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短劇“撞臉”羅云熙，肖像權邊界何在？

文｜11

近日，有網友指出，紅果平臺上一部名為《永安歸，帝王追》的AI短劇，其封面及內容中男主角的面孔與演員羅云熙高度相似，尤其接近他在代表作《長夜燼明》中“澹臺燼”的經典造型。

羅云熙方面察覺后迅速發表聲明，稱該行為涉嫌嚴重侵犯羅云熙先生的肖像權及相關合法權益，并表示對此高度重視，已第一時間啟動維權程序。

事實上，自AI技術興起以來，利用AI合成明星面容的案例屢見不鮮。從短劇、直播到廣告，AI正在重塑內容創作的方式，也不斷觸碰法律與倫理的紅線。藝人應如何有效維權？平臺與制作公司又該如何共同維護健康的AI內容生態？針對這些問題，骨朵對話了北京市海勤律師事務所的王曉琪律師，深入探討在AI快速發展的當下，法律應如何為AI生成內容劃定界限。

當明星肖像成為AI素材庫

近年來，AI技術侵害明星肖像權的現象屢見不鮮。從短劇《永安歸，帝王追》擅用演員羅云熙的面部特征，到其他作品通過AI換臉技術使用明星的肖像，這類案例正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

首要的一點是，如何判定這類行為是否構成侵權？據王曉琪律師分析，核心標準在于是否足以使一般觀眾認為二者相似。“目前侵權判定并無絕對明確的標準，大多依據一般觀眾的認知進行判斷。也就是說，只要該形象能使普通觀眾辨認出是演員本人，即便以卡通等非寫實形式呈現，通常即構成肖像權侵權。”她進一步解釋了侵權的潛在動機：“實際上，若形象不夠相似，作品也難以借助明星的知名度獲取關注。”

那么，侵權事件發生后，權利人應如何有效維權？王曉琪律師強調，取證必須先行。“如今可利用區塊鏈工具等便捷方式固定證據，最穩妥的流程是：先完成取證，再要求下架或舉報。否則在后續訴訟中，可能因證據缺失而難以主張賠償。”

一旦進入訴訟，藝人方通常會圍繞肖像權侵權提出相應主張，核心的訴求一般包括要求對方停止侵權、賠償損失，以及恢復原狀、消除影響等。在確定侵權賠償責任時，通常會綜合考慮幾個方面的因素：權利人實際遭受的損失、侵權人因此獲得的利益、侵權行為本身的嚴重性或惡劣程度、侵權人是否存在主觀故意，即是否明知故犯。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最終責任的具體認定和承擔方式。

此外，使用時長也是考量的重要因素。“使用時間長短常被視為判斷情節輕重的一個參考方面，但行為是否具有惡意或不正當性，才是影響侵權責任認定的關鍵。”

值得注意的是，AI侵權已蔓延至多個場景。

除前述案例外，某短劇曾通過AI換臉技術使用迪麗熱巴肖像，被網友發現后，藝人方也發起了維權。王曉琪律師強調，侵權形式雖有不同，但定性基本一致。“無論是AI生成相似形象，還是直接換臉，判定的核心都在于行為本質：即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使用了可被識別的肖像。這類行為往往借助‘相似性’來獲取本不應得的關注與商業利益。”

并且，AI侵權的范圍并不限于影視領域。直播帶貨中也出現了類似情況。“例如利用AI生成帶有藝人形象的推廣視頻，這通常同時構成肖像權侵權與虛假宣傳，違反了廣告法相關規定。AI合成明星聲音同樣構成侵權，侵害的是受法律保護的人格權中的聲音權益。”王律師分析道。

當然，還有一個較為特殊的場景，是普通用戶在AI工具中上傳藝人肖像的行為。王律師表示，若僅限于個人私下使用、未進行傳播，通常不構成侵權；但一旦上傳至公開平臺，由此獲取的流量與關注，即便非直接獲取經濟利益，也屬于不當利用。

平臺與工具之責

面對公眾人物形象被隨意上傳至AI的擔憂，律師強調普通用戶在合法范圍內的行為不應受限，而相關數據管理責任更在于平臺方。這就來到了AI作品侵權公眾人物事件的又一大問題：平臺方應當承擔哪些責任？

王曉琪律師分析，平臺責任需根據其業務性質進行區分，目前主要分為兩類：一是用戶上傳內容平臺，如抖音、嗶哩嗶哩，作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其主要提供信息存儲空間；二是專業內容提供平臺，如愛奇藝、優酷，它們通常自行采購或制作內容并進行傳播，屬于網絡內容提供者。

據王曉琪律師分析，兩種平臺業務所承擔的法律責任是不同的：

對于用戶上傳內容，由于無法對海量上傳內容進行實時審核，其責任核心在于執行“通知-刪除”機制。在收到侵權通知后，平臺需及時采取必要措施。但這并不意味著平臺完全免責，它需承擔與其管理能力相匹配的責任。

而對于平臺提供的內容，由于其主動選擇和傳播內容，因此負有更高的事前審查義務。“例如在引入影視內容時，平臺方會要求制片方提供完整的權利鏈條證明，來審核內容來源的合法性。”這一邏輯同樣適用于眼下興起的AI短劇。平臺將完備的授權文件作為內容上架的前置條件，是從源頭控制侵權風險的有效做法。

回到羅云熙案例中的紅果短劇平臺，王曉琪律師認為，“出品方需證明其AI生成行為無侵權故意。鑒于公眾人物形象辨識度高，創作方負有‘合理避讓’義務。若無法提供關鍵詞調試、分鏡圖、工程文件等完整證據鏈，將面臨不利法律后果。”

而平臺的責任判定取決于它與短劇出品方的合作模式。“若平臺更接近內容采購方，則應在采購過程中履行審查義務，例如查驗版權及肖像權授權文件；若平臺已盡審查義務，而因片方提供虛假材料導致侵權，責任可能主要由片方承擔；反之，若平臺未履行合理審查，則可能需共同擔責。”

平臺方的責任視具體情況而定，AI工具所承擔的責任同樣值得探討。

對此，王曉琪律師表示，目前并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對此進行直接規定。“主流平臺通常在用戶協議中聲明由用戶對上傳內容及生成結果負責。從技術角度看，AI如同‘黑箱’，平臺難以對用戶上傳的素材進行實時實質審核。因此，AI平臺的責任應當與其技術能力、管理范圍以及所處的發展階段相適應。”

總體來講，平臺責任的劃定，關鍵在于避免兩種極端：既不能無限加重，也不能放任自流。從律師的角度看，這是一個伴隨新事物發展而不斷調整、需要各方持續完善和平衡的動態議題。

AI生成的邊界如何劃定？

在明確了各方責任后，更深層的問題是：AI生成內容的合法邊界究竟在哪里？

面對潛在的侵權風險，當下行業的困境是技術發展往往先于法律條文，難免產生規范上的“追趕期”。但王曉琪律師也強調，法律的生命力恰恰體現于其基本原則的適應力。

“近期幾起涉及明星的AI侵權案件中，正是依據肖像權保護的基本規定，來評判AI生成形象與真人高度相似是否構成侵權。”她表示，盡管針對AI生成物的專門條款仍在完善中，但現行法律中的肖像權、著作權等一般規定，已為解決新型糾紛提供了重要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相關細則的補充也在同步推進，例如關于深度合成內容標識義務的規范性文件陸續出臺，正逐步推動平臺在實踐中建立更具針對性的審核標準。

技術形態的演變固然帶來了新的創作方式，但王曉琪律師提醒，確認權利歸屬的核心邏輯并未改變。

“著作權自作品創作完成即自動產生，關鍵在于能否證明獨立創作行為及創作時間在先。”她分析指出，以往作者可能依靠手稿和修改痕跡，數字時代則依賴文檔時間戳。而進入AI創作階段，這一過程體現為“生成過程中的多輪調試記錄、關鍵詞迭代版本、原始素材及工程文件等一系列數字痕跡”。換言之，法律所關注的創作事實與獨創性證明，其本質要求一以貫之，變化的只是證據的具體形態。

面向未來，法律體系也面臨著AI帶來的持續挑戰。王曉琪律師從實踐出發，指出了幾個值得深入考量的方向。

首要問題在于訓練數據的來源與使用的合法性邊界，這涉及如何在保護既有作品權利人權益與支持技術創新的“合理使用”之間取得平衡。其次，作為重要智力成果的AI模型本身，其技術秘密與核心參數的保護路徑也需進一步明確。最后，在AI生成內容的傳播鏈條中，如何合理界定用戶、工具提供方與平臺三方各自的責任，特別是后兩者在內容過濾與標識方面的義務強度，仍需在探索中形成共識。她特別提到，當前已實施的AI生成內容標識要求，正是構建這一責任框架的重要起點。

對于身處維權第一線的藝人及其團隊，律師也給出了詳細建議：除了建立快速的響應與證據固定機制等維權動作，還可以積極運用或開發監測技術，對網絡環境中濫用藝人肖像、聲音等權益的行為進行主動巡查，變被動應對為前置防范。

毋庸置疑，AI生成技術的演進不會停步，與之相伴的法律與社會議題也將持續深化。從平臺審核機制的具體落實，到法律原則在新型案件中的靈活適用，再到權利人維權策略的不斷升級，構建一個能夠鼓勵創新、同時公正保護各方權益的治理生態，需要行業實踐、司法裁判與政策制定之間的持續對話與共同探索。

在這一過程中，平衡創新激勵與權益保護，將是貫穿始終的核心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