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吳石案發，根源不是叛徒出賣，而是這個天天喊他“學長”的人

在臺北的一處寓所深處，至今還鎖著一本屬于空軍一級上將周至柔的私人筆記。

這本筆記透著股邪乎勁兒：家里人防賊似的防著外人，誰也不讓碰。

極少數有機會瞥上一眼的人都會發現，里頭有那么幾頁被濃墨涂得死死的，黑乎乎的一大團，底下的字跡早就沒法辨認了。

稍微懂點行的人湊過去算算日子，那些被抹掉的記錄，恰好都擠在1950年的頭幾個月。

那陣子，整個臺灣島正因為“吳石間諜案”鬧得滿城風雨，到了最要勁的關頭。

藏在那團墨跡底下的名字，正是吳石。

他當時的身份是國防部參謀次長，論資排輩，更是周至柔在保定軍校的正牌師兄。

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刑場傳來幾聲槍響，吳石倒在了血泊中。

那一嗓子槍響，乍一看，好像是因為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變節，咬出了吳石。

這確實是導火索。

可是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頭，一個手握實權的國防部中將，單憑一個叛徒的口供就被火速送上刑場，這中間顯然少了一環關鍵的推手。

真要把這位“大師兄”逼上絕路，還得靠一只藏在暗處的黑手。

這只手的主人，便是周至柔。

這是一出教科書式的“中式”權謀大戲。

很多時候，真正把你往死里整的，往往不是擺在明面上的對手，而是那個見了面還得點頭哈腰、一口一個“學長”叫得親熱的老熟人。

咱們今兒個不聊那些諜戰情節，單把這兩位主角請出來，掰開了揉碎了看看，在那個政權即將崩盤的前夜，周至柔究竟在心里盤算了一筆什么賬，讓他能對自己的這位“老學長”下此狠手。

咱們把日歷往前翻，翻回1949年以前。

那會兒吳石和周至柔的交情，那叫一個“鐵”。

倆人都是從保定軍校走出來的。

在國民黨那個圈子里，保定軍校就是金字招牌，最講究論資排輩和香火情。

吳石是第三期的，畢業成績全校頭名，那是妥妥的“學神”，在軍界名頭響當當，被人捧為“十二能人”之一。

周至柔呢？

他是第八期的后生晚輩。

按照規矩，見到吳石必須畢恭畢敬地喊一聲大師兄。

還在大陸那會兒，只要倆人碰面，周至柔總是把姿態放得很低，禮數周全。

這種舊式軍校的江湖規矩大家都懂，學弟捧著學長，那是本分，也是為了給自己攢人脈。

誰能想到，這哥倆后來會為了活命，斗得你死我活。

轉折就出在1949年，國民黨一路潰敗逃到了臺灣。

這一退，天全變了。

原本廣袤的大陸縮成了一個憋屈的小島，手里那點資源瞬間見底。

這就好比一大幫人突然擠上了一艘救生艇，淡水和干糧就剩下那么一口，誰多搶一口就能活，誰少吃一口就得死。

火藥桶，埋在了預算這事兒上。

當時吳石坐鎮國防部參謀次長，手里攥著編制和預算的簽字權。

周至柔是空軍一把手，管著飛機的錢袋子。

空軍想擴充家底，要招人、買飛機、換裝備。

在周至柔眼里這簡直是天經地義——守衛臺灣這海島，不靠空軍還能靠誰？

可偏偏在吳石這兒，碰了釘子。

吳石這人辦事一板一眼，覺得眼下財政窮得叮當響，根本撐不起這么大的攤子，大筆一揮：不批。

這一卡不要緊，兩人面上雖說還沒撕破臉，還得維持著“師兄師弟”的那點體面，但這梁子算是徹底結下了。

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你是周至柔，你會咋辦？

擺在周至柔面前的，有兩條路。

第一條路：找吳石軟磨硬泡，或者找上峰去哭窮協調，按規矩辦事。

要是擱在太平日子，這是正道。

但在1950年的臺灣，這條路是死胡同。

那時候人人自危，蔣介石正在氣頭上，誰敢去觸那個霉頭找罵？

第二條路：把這事兒給“政治化”。

周至柔選了后者。

他心里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這哪是幾塊錢的事兒，這是權力的游戲。

要是任由吳石掐住空軍的脖子，自己在蔣介石面前哪還有露臉的機會？

搞不好連烏紗帽都得丟。

要想搞定預算，最好的法子不是去跑審批，而是搞定那個管預算的人。

可是，怎么個搞法？

吳石既是國防部次長，又是軍界老前輩，你總不能因為他不給你批錢就指著鼻子罵他是壞蛋，這話到了蔣介石那兒也站不住腳。

周至柔的高明，就在于他使了一把“軟刀子”。

他開始在各種高層碰頭會上，拋出一些看似純技術的議題。

比方說，他會一臉嚴肅地發問：“最近咱們的偵察機是不是飛得太低了？

為了保密和安全，是不是得往高了飛？”

這話乍一聽，是在探討飛行戰術。

可在座的都是千年的狐貍，誰聽不出那聊齋里的意思？

偵察機為啥要飛高？

怕情報泄露。

誰會泄密？

誰手里拿著偵察機的航線圖和任務表？

國防部。

這一招實在是陰毒。

他沒指名道姓地罵娘，而是用一種看似負責任的“技術研討”，把“吳石可能在通敵泄密”這顆懷疑的種子，悄悄種進了所有人的腦瓜頂上。

這就叫“殺人不見血”。

這還不算完，周至柔沒光停留在嘴皮子上。

他心里門兒清，光靠暗示扳不倒這棵大樹。

他得有點更硬的“猛料”。

那會兒特務頭子毛人鳳正帶著人到處抓人，周至柔就特別“懂事”地遞上了枕頭。

他找了個中間人給毛人鳳透風，說吳石跟香港那邊有些不干不凈的往來，行蹤鬼鬼祟祟，建議好好查查。

一邊是會議桌上的旁敲側擊，一邊是特務機關的黑材料，這兩股勁兒一合，一張針對吳石的大網就這么悄無聲息地撒開了。

而這會兒的周至柔，在公開場合見了吳石，依舊是一副謙卑模樣，一口一個“學長”叫得親熱，甚至還會假模假樣地表示要維護學長的清譽。

這才是讓人后背發涼的地方。

等到蔡孝乾那個案子一炸雷，吳石的身份徹底兜不住了。

原來這位“學長”還真是中共地下黨。

照理說，這會兒周至柔該偷著樂了，畢竟死對頭倒了，絆腳石也沒了。

可事情到了這一步，周至柔又干了一件特別耐人尋味的事兒，這也是整件事里最能看透他“算計”的一步棋。

在審判吳石的最后關頭，作為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得對判決表個態。

擺在他面前的，又是個兩難的局。

要是不殺吳石，顯得自己立場搖擺，搞不好會被懷疑跟吳石是一伙的；要是殺了吳石，畢竟那是自己的同門師兄，在講究“袍澤情誼”的國民黨軍隊里，容易落個“不仁不義”的罵名，甚至惹毛了學界和軍界的老人。

咋整？

周至柔玩了一手漂亮的“陰陽臉”。

你看，這一筆簽下去，那個重情義、尊師道的“好師弟”形象立馬立住了。

以后不管歷史怎么翻舊賬，不管旁人怎么嚼舌根，白紙黑字在這兒擺著——我是想保他的，我是念舊情的。

可是，轉過身去，他又通過私底下的渠道給蔣介石遞了一份密折。

這份密折的核心意思就一句話：吳石這人在學界和軍界門生故舊太多，能量太大，要是留著他，將來恐怕是個禍害，甚至會成為動亂的根源。

這話直接戳到了蔣介石的心窩子上。

老蔣剛丟了江山，最怕的就是窩里反，最恨的就是這種“能量大”的叛徒。

一邊簽“免死”，一邊遞“催命符”。

這就是周至柔的生存法則。

他兩頭下注，把所有的風險都給撇干凈了。

殺吳石，那是蔣介石下的令，跟我周至柔沒半毛錢關系，我是簽了字要保人的；吳石死了，我的預算問題迎刃而解，我也向領袖證明了我的忠誠和政治嗅覺。

這筆賬，算得真是滴水不漏。

1950年6月10日，那一陣槍響過后，吳石倒下了。

吳石的死，自然是因為他選擇了信仰。

他手里攥著江防部署圖、金門防御計劃，他在淮海戰役期間幫著吳仲禧搞到了徐州剿總的作戰地圖，他把長江防線的布防圖送到了對岸。

對于國民黨來說，他確實是那顆最致命的“定時炸彈”。

但對于周至柔來說，吳石的死，是他飛黃騰達的墊腳石。

吳石死后，周至柔立馬干了一件事：大掃除。

他火速把兩人往來的所有信件燒了個精光，把自己日記里所有關于吳石的記錄統統涂成了黑塊。

他要抹去這段關系，抹去自己在這場悲劇里的影子。

他要讓歷史只記得那個叛變的“諜匪”和那個鐵面無私的空軍總司令，而不記得那一對曾經在保定軍校意氣風發的師兄弟。

這大概就是為什么那本筆記至今誰都不讓碰的原因。

那里面的墨團，蓋住的不僅僅是一個名字，更是人性的黑洞。

后來的故事大伙都知道了。

1973年，大陸方面追認吳石為革命烈士。

他的骨灰被風風光光地安葬在北京八寶山，上面覆蓋著鮮紅的黨旗。

即使隔著一道海峽，人們提起吳石，想到的也是“忠誠”和“信仰”。

周至柔呢？

他確實如愿以償，官越做越大，一直干到了一級上將、臺灣省主席。

他成了那個體制內的“大贏家”。

可是，到了晚年，坊間依然流傳著各種關于他的閑言碎語，甚至有人懷疑他跟對岸是不是也有什么不清不楚的瓜葛。

這真是一個天大的諷刺——那個一輩子都在算計、都在撇清關系的人，最后依然沒能逃過被懷疑的宿命。

這兩個人的結局，其實就是那個大時代的縮影。

吳石是在為理想殉道，他明知道自己選的是一條絕路，但他走得義無反顧。

周至柔是在為生存博弈，他把每一步都算計到了骨子里，利用體制的殘酷、利用人性的弱點，甚至利用了往日的同窗情分。

在那個體制快要塌方的瞬間，什么老同學、老學長，在那艘眼看就要沉沒的破船上，誰都護不住誰。

真正讓人心里堵得慌的，或許不是最后馬場町的那幾聲槍響。

而是那個曾經恭恭敬敬叫過你一聲“學長”的人，在笑瞇瞇給你倒茶的時候，另一只手已經悄悄把你的名字，填進了死亡名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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