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選舉黑馬勝出，新首相人選確定，對華態度已公開

日本這場眾議院選舉，本來氣氛是很“穩”的。高市早苗剛宣布解散國會那陣子，講話也很硬氣，態度像是勝負已經寫好了。她把話說得很滿：執政陣營要是拿不到過半，她就立刻辭職。話說到這個份上，其實等于把選舉變成了對她個人的表決。

之所以敢這么押注，也不是憑空喊口號。1月中旬的時候，她的支持率還在67%左右，確實是領先的一方。但選舉越臨近，局勢越不按原來的節奏走。最近一周民調顯示，她的支持率掉得很明顯，已經逼近57%這個“勉強過關”的位置。

更麻煩的是，自民黨本身的支持率也跌到29%左右。個人光環變淡、政黨基本盤又松動，這兩件事疊在一起，就把原本“十拿九穩”的說法掀開了口子，懸念一下就大了。

在這樣的空當里，在野陣營那邊反而動作很快，重新站到鏡頭中央的人是野田佳彥。之前大家更多是把他當成反對派里的熟面孔，但隨著在野黨完成整合，他的存在感明顯被推了上來，甚至開始被當成“有機會沖擊首相位置的人”。

他近期在國會答辯中就抓住高市的涉臺言論不放，直接批評那種做法太獨斷，容易把中日關系往更緊張的方向推。

那場交鋒讓不少人注意到，野田在語言上至少更講分寸，沒那么喜歡把話說到極限。也正因為這種對比，外界開始討論：如果高市在選舉里出了差錯，野田會不會成為新的首相人選，他上來之后中日關系會不會出現緩和，尤其是對日本企業來說，會不會更“好做事”。

而真正進入競選拉鋸之后，兩邊打法的差異也越來越清楚。野田這一邊，核心思路是把焦點放在民生上。他們推動公明黨在小選區不提名，轉而集中火力支持立憲民主黨候選人；公明黨自己則更多把精力壓在比例代表制上，盡可能把議席做大。

議題上也很現實，圍繞物價壓力、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勞工權益這些問題發力，主張減稅、穩定物價之類的方案。

同時，他們不斷強調一個邏輯：中日關系惡化不是抽象的外交口號，而是會帶來實際代價，比如漁業、旅游業受挫，企業對市場前景更謹慎，這些壓力最后會落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上。

換句話說，他們把“對華關系怎么處理”放進“經濟怎么過”的討論里講，目的就是讓選民更容易把日常感受到的壓力與執政路線聯系起來。

不少地方的中小企業主、從事旅游和餐飲相關行業的人，對客流變化和訂單波動的體感往往比宏觀數據來得更直接，他們未必天天關注外交表態，卻能清楚感受到生意好不好做。

這樣的感受被不斷提起之后，很容易在選舉氣氛里放大成一種普遍焦慮，也讓“關系緊張帶來經濟連鎖反應”這種說法更有現實落點。

高市的應對就完全是另一套路數。她當然也在講經濟，繼續推她那套“高市經濟學”，但在選情變緊之后，她更有力的動作還是把安全議題抬得很高，尤其是把對美靠攏當成重要籌碼。

她安排了3月訪問美國的議程，政府官員與美方接觸也更頻繁，同時在臺海議題上多次表態，甚至放話說如果臺海出現狀況，日本會“參與”，不會在關鍵時刻讓美國“孤著”。

這些話在國內很容易被理解成對保守派的信號：她愿意把姿態擺得更強硬，也更愿意把日本的位置往美日同盟的方向靠牢。

她的算盤很清楚——一方面把強硬的對外態度當作動員右翼情緒的抓手，另一方面也借此向外界展示“可靠伙伴”的形象，希望這能反過來拉動國內選票。

問題在于，競選話術能不能兌現成席位，最后還是得回到國會結構上算。眾議院過半門檻是233席，日媒給出的對比也很直觀：自民黨現在只有199席，加上維新黨34席才能剛好過半，空間其實非常窄。

對手那邊，立憲民主黨原本是148席，但1月中旬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宣布聯合組建新黨，議席一下子增加到172席。

于是局面就變成了199對172，這不是那種“差一大截”的對抗，而是只要風向稍微再偏一點，或者在野陣營再找到新的合作力量，高市面臨的就不只是議席減少這么簡單，而是她自己提前立下的“不過半就辭職”很可能要兌現。

就算執政陣營僥幸維持住過半，如果自民黨席位大幅縮水，按日本政治慣例，首相在黨內被要求承擔責任、引咎辭職并不罕見。高市給自己劃的“敗點”，其實把退路壓得很窄。

也正因為野田被推到這么顯眼的位置，外界對他“到底怎么看中國”就會更敏感。但把他描述成“非常友好”，其實也容易產生誤讀。

他近期確實在涉臺問題上反對高市那種不計后果的表態，強調別把中日關系推到危險邊緣，這一點讓他看上去更務實。不過務實不等于立場軟化。

野田在外交與安全議題上一直有強硬的底色，2012年他擔任首相期間推動釣魚島國有化，直接把中日關系拉到冰點，這段經歷很難被忽略。

更現實的是，近年來他雖然打“民生牌”，反對激進修憲和擴軍，但他所領導的新聯盟在領土問題上從不示弱，為了避免被貼上“親華”的標簽，還特意在綱領里加入應對所謂“中國憂慮”的條款。

也就是說，就算他上來，可能只是更強調分寸、更在意后果，但在維護美日同盟、堅持日本所謂“領土主張”這些根本立場上，他和高市并沒有本質差別，差異更多在操作方式與力度，而不是方向突然改變。

這種背景下，最后會把選民推向哪一邊，除了黨派組織和候選人表現，還繞不開外部環境與經濟壓力。

高市一再向美國表達立場，希望借外部力量加碼，但尷尬的是，特朗普那邊幾乎沒有回應，美方也沒有在臺海問題上給日本任何明確背書。對國內來說，這會削弱她“抱緊美國就能加分”的效果。

中方早已明確警告日本在歷史和法律上沒有資格對臺灣問題置喙，高市的操作既破壞中日關系政治基礎，又會讓日本企業對未來風險更緊張。

企業在意的很簡單：關系走低，市場、旅游、漁業、供應鏈都會受影響，最后傷到的還是訂單和利潤。選舉越到后面，這種現實壓力就越容易被放大，也更容易被在野陣營拿來當作攻防焦點。

于是，這場選舉表面上是席位競爭，實際上還夾著一場關于“對外姿態要不要繼續加碼、經濟代價誰來承擔”的拉扯，而高市和野田的分歧，就被放在這個夾層里不斷被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