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放鞭炮的歷史，現在應不應該放鞭炮呢？

每到臘月寒冬，年味漸濃時，關于“春節能不能放鞭炮”的討論總會如期升溫。

有人說，沒有鞭炮聲的春節是不完整的，那噼啪作響的聲響里藏著刻在骨子里的民俗記憶；

也有人認為，鞭炮帶來的安全隱患與環境污染不容忽視，禁放是城市治理的必然選擇。

一邊是延續千年的文化傳統，一邊是與時俱進的社會需求，春節放鞭炮的“禁”與“放”，從來都不只是簡單的選擇，更是民俗傳承與現代治理的碰撞與融合。

今天，我們就一起來聊聊春節放鞭炮的千年歷史，拆解當下各地的燃放政策，看看2026馬年春節，到底能不能放鞭炮。

一、溯源：春節放鞭炮的千年演變，從驅邪祈福到年味符號

春節放鞭炮的習俗，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時期，但其最初的用途，并非為了烘托年味，而是源于古人對自然的敬畏與驅邪避災的訴求。不同于如今的煙花爆竹，早期的“爆竹”是真正的“竹”——古人將竹子曬干后，焚燒時竹節受熱膨脹炸裂，發出噼啪聲響，以此驅趕傳說中的兇獸“年”，以及瘟疫、邪祟等不祥之物。《荊楚歲時記》中就有記載：“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謂之端月。雞鳴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惡鬼。”這里的“山臊惡鬼”，便是古人心中導致疫病、災禍的邪祟，而爆竹的聲響，就是他們抵御不祥的“武器”。

秦漢時期，春節放爆竹的習俗逐漸在民間流傳，成為正月初一的重要儀式。彼時的人們，會在除夕之夜守歲至天明，待雞鳴時分點燃爆竹，既祈求新的一年遠離災禍，也宣告新年的開始。這一時期，爆竹的功能依然以驅邪祈福為主，尚未成為純粹的娛樂民俗，但已經成為春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載著古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隋唐時期，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民俗文化也隨之興盛，春節放爆竹的習俗迎來第一次迭代。隨著造紙術的發展，火藥的發明為煙花爆竹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唐代中期，有人將火藥裝入竹筒中，點燃后不僅能發出更大的聲響，還會伴隨火光，被稱為“爆仗”。這種改良后的“爆竹”，除了驅邪祈福，還被用于節日慶典、婚喪嫁娶等場合，成為烘托氛圍的工具。尤其是在春節期間，長安、洛陽等大都市的街頭巷尾，除夕夜至正月初一，爆仗聲日夜不絕，年味愈發濃厚。此時的放爆仗，已經逐漸擺脫了單純的宗教祭祀屬性，融入了更多娛樂元素，成為全民參與的民俗活動。

宋代是春節放鞭炮習俗的鼎盛時期，煙花爆竹的制作工藝日趨成熟，種類也更加豐富。宋代人不再局限于竹筒裝火藥，而是發明了紙裹火藥的鞭炮，還出現了煙花——將火藥與顏料、香料混合，點燃后能綻放出五彩斑斕的火光，兼具聽覺與視覺享受。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都城汴京，除夕之夜“禁中爆竹山呼，聞聲于外”，皇宮內會燃放大量煙花爆竹，民間也爭相效仿，街頭巷尾擺滿了售賣鞭炮、煙花的攤位，家家戶戶都會燃放爆竹迎新。此時的放鞭炮，已經成為春節最核心的民俗之一，不僅有驅邪祈福的寓意，更成為人們慶祝新年、寄托喜悅的重要方式，這種習俗也一直延續至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煙花爆竹的制作工藝達到頂峰，種類繁多，從簡單的鞭炮到復雜的煙花，應有盡有，甚至出現了專門的煙花爆竹作坊。春節期間，燃放煙花爆竹成為朝野上下的共同習俗，無論是皇室貴族的盛大慶典，還是平民百姓的家庭聚會，都離不開鞭炮與煙花的陪伴。清代《燕京歲時記》中記載：“除夕之次，子夜相交，門外寶炬爭輝，爆竹競響，接神方位，處處有人，爆竹之聲，達旦不息。”這一場景，生動展現了當時春節放鞭炮的熱鬧景象。同時，這一時期還形成了相關的民俗禁忌，比如燃放鞭炮時要避開祖先牌位，年初一早上燃放鞭炮要寓意“開門紅”，這些細節也讓春節放鞭炮的習俗更加豐富，成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代以來，戰亂頻繁，民生凋敝，春節放鞭炮的習俗曾一度式微，但并未徹底消失。新中國成立后，社會穩定，經濟復蘇，這一民俗得以恢復，成為幾代人心中最深刻的年味記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春節期間，街頭巷尾的鞭炮聲此起彼伏，孩子們拿著小鞭炮追逐嬉戲，大人們則通過燃放煙花慶祝新年，鞭炮聲成為春節最鮮明的符號。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口密度增大，鞭炮帶來的安全隱患與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凸顯，關于春節放鞭炮的管控政策，也開始逐步調整。

二、變遷：從“全民燃放”到“禁限結合”，政策背后的治理考量

春節放鞭炮的政策演變，本質上是社會治理理念的變遷，核心圍繞“安全”與“環保”兩大關鍵詞，從最初的放任自流，到全面禁放，再到如今的精準管控、疏堵結合，每一次調整都貼合時代發展的需求。

上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國對煙花爆竹的燃放基本沒有明確的管控政策，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春節期間都可以自由燃放。這一時期，人口密度較低，城市化水平不高，鞭炮帶來的安全隱患與環境污染問題尚未凸顯，放鞭炮作為傳統民俗，得到了全民認可與傳承。但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尤其是進入80年代末，全國各大城市因燃放煙花爆竹引發的火災、人身傷害事件逐年上升，煙花爆竹帶來的社會問題開始引發關注。

1988年1月，公安部、原國家環保局公布監測調查報告，指出燃放煙花爆竹已成為社會公害，必須采取切實措施加以嚴格限制。隨后，各地開始逐步出臺煙花爆竹管控政策，部分城市率先嘗試限制燃放。1993年12月1日，北京實施《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規定》，明確主城區域禁止燃放煙花爆竹，并提出逐步在全市行政區域內全面禁止，這場“禁放”浪潮迅速蔓延至全國，到21世紀初，多數城市已實施不同程度的禁放政策，這是我國第一次大規模推行煙花爆竹禁放政策，核心目的是防范安全事故、保障公共安全。

然而，全面禁放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也面臨著諸多爭議。一方面，禁放確實有效減少了火災與人身傷害事故，改善了城市空氣質量與噪聲環境；另一方面，全面禁放也讓春節氛圍變得平淡，割裂了人們對傳統民俗的情感聯結，民眾呼吁“解禁”的聲音日益高漲。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傳統燃放習俗濃厚，簡單擴大化的禁放政策引發群眾抵觸，部分地區還出現了“地下燃放”的現象，反而增加了監管難度。

2004年，山東青島率先調整政策，在“問政于民”后，將全面禁放改為春節期間指定時間、指定區域燃放，成為首個“禁改限”的城市。隨后，哈爾濱、成都、杭州、濟南等多個城市紛紛跟進，逐步實現“禁改限”，到2006年底，全國已有200多個城市實行了這一政策。同年1月，國務院出臺《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這是我國第一部有關煙花爆竹安全管理的法規，建立了全鏈條行政許可制度，規范了煙花爆竹的生產、經營、運輸和燃放，為“禁改限”提供了法律依據，標志著我國煙花爆竹管控進入精細化治理階段。

2013年以來，霧霾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煙花爆竹燃放產生的有害煙塵會加重空氣污染，因此，煙花爆竹管控再度收緊。公安部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共有444個城市禁止燃放煙花爆竹，764個城市限制燃放，多地恢復全面禁放，管控力度達到新的高度。這一時期，政策的核心導向是優先保障生態環境與公共安全，民俗傳承暫時讓位于環境治理與安全治理。

近年來，隨著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以及基層治理能力的提升，煙花爆竹管控政策開始出現新一輪調整，逐步走向“疏堵結合、精準施策”。2023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備案審查工作情況報告中，對部分地區“全面禁止銷售、燃放煙花爆竹”的地方性法規提出審查建議，認為其與《大氣污染防治法》和《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不一致，要求地方依法修改禁燃令。這一建議推動了各地政策的優化，越來越多的地區開始根據自身實際，調整燃放政策，在保障安全與環保的前提下，適度恢復燃放，兼顧民俗需求與民生訴求。

2025年底，山西率先宣布廢止施行了5年的全省煙花爆竹“禁放令”，引發全國關注，社交平臺相關話題閱讀量單日突破1億次，成為政策調整的標志性事件。此次山西并非簡單放開，而是秉持“保障安全、統一規劃、合理布局、總量控制、適度競爭”的原則，規范煙花爆竹經營審批，同步出臺落地細則，劃定禁放區與限放區，織密多部門協同防控的安全網絡，實現了民俗需求與城市治理的平衡。山西的實踐，也為其他地區提供了借鑒，推動了全國煙花爆竹管控政策的進一步優化。

三、當下：2026馬年春節，到底能不能放鞭炮？

結合當前各地的政策調整趨勢，2026馬年春節，我國煙花爆竹燃放政策呈現“總體寬松、精準管控、區域差異顯著”的特點，沒有統一的“全國一刀切”規定，核心是“分區域、分時段、分品種”管控，具體能否燃放，取決于所在地區的政策要求，主要分為三類情況。

第一類：全面禁放區域，全程禁止燃放。這類區域主要是人口密集、風險等級高的核心城區，以及部分生態敏感區域，無論春節期間還是其他時段，均禁止燃放任何煙花爆竹。從目前各地公布的政策來看，多數一線城市的核心城區依然實行全面禁放，比如北京五環內、上海外環內、廣州中心城區等，明確禁止燃放煙花爆竹，違規燃放將面臨處罰。此外，部分生態敏感區域，如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空氣質量重點管控區域，也實行全面禁放，避免燃放帶來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

以長沙為例，2026年1月，長沙市人民政府發布通告，明確自2月15日起，在都市區范圍內分區分時規范燃放。其中，黃橋大道—湘江北路—長沙繞城高速等合圍區域內，全年全時段禁止燃放煙花爆竹；部分街道除禁放區外的區域，元旦、除夕至初三、元宵節等6天禁止燃放，其他時段允許燃放。長沙的政策是典型的“核心區域全面禁放、周邊區域分時管控”，既保障了核心城區的安全與環境，也兼顧了部分區域的民俗需求。

第二類：限制燃放區域，指定時間、指定地點燃放。這是目前多數城市采用的政策，也是最主流的管控方式，即劃定禁放區與限放區，限放區內僅允許在春節特定時段燃放指定品種的煙花爆竹。通常來說，允許燃放的時段集中在除夕、正月初一至初三、元宵節等傳統節日節點，具體時段由各地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允許燃放的品種多為低污染、低噪聲、低風險的煙花爆竹，禁止燃放高空煙花、大型禮花等高危品種。

山西作為政策調整的代表，在廢止全省“禁放令”后，各地同步出臺落地細則。以忻州為例，該市劃定“禁止燃放區”與“限制燃放區”，限制燃放區內在農歷臘月二十三、除夕至初五等傳統時段全天允許燃放，其他時間禁止燃放，同時對燃放品種進行規范，禁止燃放高危煙花爆竹。此外，江蘇南京、河南鄭州、云南昆明等城市，2026年春節也實行“限放”政策，通過劃定燃放點位、規范產品標準等方式，實現民俗需求與城市安全的平衡。其中，昆明明確市轄區內學校、醫院、文物保護單位、集貿市場等11類地點全年禁止燃放，其他區域在指定時段允許燃放，精準規避了高危區域的安全風險。

第三類：全面放開區域，無明確限制（多為農村及偏遠地區）。這類區域主要是人口密度低、火災風險小的農村地區、偏遠鄉鎮，以及部分生態環境較好、監管能力充足的小城市，對煙花爆竹燃放沒有嚴格限制，春節期間可自由燃放，但依然需要遵守煙花爆竹安全管理的相關規定，禁止非法生產、經營、運輸煙花爆竹，禁止在高危地點燃放。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全面放開或限制燃放的區域，也存在明確的禁止燃放場景，主要包括：加油站、液化氣站等易燃易爆場所周邊；學校、醫院、養老院、幼兒園等人員密集場所周邊；文物保護單位、歷史建筑、山林、草原等重點保護區域；輸變電設施、通信設施周邊；樓道、陽臺、屋頂等居民樓內及周邊。這些區域無論是否在限放范圍內，均禁止燃放煙花爆竹，避免引發安全事故。

此外，2025年11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標準委）批準發布GB 10631—2025《煙花爆竹 安全與質量》強制性國家標準，從產品分類、藥量、聲級值等方面實現全鏈條規范，推動煙花爆竹行業向安全化、環保化轉型。這一標準的實施，也為各地規范燃放提供了技術支撐，即便允許燃放，也需選擇符合國家標準的煙花爆竹，避免使用超標、高危產品。

四、爭議與平衡：民俗傳承與現代治理如何共生？

關于春節放鞭炮的爭議，從來都沒有停止過，核心始終是民俗傳承與現代治理的矛盾——一方面，鞭炮是千年民俗的載體，承載著人們對新年的期盼，是刻在民族記憶里的年味符號；另一方面，鞭炮帶來的安全隱患、環境污染、噪聲擾民等問題，與現代城市治理、生態環境保護的需求相悖。如何平衡二者的關系，讓傳統民俗在新時代得以傳承，同時規避潛在風險，成為各地治理的重要課題。

反對燃放鞭炮的聲音，主要集中在安全與環保兩大層面。從安全角度來看，煙花爆竹屬于易燃易爆物品，燃放不當極易引發火災，尤其是在城市小區、高層建筑中，一旦引發火災，后果不堪設想；同時，鞭炮爆炸時產生的沖擊力與碎片，容易造成人身傷害，每年春節期間，醫院都會接收大量因燃放鞭炮受傷的患者，以兒童、老年人為主。從環保角度來看，煙花爆竹燃放會產生大量二氧化硫、一氧化碳、顆粒物等有害氣體與污染物，加重空氣污染，尤其在冬季靜穩天氣下，會加劇霧霾程度；此外，燃放后的鞭炮碎屑會增加城市保潔壓力，噪聲污染也會影響居民正常生活，尤其是對老人、孕婦、嬰幼兒等群體造成困擾。

支持適度燃放的聲音，主要源于對民俗傳承的堅守與情感需求的訴求。在很多人心中，鞭炮聲是春節的“標配”，沒有鞭炮聲，年味就會大打折扣。這種情感，不僅是對童年記憶的懷念，更是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春節放鞭炮所承載的驅邪祈福、辭舊迎新的寓意，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適度放開燃放，也能拉動煙花爆竹行業的發展，帶動相關就業，尤其是在一些以煙花爆竹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地區，政策寬松能有效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事實上，民俗傳承與現代治理并非對立關系，而是可以實現共生共贏，山西、長沙等多地的政策調整，已經給出了很好的答案——疏堵結合、精準施策，既不盲目禁放，也不放任自流，而是根據區域特點、人口密度、生態環境等因素，制定差異化的管控政策，在保障安全與環保的前提下，為民俗傳承留出空間。

實現二者平衡，需要多方協同發力。從政府層面來說，要完善管控政策，細化禁放區、限放區的劃分，明確燃放時段與品種，同時加強監管力度，嚴厲打擊非法生產、經營、運輸、違規燃放煙花爆竹的行為；還要加強宣傳引導，普及安全燃放知識，引導群眾文明燃放。從企業層面來說，要加大技術研發力度，改進生產工藝，研發環保型、低噪聲、低風險的煙花爆竹，降低燃放帶來的污染與風險，貼合新時代的環保需求。從民眾層面來說，要自覺遵守管控政策，文明燃放、安全燃放，主動選擇環保型煙花爆竹，避開高危區域與時段，同時尊重他人的生活權益，避免因燃放引發糾紛；此外，也可以通過電子鞭炮、喜慶音樂、懸掛燈籠等安全環保的方式，替代傳統鞭炮，傳承年味。

民俗的生命力，在于適應時代、不斷迭代。春節放鞭炮的“禁”與“放”，從來都不是對民俗的否定，而是為了讓傳統文化在新時代更好地傳承。愿我們既能留住年味的溫度，也能守住安全與環保的底線，在辭舊迎新的氛圍中，度過一個平安、祥和、環保的春節，讓千年民俗在現代社會中，綻放出更持久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