完全可以過著穩定而又優渥的生活，但他們有著深沉的家國情懷和為國為民族建功立業的志向，更有著當時大多數人所不具備的經營新式工商業的能力和經驗，看到了民族工商業發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香山商人義無反顧地放棄優厚的待遇和穩定的工作，冒著投資和經營的風險，直接投身于錯綜復雜的競爭環境和尚不穩定的職場。唐廷樞、徐潤在香山同鄉的協作和李鴻章等的支持下，先后創辦了仁和水險公司和濟和水險公司，使輪船招商局的船貨和中國航運業的運營有了安全保障。唐廷樞后來又任開平礦務局總辦，為開平煤礦的創建立下了汗馬功勞，也為中國新式工業的生產和運營提供了最有效的動力支持。

雖然在上海輪船招商局的經營管理上，他們也難免在商言商，甚至也有投資失敗的慘痛教訓，但他們為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推進，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增強了較大的競爭力。他們在經營管理上的失策，以及為個人生意、投機付出的代價，也為更多民族資本投資新式工業敲響了警鐘，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在中國早期工業化和上海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有“碩學買辦”之稱的香山人鄭觀應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更顯得彌足珍貴。

誠如郝延平所言：“他對西方沖擊的解釋、對議會制度的建議，他關于強硬的國家主義與謹慎的對外政策相結合的倡議，他對于商業和工業的能動作用以及對新興商人地位的合理化的強調，他向中國某些傳統的價值觀念提出了挑戰……這些知識不能由研讀儒學經典獲得，相反，這是他作為一個買辦而同外國人交往的結果。”

的確，鄭觀應就是抱著儒家建功立業的志向和保家衛國的情懷，密切關注輪船招商局等新式工商業的生存狀態和運營情況，投資或參與籌建上海機器織布局、津滬電報局、內河航運和漢陽鐵廠等新式企業，甚至三進三出上海輪船招商局，最后病逝于上海輪船招商局任上。

他的一生從參加科舉失敗到進入上海洋行當買辦，再投身早期工業化建設，在上海輪船招商局三起三落，雖然毀譽參半，卻不計名利得失，始終不忘儒商本色。

他先后撰寫《救時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不僅針砭時弊，直指官督商辦體制，而且主張辦學校以培養技術人才、采礦冶煉以供生產之需、辦賽會以廣銷產品之急，立制度、定規范、守法律為工商業保駕護航。

他多次修訂的《盛世危言》不僅發時代之先聲，而且開未來之戶牖。

在近代中國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過渡年代，以容閎、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為代表的香山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個人的得失，而是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在大多數國人尚處于懵懂無知、昏睡未醒的狀態時，他們卻敏銳地看到西方富國強兵背后科學技術的力量和工商企業的作用，率先投身于中國早期工業化的建設。他們在艱難險阻中砥礪前行，為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全面推進，貢獻了他們的經驗和才干。

（作者為廣東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廣東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大學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高級訪問學者、教授，中山市社科聯原主席）

原標題：《中山人與近代上海⑵：“香山人”轉戰工商業》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柳森

本文作者：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