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投降的君王里，只有李煜非死不可？

最近電視劇《太平年》熱播，里頭演的是北宋初年那一段風云變幻。看著劇中那些人物在權力、家國、命運之間掙扎，里面有一個人物--李煜。就是那位寫“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南唐后主。這人啊，你說他是皇帝，他真不是那塊料；你說他是詞人，那真是千古一人。他這一輩子，活脫脫是一出才情與命運錯位的悲劇，尤其是他后半生那亡國之痛、囚徒之哀，全被他寫進了詞里，字字血淚，至今讀來仍讓人心頭一顫。

李煜這人，出身富貴，長在深宮，從小過的就是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日子。他爹李璟給他留下的南唐，雖已向北宋稱臣，但偏安一隅，還算富足安寧。李煜繼位時，年紀輕輕，滿腹文采，精通詩詞書畫音律，用今天的話說，是個標準的“文藝青年”。他前半生的詞，就像一幅工筆重彩的宮廷行樂圖，你看他那首《浣溪沙》：“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寫的全是宮廷里日上三竿才起的慵懶，金爐添香，美人起舞，酒醉拈花，別殿簫鼓隱約可聞。一派富貴溫柔，極盡妍麗。那時候他的眼界，就在那宮墻之內，他的愁，頂多是些風花雪月、閑情偶寄。用學者的話說，那是“伶工之詞”，是給樂工歌女演唱的精致玩意兒。

可命運這東西，最是不講道理。他坐在金陵的龍椅上時，北方的趙匡胤已經黃袍加身，建立了北宋，正虎視眈眈，要一統天下。李煜面對這個強大的鄰居，是什么態度呢？就一個字：慫。不是一般的慫，是慫到了骨子里。他即位第一件事，就是給宋太祖趙匡胤上表，那份《即位上宋太祖表》，區區幾百字，寫得那叫一個卑微恭順，簡直不像一國之君，倒像個小媳婦見了惡婆婆，戰戰兢兢，反復表白自己絕無二心，甘心永遠做臣子。他天真地以為，只要自己姿態夠低，服軟夠徹底，送禮夠勤快，就能換來偏安一隅的太平日子。

于是乎，李煜對北宋的策略，就成了“以送保平安”。金銀珠寶、綾羅綢緞、珍玩器物，像流水一樣往汴京送。根據史料統計，那二十來年里，進貢次數多得驚人，動不動就是銀數萬兩、絹數萬匹。自家府庫搬空了，就搜刮民間，搞得國力日虛。這還不算，他還自降身份，請求宋朝在詔書里直呼其名，不用敬稱；把“唐”國號改為“江南”，自去帝號，稱“國主”。以為這些小兒科的政治姿態能感動趙匡胤。有忠臣良將，比如大將林仁肇，提出趁宋軍師老兵疲、淮南空虛之際，主動出擊，以攻為守，連萬一失敗的責任都自己攬下，不讓李煜背鍋。可李煜呢？“懼不敢從”，嚇得連試都不敢試。到最后，甚至中了趙匡胤的離間計，把林仁肇給毒死了。這等于是自斷臂膀。

他這一套，說白了，就是“鴕鳥政策”。把頭埋進沙子里，看不見就當危險不存在。一邊拼命送錢送物表忠心，一邊在江南自己的小朝廷里，關起門來依舊過著皇帝癮，行皇帝制度。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派，如何能擋得住趙匡胤統一天下的決心？開寶七年（974年），宋軍兵鋒南指，理由就是李煜“倔強不朝”。金陵被圍，李煜還在幻想和平，連續派使臣去汴京求饒，甚至上了那篇字字泣血的《乞緩師表》，苦苦哀求“惟陛下寬之赦之”。可趙匡胤一句話就頂了回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終于，開寶八年（975年）臘月，金陵城破。李煜肉袒出降，被押往汴京，從此，“江南國主”變成了“違命侯”。

從九天之上的君主，跌落到囚居汴京的降虜，這人生的斷崖式跌落，徹底炸開了李煜的靈感和痛苦之源。他后期的詞風，為之一變，從濃艷的工筆彩繪，變成了蒼涼的水墨寫意，而且是蘸著血淚畫出來的。王國維說“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就是說他從此把個人的哀愁，上升到了家國命運、人生無常的哲學高度。

他怎么寫的呢？他最厲害的一手，就是玩“時空交錯”。在他筆下，空間成了最殘酷的對比道具。他念念不忘的，是南唐宮廷的“鳳簫吹斷水云閑”的春殿，是“紅錦地衣隨步皺”的舞榭歌臺。而眼前現實，是汴京囚居的“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是“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一個是廣闊、熱鬧、奢華的權力中心，一個是狹窄、冷清、寂寥的囚禁之所。空間的強烈收縮，象征著他尊嚴和自由的徹底喪失。每走一步，每看一眼，都是今昔對比的刺痛。

時間，則成了他反復撕扯自己傷口的工具。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把過去的樂事拉到眼前來，和當下的凄苦碰撞。“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東風還是那年的東風，明月還是那年的明月，可江山易主，物是人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自然永恒輪回，歡愉的往事卻知多少、剩多少？都碎了，只剩回憶的鋒刃在切割當下。最絕的是《浪淘沙令》里那句：“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只有夢里，才能短暫地忘記俘虜的身份，偷得片刻往日的歡愉。醒來后的現實，加倍冰冷。這種時間的錯位感，讓痛苦不再是平面的呻吟，而有了立體的、循環的深度。

他詞里的景物，也都有了生命和隱喻。“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寫的是花，嘆的是國，哀的是自己命運如風雨中的落花，凋零得太快。“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宮殿或許還在，但當年的人，當年的情，當年的國，早已面目全非。景物的不變，更加反襯出人事、國事的巨變，這種“物是人非”的蒼涼，成了他亡國詞中最經典、最刺痛人心的意境。

那么問題來了，北宋初期，投降的君王可不止李煜一個。荊南高繼沖、楚地周保權、后蜀孟昶、南漢劉鋹、吳越錢俶、漳泉陳洪進、北漢劉繼元，加上李煜，一共八個。根據學者對宋初降王待遇的研究，除了李煜，其他七位，不管是在投降后不久病故的（如孟昶），還是活了很久的，最終都算得以善終，保全了性命，甚至有些還得了不錯的官職和賞賜，子孫也在宋朝為官。宋朝在這方面，確實比五代時動輒族滅前朝君主的做法要“文明”“寬厚”得多。可為什么，唯獨李煜，在投降三年后，于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七夕之夜，在他四十二歲生日當天，被宋太宗趙光義用“牽機藥”毒死了呢？

這事兒，細究起來，是幾個因素疊加的結果，李煜自己，得負一大半責任。

首先，最直接的就是他那張管不住的嘴和那支停不下的筆。做了俘虜，就該有俘虜的覺悟，要么像劉鋹那樣，極度諂媚自污，哄皇帝開心；要么就沉默是金，低調保命。可李煜偏不。他滿腔的亡國之恨、囚徒之哀、故國之思，壓抑不住，全都化作凄美絕倫的詞句流淌出來。《虞美人》《浪淘沙》《相見歡》……一首接一首，在汴京的深院小樓里傳唱開來。尤其是那首要了他命的《虞美人》，“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些句子，像長了翅膀一樣飛進皇宮。宋太宗趙光義是什么人？那是靠“斧聲燭影”疑案上位、心狠手辣、猜忌心極重的主兒。他聽到這些詞，會怎么想？這不是公然懷念故國、怨恨當今嗎？一個降王，心懷怨望，這在帝王眼里，就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李煜的詞，成了他催命的符咒。

其次，是李煜性格和身份的“不合時宜”。他本質上是個純真的文人，是個“赤子”，心里藏不住事，痛苦就要宣泄，思念就要表白。這種藝術家的率真，在殘酷的政治生存中，是致命的弱點。他不像錢俶，投降前主動納土，姿態做足，投降后謹小慎微，處處迎合，最終家族富貴綿延。李煜是被打下來的，本就帶著“違命”的標簽，投降后還不懂得偽裝和妥協，依然保持著精神上的“倔強”和“不馴”，這就觸動了統治者最敏感的神經。

再者，還有一樁宮闈秘事，可能成了催化劑。多種宋人筆記記載，李煜的妻子小周后，美貌聞名，被迫定期入宮覲見，每次出來都哭罵李煜，聲音外面都能聽到。雖然正史諱莫如深，但這種傳聞絕非空穴來風。趙光義好色之名，史有記載。他若真霸占了小周后，那么留著李煜這個丈夫，自然是礙眼且危險的。除掉李煜，或出于徹底占有其妻的私欲，或出于避免丑聞流傳的考量，對趙光義而言，并非不可為之事。

所以你看，李煜之死，是文學性的真情流露，碰上了政治性的殘酷冰冷；是藝術家的不羈靈魂，撞上了統治者的鐵腕權術；或許還有私人恩怨夾雜其中。他的詞，成就了他千古詞帝的聲名，也最終成了送他上路的挽歌。其他降王，或平庸，或諂媚，或識時務，反而在宋朝的“寬厚”政策下得了善終。唯有李煜，用生命詮釋了什么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太平年》里演的是太平，而李煜的一生，尤其是后半生，恰恰是“不太平”的極致體現。他的詞，是他個人悲劇的注腳，也是一個時代終結的哀音。我們讀他的詞，贊嘆其藝術之高，亦感慨其命運之悲。他留給后世的，不僅僅是一江春水般的哀愁，更是一個深刻的教訓：在錯位的時代，被放在錯位的位置上，越是杰出的才華，有時反而會招致越深的苦難。可歷史不尋常的地方也在于，若無這苦難，又何來那燭照千古的詞章呢？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命運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