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新加坡學者：豬是尼帕病毒“放大器”，但中國豬群感染風險極低

近期在印度發生的尼帕病毒病疫情會否出現流行病學中典型的“溢出事件”，發生較大規模的跨區域傳播和人際感染，受到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國家的持續關注。

對此，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新興傳染病項目教授、新加坡流行病準備與應對研究項目（PREPARE）首任執行主任王林發近日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作出研判：總體來看，尼帕病毒在區域或全球范圍內的擴散風險“都非常低”，此次印度疫情大概率也不例外。

新加坡是最初發現尼帕病毒的國家之一。1998年前后，尼帕病毒在馬來西亞的養豬場中被首次發現，隨后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豬群和人群中暴發疫情。自該病毒在該國檢出以來，新加坡始終對尼帕病毒病保持密切監測和關注。目前，包括中國、新加坡在內的亞太多國均已發聲稱，正在密切關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尼帕病毒傳播情況，并已經加強風險評估和疫情應對準備。

王林發是全球人畜共患病、蝙蝠免疫學和病原體發現領域的知名學者，也是世界衛生組織新冠疫情防控相關委員會成員，曾獲新加坡科研最高榮譽——總統科學與科技獎。他告訴記者，類似于此次印度疫情，尼帕病毒的零星暴發在印度和孟加拉國幾乎每年都會發生。“在新加坡，我們正在監測有類似癥狀且曾到訪過該地區的人員。鑒于當前風險較低，暫無特殊防控措施。”王林發說。

尼帕病毒的宿主是狐蝠屬（Pteropus）的果蝠，分布主要集中在南亞和東南亞。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副主任王新宇近日撰文稱，在中國，尼帕病毒的天然宿主狐蝠在中國南方（如云南、海南等地）有分布。研究表明，在中國的蝙蝠體內已經檢測到了尼帕病毒或其近親病毒的抗體，這意味著病毒在自然界中是存在的。

而根據歷次疫情及一系列研究，“蝙蝠—動物—人”“蝙蝠—人”和“人—人”傳播是尼帕病毒感染人類三種方式。當尼帕病毒經“蝙蝠—動物—人”傳播時，豬很有可能作為中間/擴增宿主，接觸感染豬的分泌物或排泄物，或者食用感染豬的豬肉均有可能導致感染。

中國是生豬生產大國，大小規模豬場遍布全國，各個豬場的地理位置、管理狀況不盡相同，在偏遠地區，豬場可能位于蝙蝠種群的棲息范圍內。此外，新加坡豬肉進口大國而中國則是豬肉消費大國。那么，在中國和新加坡，尼帕病毒病跨境或者跨物種傳播的風險有多大？

王林發表示，首先，盡管許多不同國家和地區也存在類似的蝙蝠，但印度和孟加拉國的文化習俗被認為是主要的傳播風險因素；其次，豬是主要的病毒擴增宿主之一，但并非唯一的風險因素。在菲律賓，馬被確認為另一種擴增宿主。另外需要強調的是，新加坡或中國的豬群感染風險極低。

王林發認為，尼帕病毒發生人際傳播也是極小概率事件。“雖然存在人際傳播的可能性，但這極為罕見，通常僅在急性感染期通過極其密切的接觸才會發生。高風險人群包括接觸過蝙蝠且有疫區旅行史的人員”。

不過由于早診斷困難、疾病致死率高，人感染尼帕病毒的風險依然不容小覷。

“感染尼帕病毒后的癥狀識別很困難”，在王林發看來，這讓疫情在發生后可能無法第一時間得到控制。

在全球首次發現的尼帕疫情中，最初的感染者均從事過養豬工作，其起始癥狀出現后被懷疑是由日本乙型腦炎引起的豬傳人所致的嚴重呼吸道/腦炎綜合征。但殺滅蚊蟲和接種日本腦炎疫苗等日本腦炎的防控措施并未起效，導致尼帕病毒病在馬來西亞豬群和人群中進一步流行并跨境傳播。不久后，新加坡自馬來西亞進口的生豬使12名屠宰工感染尼帕病毒病，其中1人死亡。急性腦炎綜合征后被證實恰恰也是人感染尼帕病毒后可能出現的嚴重臨床表現。

王林發表示，直至現在，對表現為腦炎的病例進行診斷也存在挑戰。因為絕大多數腦炎患者與尼帕病毒無關。此外，尼帕病毒感染既可表現為呼吸道癥狀，也可出現神經系統癥狀，且難以與其他感染性疾病區分。基于此，在任何急診醫療機構中，快速PCR檢測或抗原檢測都是關鍵診斷手段。

他還提到，盡管尼帕病毒尚不具備跨區域大規模流行能力，但建立快速檢測與診斷平臺以應對潛在感染仍至關重要。至于一旦發現動物群體感染，最有效的處置方式仍是撲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