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11人的死刑執行，藏著跨境犯罪的治理答案

有些數字一出現，便會讓人下意識駐足，比如“十一人”。

這個數字，曾長期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嚴打”的記憶綁定——公告欄的紅紙、巡回的卡車、響亮的擴音器，還有萬人圍觀的宣判大會，這些場景雖早已在公開敘事中慢慢退場，卻在看到“依法對十一名罪犯宣判并執行死刑”的消息時，重新浮現在許多人腦海，也讓一個問題悄然浮現：這是不是多年來都未曾出現過的情形？

單從罪名與后果來看，這起案件的判決邏輯并不難理解。

以明國平、明珍珍為首的犯罪集團，多年來跨境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死、非法拘禁致死等惡性犯罪，受害者皆是被他們控制、剝奪自由的無辜者，同時還伴隨規模超百億的電詐、開設賭場等違法行徑，其行為在現行刑法框架下，無疑屬于情節、性質、后果均極其嚴重的范疇。

從這個角度來說，死刑的判決并不突兀，真正讓公眾感到異樣的，從來不是死刑本身，而是十一人被一次性判處并執行死刑的結果。
這樣的判決，與上世紀九十年代后司法領域關于死刑的敘事轉向形成了鮮明對比。

彼時起，司法語言中便不再強調刑罰的“快”與“重”，反而反復提及“慎重”“嚴格控制”“依法少殺”，死刑雖未被廢除，卻被置于盡量不被頻繁觸碰的位置。

這種轉變，并非單純源于道德層面的爭論，更多是制度經驗的累積——司法實踐早已證明，重刑無法解決所有社會問題，而一次誤判、誤殺帶來的代價，卻永遠無法彌補。

也正是在這樣的司法背景下，十一人被一次性執行死刑的結果，才顯得格外醒目，它看起來不像是日常司法運轉的自然產物，更像是一次被刻意放大的司法表達。
刑罰的本質，從來都是懲罰與警示并存，其背后始終承載著“發聲”的功能，而這次針對十一名罪犯的死刑執行，顯然不只是對這十一個人的警示。

它是對跨境、武裝化、園區化的電詐新型犯罪形態的強硬回應，是對這類犯罪背后灰色地帶的明確切割；也是對公眾心中長期積壓的憤怒、恐懼與無力感的回應，回應著社會對嚴懲惡性跨境犯罪的普遍期待；更是向所有潛在的違法者、境外的旁觀者傳遞著清晰的信號：法律的紅線，絕不容許肆意觸碰。

當死刑被置于這樣的語境中，其意義便早已超越了“是否必要”的討論，更偏向于“是否足夠明確”的表達。
但回望歷史，每一次極刑的集中出現，幾乎都發生在某種治理困境被推到臺前的時刻，刑罰的加重，往往意味著問題已在前端積累了許久。

就像這起跨境電詐集團案，電詐犯罪的滋生與蔓延，從來都不是因為刑罰“不夠狠”。

這類犯罪之所以能長期存在，依附的是跨境地域的管理落差、不同區域間的監管縫隙、游走在法律邊緣的灰色地帶，還有背后高達百億的非法收益，這些結構性的問題，才是電詐犯罪屢禁不止的核心原因。

如果這些底層的結構性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那么再嚴厲的刑罰，終究只能起到階段性的壓制作用，難以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說到底，死刑能制造強烈的震懾，卻很難直接構建起長久的社會秩序。
最終，這十一個名字，成了中國司法打擊跨境惡性電詐犯罪的一個特殊“節點”。

他們的結局早已注定，而這個結局帶來的，更應是全社會的反思：為什么需要用這樣一種方式，來明確法律的邊界、捍衛司法的尊嚴？

當我們為嚴懲罪犯感到解氣的同時，更要看到案件背后暴露的跨境監管、犯罪源頭治理等諸多問題。
真正的社會治理，從來都不是靠事后的嚴厲懲罰，而是靠前端的預防、中端的監管與全鏈條的治理。

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通過一次性執行多個死刑的方式，來證明法律底線仍在、司法權威不容挑戰，那或許才意味著，跨境電詐這類惡性犯罪的生存土壤被真正鏟除，相關的治理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
而在那之前，所有關于這次判決“是否必須”的討論，都難免帶著事后判斷的意味。

如今，十一個死刑的判決已然落定，一個個法律意義上的句號已經畫下，但這絕不意味著跨境電詐犯罪治理的故事就此結束。

這場針對惡性跨境犯罪的打擊，只是一個開始，后續的源頭治理、跨境協作、監管完善，還有更長的路要走，而這，才是守護公民生命財產安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