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1月30日報道 美國外交學者網站1月27日刊登題為《2026年達沃斯論壇之后:世界進入多方博弈秩序時代》的文章,作者是瑞典斯德哥爾摩南亞與印度洋-太平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賈甘納特·潘達。全文摘編如下:
政治和經濟領導人今年在達沃斯的聚會像是一場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死亡后的剖析。這是一個罕見的集體共識時刻:人們認為,現有秩序不僅面臨壓力,而且正在被積極重新議定。
在關稅、籌碼交換和“強者法則”的各種討論中浮現出一個核心問題,不是關于全球秩序是否正在分崩離析,而是什么樣的秩序正在取而代之,它將由誰來塑造,以什么為代價。我們是否正在進入一個討價還價凌駕于原則之上的世界?在交易性地緣政治影響下,主權是否經得起考驗?這一時刻是為深化亞歐合作創造了空間,還是加速了戰略漂移?
規則導向轉向交易導向
綜合來看,達沃斯論壇上的發言表明,世界秩序正在明顯從以規則為導向轉向以交易為導向。這并不意味著國際法消失,而是反映了國際法約束力的普遍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受籌碼交換影響的秩序:包括經濟、戰略、技術和地緣方面的籌碼。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明確闡述了這一轉變。他的國際政治框架將關稅、交易和地緣戰略作為治國方略的主要工具。有趣的是,在這種世界觀中,主權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是通過能力獲取和捍衛的。格陵蘭島事件就體現了這一邏輯:領土問題不是絕對受法律保護的,而是可談判的戰略資產,而經濟壓力是一種合法工具。
相比之下,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等領導人認為,這種交易性的轉變標志著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實際上已經終結。在卡尼看來,危險不僅在于大國的咄咄逼人,還在于中等強國缺乏有組織的抵抗。他警告說,主權和領土完整必須是不容談判的,否則國際合法性將徹底喪失。
在這兩極之間有一個正在形成的秩序:既非完全無政府,也不完全受規則約束,而是一種規則得以維系卻又不斷受到權力考驗的秩序。這是一種可選擇性遵守的秩序,在某些問題上是有原則的,而在其他問題上可以討價還價。這種模棱兩可恰恰反映了當前的不穩定性。
認知和戰略影響秩序建構
今年的達沃斯論壇表明,不會再有一個單一的、統一的西方立場,而將有三種截然不同的秩序愿景,美國的、歐洲的和亞洲的,每一種都受到不同的威脅認知和戰略重點的影響。
正如特朗普所闡述的那樣,美國的愿景是赤裸裸的實用主義。秩序不再是一種道德框架,而是成功交易的副產品。包括北約在內的各個聯盟不再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而將更多地與責任分擔、貿易平衡和地緣戰略掛鉤,其規定將變為可談判的。
但是,歐洲的反應變得強硬起來。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和歐洲理事會主席安東尼奧·科斯塔都堅持認為主權和邊界是根本性的、不可交易的。戰略自主,這個曾經有爭議的概念,被重新定義為生存的必要條件。制裁、國防工業能力和反脅迫手段正在成為歐洲不斷演變的安全原則的核心支柱。
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點。馬克龍警告不要掉進“強者法則”的陷阱,而默茨則明確表示,大國政治的回歸危及中小國家。對歐洲來說,缺乏實力支撐的講原則是不夠的,這個秩序現在必須得到實力的積極捍衛。
與此同時,亞洲的愿景既不會與華盛頓、也不會與布魯塞爾保持完全一致。中國表示,它是全球化和多邊經濟合作的捍衛者,反對單邊主義和零和思維。北京在主權問題上強調尊重和不受脅迫,但并非贊同西方在烏克蘭問題或北極爭端上的看法。這使中國在大西洋兩岸的動蕩中能把自己定位為“穩定的一極”,這得益于西方立場的不連貫性。
從全球南方來看,印尼總統普拉博沃·蘇比延多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優先事項。對印尼來說,主權與其說是邊界問題,不如說是韌性問題:它意味著糧食、能源和發展安全問題。秩序只有在帶來穩定和增長時才有意義。這種以發展為先的視角凸顯了歐洲-大西洋安全討論與全球南方優先事項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
亞歐將進行更多合作
這個決裂時刻是為亞歐合作創造了機遇還是帶來了風險?
總而言之,達沃斯論壇帶來了一個微小但真正的突破口。歐洲推動的戰略自主并不意味著與亞洲脫鉤,相反,它以多元化為名提出要與亞洲進行更多合作。
歐洲與印度的合作是爭議最少、最有希望的,它建立在對脅迫性、供應鏈彈性和多極穩定的共同關切之上。印度的戰略自主更符合歐洲尋求平衡的需求。
歐洲與中國的接觸仍然比較矛盾。盡管與中國在經濟問題和氣候問題上展開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對一些問題的不同看法(特別是烏克蘭問題)限制了更深層次的戰略信任。短期內,中國可能會從大西洋兩岸的不確定性中獲得戰術上的好處。
更廣泛地說,只有在技術標準、綠色轉型、基礎設施彈性和發展性融資等領域建立以問題為導向的聯盟,歐亞合作才能取得成功。這種做法并不代表回歸普遍性的多邊主義,而是對多元世界的務實性適應。
今年的達沃斯論壇并沒有為全球秩序描繪出新的藍圖,但它令人看清了其中的利害關系。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時代,秩序仍然存在,但不存在幻象:沒有普遍適用的秩序,它將越來越多地受到實力和原則的影響。
核心問題不在于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能否恢復到原來的形式(這是不可能的),而在于在交易型地緣政治影響下,就主權和克制達成的最低共識能否維持下去。歐洲能否在不放棄多邊主義的情況下,將戰略自主轉化為可信的實力?亞洲能否在發展優先與地緣政治現實之間取得平衡?中等強國能否足夠快地組織起來,防止大國之間的討價還價使國際合法性被掏空?
這次達沃斯論壇表明,這些問題仍未得到解決。但有一件事非常清楚:令人安逸的模棱兩可時代已經結束。(編譯/潘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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