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緬北明家犯罪集團案11名罪犯被執行死刑？

2026年1月29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準并執行了對緬北明家犯罪集團11名主犯的死刑判決。這一事件不僅是中國司法體系對跨境電信網絡詐騙、人口販賣、暴力拘禁、敲詐勒索等嚴重犯罪行為的堅決回應，也是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打擊境外涉我惡性犯罪、維護公民人身財產安全方面所采取的最嚴厲、最具標志性的司法行動之一。該事件引發了國內外廣泛關注，其背后牽涉到復雜的地緣政治、跨國執法合作、社會治理機制以及普通民眾安全意識等多個層面的問題。要全面、深入、無死角地評論這一事件，必須從案件本身的來龍去脈、犯罪集團的運作模式、受害者的遭遇、中國政府的應對策略、國際協作的困境與突破、司法程序的正當性、社會輿論的反應，以及由此帶來的深刻教訓和未來改進方向等多個維度進行系統梳理和分析。

緬北明家犯罪集團案的核心人物是明學昌及其家族成員。明學昌原籍中國云南省，后長期盤踞在緬甸北部果敢地區，利用當地政權割據、法治薄弱、邊境管控松散的特殊環境，逐步建立起一個以家族為核心、結構嚴密、分工明確、手段殘忍的跨國犯罪組織。該集團最初以開設賭場、放高利貸為生，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全球電信詐騙產業鏈的成熟，他們迅速轉型，將主要精力投入到針對中國大陸公民的大規模電信網絡詐騙活動中。為了維持運營、控制人員、逃避打擊，明家集團還發展出一套極其暴力的內部管理制度，包括非法拘禁、酷刑虐待、強迫勞動、器官買賣甚至殺人滅口等極端手段。受害者不僅包括被騙至緬北從事詐騙活動的中國公民，也包括試圖逃跑或反抗的“員工”，以及被綁架勒索的無辜平民。據官方披露，該集團自2018年起累計實施詐騙案件數千起，涉案金額高達數十億元人民幣，直接或間接導致數十人失蹤、死亡，社會危害極其嚴重。

明家犯罪集團之所以能在緬北長期存在并不斷壯大，有多重原因。首先，緬甸北部地區長期以來處于事實上的自治狀態，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地方武裝割據，法治體系幾近癱瘓。這種“法外之地”的環境為各類犯罪組織提供了天然溫床。其次，跨境執法存在巨大障礙。盡管中緬兩國在打擊犯罪方面有一定合作，但由于主權、情報共享、引渡機制、證據標準等方面的差異，中方難以直接進入緬北開展執法行動。再次，電信網絡詐騙本身具有高度隱蔽性和技術性，犯罪分子利用虛擬身份、加密通訊、多層洗錢等手段，使得追蹤和取證極為困難。最后，部分國內不法分子與境外團伙勾結，形成“前端引流—中端詐騙—后端洗錢”的完整黑色產業鏈，進一步加劇了打擊難度。

中國政府對緬北電詐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早在2010年代中期，隨著大量中國公民被騙至東南亞從事詐騙活動的案例頻發，公安部就已將打擊跨境電詐列為工作重點。2021年，國家反詐中心正式成立，標志著反詐工作進入系統化、專業化階段。2023年，國務院部署開展“拔釘”行動，集中力量緝捕藏匿在境外的重點電詐頭目。在此背景下，針對明家集團的情報收集、證據固定、人員摸排等工作持續多年。中方通過外交渠道多次向緬方提出交涉，要求其取締明家據點、移交犯罪嫌疑人。同時，中國警方與國際刑警組織、東盟相關國家執法機構加強合作，逐步構建起覆蓋資金流、信息流、人員流的立體打擊網絡。

轉折點出現在2024年底。由于明家集團內部矛盾激化，加上緬北局勢變化（如地方武裝沖突、緬甸軍政府加強對邊境地區的管控），該集團的藏身之處暴露。在中方強力施壓和提供關鍵情報支持下，緬甸執法部門于2025年初對明家大本營發動突襲，成功抓獲包括明學昌之子明國平、明菊蘭、明珍珍等在內的多名核心成員，并繳獲大量電子設備、賬本、武器及受害者遺物。隨后，緬方依據雙邊司法協助協議，將11名主要嫌犯移交中國。這一移交過程體現了中緬在打擊跨國犯罪領域的務實合作，也反映出緬甸方面對穩定邊境、改善國際形象的現實考量。

嫌犯回國后，案件由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一審審理。法院查明，明家集團以暴力、威脅手段控制數百名中國公民，在境外設立多個詐騙窩點，冒充公檢法、銀行、電商平臺等身份，誘騙受害人轉賬匯款；對不愿配合者實施毆打、電擊、關水牢、斷食等酷刑；對試圖逃跑者進行追殺；甚至有受害者被活體摘除器官后殺害。法院認定，11名被告人均構成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詐騙罪，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拐賣婦女兒童罪等多項罪名，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極大。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經復核，依法裁定核準死刑。2026年1月29日，11名罪犯被依法執行死刑。

這一判決和執行具有多重意義。從法律角度看，它彰顯了中國司法機關對嚴重暴力犯罪和跨境有組織犯罪“零容忍”的態度，體現了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從社會治理角度看，它向全社會傳遞了一個清晰信號：任何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行為，無論發生在境內還是境外，都將受到法律的嚴懲。從國際影響看，此舉震懾了其他盤踞在緬北、柬埔寨、老撾等地的電詐團伙，推動區域反詐合作進入新階段。更重要的是，它為無數受害者及其家屬帶來了遲來的正義，也在一定程度上修復了因長期無法有效打擊境外犯罪而受損的公眾安全感。

然而，在肯定此次行動成效的同時，也必須清醒認識到，單靠一次死刑執行并不能根除跨境電詐問題。明家集團覆滅后，其他犯罪團伙可能迅速填補空缺，甚至變換手法、轉移陣地。因此，必須從更深層次反思問題根源，并構建長效機制。首先，要加強源頭治理。許多被騙至緬北的受害者最初是被“高薪招聘”“海外務工”等虛假信息誘騙，這暴露出國內就業信息不對稱、青年群體防騙意識薄弱等問題。政府應加大對正規勞務輸出渠道的宣傳和監管，嚴厲打擊虛假招聘廣告，同時在學校、社區廣泛開展反詐教育，尤其針對農村、邊遠地區和低收入群體。其次，要完善技術防控體系。電信詐騙高度依賴通信和金融基礎設施，運營商應強化實名制管理，對異常通話、短信進行智能識別和攔截；銀行和支付平臺需優化風控模型，對可疑轉賬實施延遲到賬、人工審核等措施。2022年施行的《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為此提供了法律依據，但關鍵在于落實。

第三，深化國際合作至關重要。跨境犯罪的本質決定了單邊行動效果有限。中國應繼續推動與東盟國家建立常態化的聯合執法機制，包括設立聯絡官、共享數據庫、開展聯合演練等。同時，可借鑒國際經驗，探索設立區域性反詐中心，協調各國資源，統一行動標準。對于像緬甸這樣政局不穩的國家，可通過經濟援助、能力建設等方式，增強其打擊犯罪的意愿和能力，而非僅依賴高壓施壓。第四，要關注受害者救助與心理重建。許多幸存者回國后面臨身體創傷、債務糾紛、社會歧視等問題，亟需政府提供醫療、法律、心理等全方位支持。建立專門的受害者援助基金和庇護機制，幫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也是司法正義不可或缺的一環。

此外，媒體和公眾輿論也應理性看待此類事件。一方面，要避免過度渲染暴力細節，防止模仿犯罪或引發恐慌；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將緬北問題簡單歸咎于“緬甸混亂”或“中國人自作自受”的片面觀點。事實上，跨境電詐是全球化背景下犯罪產業化、組織化的產物，其背后有龐大的資本驅動和技術支撐。只有以系統思維、法治精神和國際合作為指引，才能真正斬斷黑產鏈條。

從更宏觀的歷史視角看，明家集團案是中國在快速現代化進程中遭遇新型安全挑戰的一個縮影。過去幾十年，中國實現了經濟騰飛和社會穩定，但同時也面臨傳統犯罪向網絡化、跨境化、智能化轉型的新威脅。如何在開放與安全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全球化時代保護本國公民權益，如何構建與大國地位相匹配的海外執法能力，都是亟待回答的重大課題。此次對11名罪犯執行死刑，既是對此前治理短板的一次補救，也為未來制度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

值得強調的是，死刑的適用在中國始終遵循“保留死刑，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的刑事政策。本案中，11名罪犯被判處死刑，是因為其行為不僅觸犯多項重罪，更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后果，完全符合《刑法》關于“罪行極其嚴重”的死刑適用標準。最高人民法院在復核過程中，嚴格審查了全部證據、程序合法性及量刑適當性，確保了司法公正。這既是對生命的尊重，也是對法治的堅守。

展望未來，打擊跨境犯罪不能止步于個案勝利。必須將“打防管控建”一體化推進：打，即保持高壓態勢，精準打擊首惡；防，即提升全民防范意識和能力；管，即強化對通信、金融、互聯網等關鍵行業的監管；控，即加強邊境管控和出入境管理；建，即推動國際規則建設和國內制度完善。同時，要注重科技賦能，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預警、偵查、取證效率。例如，通過分析詐騙話術、資金流向、IP地址等數據，構建犯罪預測模型；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跨境證據固定與共享。

最后，這一事件也提醒每一個公民：天上不會掉餡餅，高回報往往伴隨高風險。面對“輕松賺錢”“出國淘金”的誘惑，務必保持清醒頭腦，核實信息來源，切勿輕信陌生人。一旦發現親友失聯或疑似被騙，應立即報警，并通過外交部12308熱線等渠道尋求幫助。社會的安全，既需要國家機器的強力守護，也離不開每個個體的警覺與責任。

綜上所述，緬北明家犯罪集團11名罪犯被執行死刑，是中國法治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它既是一場遲到的正義伸張，也是一面映照社會治理短板的鏡子。唯有從中汲取深刻教訓，堅持法治思維、系統治理、國際合作與全民參與相結合，才能真正筑牢防范跨境犯罪的堤壩，讓每一個中國公民無論身處何地，都能感受到國家的保護與法律的尊嚴。這不僅是對逝者的告慰，更是對生者的承諾，對未來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