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徐光啟引進西班牙方陣成功，明朝還會被游獵民族滅亡嗎

在哈薩克草原上策馬奔馳，風馳電掣的感覺可以讓人理解游牧民族的世界觀；在暴風雪中艱難前行，才能體會到古人翻越雪山的勇氣。“這些經歷都讓我對歷史上的人物很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侯楊方說。

長期的實地考察，不僅拓寬了侯楊方在歷史地理方面的研究視野，也增加了他對歷史復雜性的理解。在新書《明亡清興：1618—1662年的戰爭、外交與博弈》中，他對崇禎皇帝的評價是“一個被推到歷史風口浪尖的普通人，一個在結構性危機面前無能為力的統治者”，“現代人穿越到他的位置，絕大多數人不會比他表現得更好”。

在中亞考察時，侯楊方接觸到大量東西方文明交融后產生的技術，這促使他形成自己的“技術地理學”研究視角，相比之下，僅靠文獻考證和史料爬梳的傳統史學缺乏跨學科視角，有很大的局限。

研究明亡清興歷史時，“技術控”侯楊方尤其關注當時第三方留下的史料，包括朝鮮王朝的秘密情報記錄、西方傳教士的書信和記載，他從中看到珍稀的細節，說明技術更新對歷史改變的影響。

侯楊方也走過唐朝高仙芝遠征怛羅斯時的行軍線路，還實地考察了他戰敗后的撤退路線。千百年來，騎兵都是中亞戰場上的重要作戰力量，1618年努爾哈赤率領滿洲鐵騎正式與明朝開戰時，依靠的也是在東北亞惡劣環境下鍛煉出來的精銳騎兵力量。侯楊方的觀點是：明朝亡于軍事力量的差距。

“一個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的文明，無論曾經多么輝煌，都難逃衰落的命運；而一個充滿活力、善于學習的新興力量，即使起點較低，也終將后來居上。這個規律不僅適用于明清之際，也適用于人類歷史上的其他重大轉折。”侯楊方總結說。

實地考察增加了同情同理心

第一財經：十多年來，你在國內外的行走和考察經歷，對做明亡清興的歷史研究有哪些影響？

侯楊方：我做實地考察時會處置各種突發事件。一次實地考察要成功，整個鏈條都不能出問題——車胎漏氣了，找不到路了，沒飯吃了，都是要命的，必須事先做好全面規劃，否則在無人區一定會出大問題。

出去考察過的人也都知道，維持一個車隊的隊列都是很難的，如果指揮不專業，車隊還沒出市區，就已經散掉了。實地考察面臨的變數也很多，多數時候沒有規則或者規律可言，不斷挑戰個人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比如前面路面塌方了，某個國家的邊境突然管控了，還有怎么處理和司機、邊防軍的關系。

這些經歷都讓我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不以輕佻的態度看待歷史人物和戰場上的一切——做軍事決策是要對后果負責的，失敗了就死。這也是我喜歡看《漢書》勝過《史記》的原因。班固遠征過漠北，他的歷史觀和受過宮刑的司馬遷自然不一樣。司馬遷對衛青、霍去病會有點不以為然，他同情李廣——現在還有很多人受司馬遷影響。其實李廣自殺一點都不冤枉，他沒能及時到達戰場，客觀上害了及時到達的前線戰友。

第一財經：你在中亞考察時，曾經走過高仙芝遠征怛羅斯的路，《明亡清興》中也很關注各種行軍，這也是因為實地考察后會更感同身受嗎？

侯楊方：沒錯。高仙芝的行軍和明末行軍是一樣的，都沒有機械輔助，沒有硬化路面，全靠步行、牽著馬走或者騎馬。我在《明亡清興》里專門寫過山海關大戰，滿洲人向北京的行軍。朝鮮世子留下的記錄說，幾萬匹馬在遼西走廊的土路上奔跑，塵土飛揚，大家滿面是灰，對面不相識，這些歷史細節至今在我們的影視劇中很少被準確反映過，影視劇里的軍隊基本都是形象光鮮的。

第一財經：關于明朝滅亡的原因，一直以來都有很多觀點，有的說亡于財政，有的說亡于黨爭，有的說亡于萬歷皇帝，還有的說亡于“小冰期”導致的干旱。你的觀點則聚焦于軍事角度。

侯楊方：明朝滅亡最根本的原因，一句話就是軍事不行，打不過滿洲人。其他都是間接因素，比如“小冰期”的影響，這種解釋存在明顯漏洞——當時歐亞大陸都處于小冰期，為什么只有明朝滅亡？這說明各國政治體系的適應能力與應對策略才是決定其命運的關鍵。“小冰期”又可能是火山噴發的結果，那么是不是火山噴發才是明朝滅亡的原因？這種無限外推責任與原因的邏輯不是很荒謬嗎？

萬歷二十年，日本統治者豐臣秀吉發動朝鮮戰爭，萬歷皇帝派出明朝最精銳的軍隊和最優秀的將領去援朝抗日，將領李成梁的兒子曾與朝鮮國王在平壤有過一次秘密談話，這段對話僅見于朝鮮史料，里面有一個鮮為人知卻非常有價值的歷史細節：李如海告訴朝鮮國王，“倭子三十，不能當韃子一人”。“萬歷朝鮮之役”長達八年，雙方互有勝負，這一評價也側面反映出明軍戰斗力的薄弱。

女真士兵為什么有如此強大的戰斗力？他們生活的長白山地區是原始森林，自然環境極其惡劣，女真孩童從小就要學習騎馬、射箭和野外生存技能，相當于從小就接受了最為嚴格的實戰訓練，他們不僅單兵作戰能力極強，由于打獵需要集體協作，還養成高度的服從性和組織性，天然就是精銳部隊。

全球史中的明朝滅亡

第一財經：你還把明朝滅亡放到全球史的角度來寫，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考慮？

侯楊方：明朝的時候和西方已經聯系很密切了，當時很多游獵民族已經被農耕文明或是工業文明打敗了，為什么明朝是唯一一個被最后一撥游獵民族滅亡的定居帝國呢？這證明明朝確實落后了。但是不對比，在封閉的系統里，就會認為自己是最先進的。

第一財經：在你看來，明朝的國力和同時期歐亞大陸上別的先進國家相比是什么水平？

侯楊方：努爾哈赤起兵的1618年，歐洲爆發了“三十年戰爭”，最后法國取代使用西班牙方陣的哈布斯堡王朝，變成歐洲第一強權。當時法國很厲害，英法百年戰爭后期，法國就是板甲重騎兵配合火炮，戰勝了英國長弓手。但是1525年，西班牙人在帕維拉用西班牙方陣擊敗了法國的板甲重騎兵，俘獲了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西班牙繼海上霸主之后又成為了歐陸霸主。

西班牙方陣包括密集的長矛方陣、重型火繩槍和小口徑的野戰炮，外加機動性強的盾劍兵。帕維拉戰役標志著歐洲戰術出現重大革新，冷熱兵器混編的步兵方陣，可以擊敗板甲重騎兵。

到了“三十年戰爭”，法國騎兵厲害到什么地步？第一，戰馬遠遠優于亞洲；第二，法國騎兵是全身板甲，由幾大塊帶有弧度的薄薄金屬片組成，不同于中國那種傳統的鱗甲或扎甲，板甲質量更輕，防護效果更好；第三，法國人改良了野戰炮，離西班牙方陣遠遠的，就可以用輕型野戰火炮把陣形打亂。

明亡清興的時候，滿洲人的騎兵雖然很厲害，但是他們到歐洲戰場的話，防護力不及歐洲板甲重騎兵，戰馬也不如法國優良，根本不可能是西班牙方陣的對手，一作戰就會被擊潰。

后來順治九年，清軍和俄軍第一次交手時，清軍依然用老戰術，當時俄國也只是歐洲文明邊緣的國家，但是俄國吸收了先進武器和軍事戰術，結果156名哥薩克騎兵就打敗了有1500多人的清軍。

從這個角度來講，明朝末年軍事力量已經落后歐洲兩三百年，科技也落后了，始終沒造出來板甲，因為沒有水壓機，冶金技術也不行，也沒有發明新型的火槍、火炮——一個國家最先進的技術，一定是首先用在軍事上的。

這就更證明，徐光啟當時引進西班牙方陣的建議是唯一正確的路徑，他才是真正的放眼看世界第一人。徐光啟提出的計劃，是雇用一支由葡萄牙士兵等組成的雇傭軍隊伍，讓他們訓練明軍以掌握西式作戰方法，同時幫助明朝鑄造更先進的大炮和火槍，總花費五萬三千兩白銀，與明朝每年約兩千萬兩的軍費“三餉”相比，是相當小的投入。

但是徐光啟的建議遭到激烈反對，進而上升到意識形態：怎么能以夷人為師？還有廣東籍官員質疑，徐光啟引入葡萄牙人是為了傳播天主教，結果崇禎皇帝頂不住壓力，下令讓已經走到南昌的葡萄牙人解散返回澳門。

明清戰爭長達40多年，皇太極始終也沒有入主中原的想法，明朝其實有改革時間。如果引進西方先進火器技術和戰術體系，歷史是否會改寫？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但是值得深思。

第一財經：后來清朝在同治年間搞洋務運動，不向洋人學習的勢力也很頑固，換句話說，征服者也接受了“華夷之辯”這套意識形態。

侯楊方：這個一點都不奇怪，皇太極早就看透了，滿洲人為什么有這么強大的戰斗力？是在艱苦的環境中鍛煉出來的，進了北京城還能打獵嗎？皇太極吸取金朝滅國的教訓，覺得占領沈陽、遼陽，部落從長白山原始森林遷移到遼河平原，有糧食吃就可以了，也不影響去山林打獵訓練。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皇太極覺得滿洲人少，為什么要統治人數多幾百倍的漢人，還是爛攤子的“負資產”？皇太極不認識漢字，不受漢人大一統觀念影響，他自始至終也對大一統沒什么興趣。

所以，人的觀念都是后天塑造出來的。努爾哈赤、皇太極不讀四書五經，他們是獵人，講究實際與隨機應變，從最本質的常識、最樸素的人生經驗出發。但是，多爾袞出于鞏固自己權力的目的堅持入關，滿洲人住進北京城后，半真半假漢化，也開始講究“夷夏大防”。

咸豐皇帝在位時，洋人堅持要在北京建公使館長駐，咸豐皇帝堅決不答應，結果英法聯軍攻打北京，他逃到承德避暑山莊，最后死在那里，又變成200多年前的崇禎皇帝了。他是皇太極的直系后裔，顯然是入關后觀念已經被改造，成了一個“明朝人”，可見歷史有時在退步。

“以史為鑒”的過度反應

第一財經：說到這里，我想起你在《明亡清興》里講，中國是一個高度重視歷史的文明古國，歷史經驗和教訓在政治決策中有重要影響，但對歷史的過度反應可能導致矯枉過正，使決策者陷入另一種極端。

侯楊方：崇禎十五年，松錦之戰接近尾聲，盡管皇太極在軍事上取得絕對優勢，他還是堅持和談。滿洲人雖然戰斗力很強，其實他們也不想打仗，打仗的目的是要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環境，明朝只要答應割讓遼沈，就不再攻打明朝。

明朝動不動以宋朝為例，反感宋朝議和，反映了中國文化中“以史為鑒”的傳統。但是，他們沒有理性分析宋朝生存策略的合理性：北宋和遼國簽訂澶淵之盟后，保持了百余年穩定；宋朝與金朝的紹興和議也是有成果的，保持了南宋統治。金兵攻陷開封，擄走宋徽宗、宋欽宗及皇室大部分成員，趙構作為唯一幸免的皇子選擇了逃亡，甚至在海上漂泊了幾個月，為了生存，還向金朝皇帝稱臣，但是南宋后來也創造了經濟文化繁榮。同時期的朝鮮，也選擇投降臣服，保全了朝鮮李氏王朝三百年。

相比之下，明朝面對滿洲入侵時，過分強調“面子”和“氣節”，不惜以政權存亡為代價，拒絕務實的外交。這種“面子政治”后來清朝也有，是近幾百年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統治者寧可承受實際損失，也不愿表面顯得軟弱或妥協，結果讓眾多的平民因此失去生命，因為他們統治的合法性就建立在“面子”上。

第一財經：你在《明亡清興》里用了朝鮮世子和外國傳教士的很多記載，這些史料其實之前寫《征戰：大清帝國的崛起》時也出現了一部分，這次為什么要特別強調新史料、新解讀？

侯楊方：中國傳統史料是文人敘事，總是側重道德、人性、制度等，不關心也沒有能力從技術、物理等角度分析問題，比如清兵每天走多少里、怎么排兵布陣、怎么選擇戰場，等等。傳教士和朝鮮人不一樣，他們是從情報角度記載的，講究技術性，記載里有很多明朝和清朝史料中缺失的內容。

兩名耶穌會傳教士在四川被張獻忠俘虜后，用拉丁文寫下自己的經歷和見聞，里面有張獻忠突然又戲劇的覆滅細節。當時哨兵匯報說，在營前高山上發現滿洲兵，張獻忠不相信，他認為滿洲兵哪里可能從漢中到西充，三百里一天一夜急行軍就到了？他還是對付明朝軍隊的思維，滿洲軍隊的行軍速度完全顛覆了他的認知。

所以張獻忠不把哨兵的信息當回事，不僅差點把哨兵殺了，還不穿盔甲就去小山崗查看，結果沒看到敵人在哪里，就被一支箭射死了。這說明，張獻忠完全對清軍箭的射程和準確度沒有任何概念——因為明朝軍隊也沒有這樣的能力，他糊里糊涂死后，大西軍迅速崩潰。

朝鮮世子記載的山海關大戰里有一個最關鍵的細節，也是所有中國史料中沒有的。吳三桂和李自成的軍隊激戰時，一直觀戰的清軍在多爾袞的指揮下上場了，半小時內戰斗就結束了。多爾袞還邀請世子一同前往觀戰，說明他掌控戰機的能力是多么強。

朝鮮人的記錄中，最震撼的是寫紫禁城被李自成燒得只剩武英殿后，以前棲息在幾千間房屋里的燕子也失去家園：“燒屋之燕，差池上下，蔽天而飛。”這些細節也是后世難以虛構的，非常珍貴，真實反映了當時的歷史場景，直擊人心。

《蔥嶺之外：亞歐文明的十字路口》

侯楊方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5年10月版

《明亡清興：1618—1662年的戰爭、外交與博弈》

侯楊方 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2025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