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徐光啟是南直隸上海縣（故居在今上海市黃浦區）人，如果他沒有遇見傳教士意大利人利馬竇（Matteo Ricci），他的人生軌跡和思想見識將和同時代其他讀書參加科舉的人一樣。

在南京，徐光啟結識了博學多才的耶穌會傳教士利馬竇，盛贊其為“海內博物通達君子”，并受洗成為天主教徒。利馬竇獲得萬歷皇帝的特許赴北京，徐光啟也考中進士，成為翰林，兩人在北京成了鄰居，幾乎天天見面，“每布衣徒步，晤于邸舍，講求精密，承問沖虛”。

兩人亦師亦友，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前六卷。兩人翻譯的術語：點、線、面、直角、銳角、鈍角、垂線、對角線、曲線、曲面、立方體、體積、比例等，一直使用至今。

作為進士出身的翰林學士，徐光啟對中國傳統學術有著深刻理解，認識到孔子、孟子等先賢從未掌握形式邏輯，“《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獨謂此書未譯，則他書俱不可得論”，這是他選擇《幾何原本》進行翻譯的原因。

徐光啟完成翻譯后，對此書有極高的評價：“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此書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試，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脫之不可得，欲駁之不可得，欲減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實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實至簡，故能以其簡簡他物之至繁；似至難實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難”。

徐光啟是第一個掌握了形式邏輯的中國人，而形式邏輯是現代科學的兩大支柱之一，另一個是實驗，因此他可謂放眼看世界第一人，領先時代幾百年。

他預言“竊意百年之后必人人習之，即又以為習之晚也”，只是他太過樂觀，要等三百年后，中國的現代教育體系中才必須學習“幾何”。不僅在數學幾何領域，徐光啟還運用現代科學思維，在天文、水利、農學等多個觀察、實驗科學領域都有重要貢獻。

中國傳統的思維更傾向于含糊的意會，缺乏精確的邏輯推理。中國傳統文人擅長寫詩文，洋洋灑灑卻概念含糊，討論來討論去也無法達成共識。不同人對同一句唐詩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甚至與作者的本意相去甚遠。這種“可意會不可言傳，信則靈”的思維方式與明確的形式邏輯和實驗形成鮮明對比。

遼東一系列慘敗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徐光啟在通州主持練兵，他觀察到明朝的火器技術落后，質量低劣，決心引進歐洲火器對付后金。他致信同為教徒的李之藻、楊廷筠，設法赴當時被葡萄牙人租居的澳門購西洋火器。

李之藻與楊廷筠商議，決定自己捐資買炮，遂派教友張燾與守備孫學詩赴澳門，購買了四門大炮，以及聘用了四名炮手及通事、傔伴共十人，但所有人員卻被廣州官員遣送回澳門。大炮試射效果非常好。明朝同時也仿制了呂宋（西班牙殖民地菲律賓）銅炮，但因鑄造技術低劣，大炮在戰場上的表現不佳。

天啟二年張燾、孫學詩第二次來到澳門，于次年率領西洋炮手，并攜帶二十四門英國火炮經過半年的長途跋涉，來到北京，天啟皇帝還親自接見了這些葡萄牙人。隨后的多次訓練和演習都十分成功。

1623年9月17日，明朝舉行第三次試炮演習，火炮突然炸膛，除受傷者外，兩位華人和點炮的葡萄牙銃師若奧·哥里亞（Jo?o Correia）均被炸死。次年初，朝廷以水土不服為理由將西洋炮手送返澳門。

這批英國火炮來源于沉船。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武裝商船“獨角獸”號因事故沉沒于廣東陽江海岸，萬歷四十八年，肇慶推官鄧士亮雇募工匠，設計絞車，打撈起紅夷大炮三十六門，其中二十四門由兩廣總督胡應臺送往北京，后又有十二門送往寧遠（其中有一門炸膛），后來袁崇煥用這些大炮擊敗了努爾哈赤。

恰在努爾哈赤起兵的1618年，歐洲爆發了持續三十年的宗教戰爭（1618—1648年）。這場戰爭涉及歐洲多國，是現代歐洲民族國家體系形成的關鍵時期。歐洲戰場上，火槍、火炮與長矛混編的步兵方陣有效遏制了板甲重騎兵。這是一場“軍事革命”，徹底改變了歐洲戰爭的面貌。

與中國傳統的鱗甲或扎甲不同，一套歐洲的騎士板甲由幾大塊金屬板制成，在保證防護力的同時重量更輕，且無縫隙，防護效果更佳。鱗甲或扎甲各甲片之間不斷重疊，不僅增加了重量，還因為有夾縫而降低了防護力，由于是用皮繩串連，容易散開，制造成本更高。

一套精良的騎士板甲重二十公斤至二十五公斤，而同等防護效果的扎甲或鱗甲重量通常要超過三十公斤。十四至十五世紀發展起來的板甲使得弓箭在歐洲戰場上逐漸失去作用。在英法百年戰爭后期，法國的板甲重騎兵配合輕型野戰火炮最終戰勝了英國長弓手，使法國一度“獨步天下”。

1525年在意大利北部的帕維亞戰役（Batalla de Pavía）中，西班牙運用創新的火器與長矛混編的步兵方陣徹底擊敗了法國板甲重騎兵，法國國王弗朗西斯一世被俘，這標志著歐洲戰術的重大變革，證明了冷熱兵器混編的步兵方陣可以擊敗板甲重騎兵，板甲重騎兵從此退出了歐洲戰場的主導地位。

要想精通弓箭，就需要從童年開始長期訓練，時間成本極其高昂，長達十幾年，且一旦弓箭手受傷或陣亡，其戰斗力立即喪失。相比之下，訓練一名火槍手的時間成本低廉得多，短至幾十天，他們還不需要精確瞄準，只要編隊射擊即可投射強大火力。在射程上，弓箭一般在三十米內都很難穿透盔甲，而當時歐洲的火槍可在八十米外輕松射穿歐洲的板甲，這種差距在戰場上意味著生死。永定門外四萬名明軍被屠殺，正是由于其弓馬不及滿洲騎兵，在裝備劣勢下被遠距離射殺。

火槍的另一個優勢是可以大規模裝備，而不依賴于個人天賦和長期訓練。就像今天訓練一名職業羽毛球運動員和一名普通射擊手的區別——前者需要天賦和畢生投入，后者只需基本訓練即可達到合格水平，更何況他們還是編隊齊射，再多的射箭天才也經不起火槍編隊的幾輪齊射。正因如此，火槍部隊是明朝抵抗滿洲騎兵的唯一希望，可惜這一希望也在吳橋兵變中徹底破滅。

徐光啟寄予厚望的西班牙方陣（Tercio）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它通常由約三千人組成，核心是密集的長矛方陣（約一千五百名長矛兵），外圍輔以火槍手（約一千人）和機動性強的劍盾兵。這種結構既能抵御騎兵沖擊，又能通過火槍提供遠程殺傷力。

火槍兵通常被部署在長矛方陣的四個角落或側翼，形成一個保護性的火力網。這種安排讓火槍兵能向外射擊，覆蓋方陣前方和兩側的敵軍，同時受到長矛兵的保護。若敵軍騎兵逼近，火槍兵可能退至長矛方陣內部或后方，躲避沖擊。若需要主動進攻，他們可能前移，與劍盾兵配合，實施騷擾性射擊。

火槍兵保持持續射擊主要依靠輪射戰術，這種方法在十六世紀的火繩槍時代尤為重要，因為火繩槍裝填速度慢（每分鐘僅能發射一兩次）。火炮一般被安置在方陣后方的高地或側翼，由專門的炮兵部隊操作。這樣既能避免誤傷己方，又能覆蓋更廣的射程。

新即位的崇禎皇帝同意了徐光啟的建議，從澳門招募葡萄牙雇傭軍。這支隊伍有三十二人，由“公沙”（Correia，Gon?alves Teixeira）率領，配備三門大銅炮、七門大鐵炮和三十支鷹嘴銃，于1628年（崇禎元年）11月10日由澳門北上，經過十五個月的跋涉，從廣東韶關翻越南嶺，經贛州、南昌，于崇禎三年正月初三抵達北京。

雖然他們錯過了己巳之變的主要戰事，但貝勒阿敏率領的后金軍仍在關內占領著四座城池。這支葡萄牙部隊與明朝關寧軍將領祖大壽一起成功收復了這四座城池，證明了西式武器、戰術的有效性。

徐光啟堅定地認為：“臣竊見東事以來，可以克敵制勝者，獨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一見于寧遠之殲夷，再見于京都之固守，三見于涿州之阻截。”他認為歐洲大炮是明朝唯一取勝之道，不僅想引進歐洲的先進武器，還想引進與之配套的，能發揮武器最大效能的歐洲軍事體系。

如果西班牙方陣能夠擊敗防護更強的歐洲重騎兵，那么它同樣可以用來對付防護力不及歐洲板甲重騎兵的八旗騎兵。徐光啟的軍事理念可以用他的一句話來概括：“惟盡用西術，乃能勝之。”他主張建立十五支精銳火器營，每營配置雙輪車一百二十輛、炮車一百二十輛、糧車六十輛，共三百輛。裝備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鷹銃一百門、鳥銃一千二百門，編制戰士二千人、隊兵二千人。

關鍵的是，他強調“教練火器，必用澳商”，即必須請外國專家來訓練明軍以掌握先進火器。

徐光啟的學生孫元化，也是天主教徒、數學家和火器專家，他是徐的鄰縣南直隸嘉定高橋（今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鎮）人，因督師袁崇煥的推薦獲授寧前兵備道，此前跟隨孫承宗抵達山海關。孫承宗第一次經略薊遼時，“筑臺制炮，一如元化言”，其中就包括后來寧遠的十一門大炮，可以說袁崇煥在寧遠取得的勝利有孫元化的功勞。

后來，孫元化被破格提拔為登萊巡撫，在登萊等地有屬下八千人。孫元化是當時最出色的火炮專家，“所善西洋炮法，蓋得之徐光啟云”，他還著有中國第一部炮學專著《西洋神機》。

崇禎三年五月，在收復灤州的戰役中，孫元化認為：“攻灤首功為黃龍營，龍營得力在西洋炮。”不久，明朝的部隊借助西洋大炮，又收復了遵化、永平和遷安三座城池。崇禎四年六月，贊畫副總兵張燾督率公沙等部隊，以西洋大炮在東江一帶擊敗了后金軍隊。

朝鮮使者鄭斗源于崇禎四年拜會過孫元化，回國向朝鮮國王仁祖匯報了他的觀感：孫元化“清儉疏雅，雖威武不足，可謂東門得人矣”；但“皇朝專力于燕京、山海關，故山東則兵勢寡弱矣”。這一觀察非常準確到位，得到了后來事態發展的證明。

葡萄牙傳教士何大化記載了皮島之役的情況：“（中國軍隊）與驍勇善戰的葡人團結一致，不僅成功抵御了韃靼人的進攻，且在戰場上奮勇作戰，大獲全勝，所有人都將這一勝利首先歸功于葡國統領及其銃師。勝利的消息傳到朝廷，朝廷上下一片歡騰，皇帝尤其贊揚了葡國士兵；他看到僅七八名葡兵便成功抵御了敵人，且鼓舞了中國軍隊，增加了其必勝的信念，故重獎他們……韃靼人撤退并放棄了一座他們已占領約六個月的邊境城市。”

在初步成功的基礎上，徐光啟提出了更大規模的軍事改革計劃。他說服崇禎皇帝花費五萬三千兩白銀（與每年約兩千萬兩的“三餉”相比，這是相當小的投入），雇用了一支由一百六十名葡萄牙士兵、二百名澳門人和一百名非洲及印度人組成的雇傭軍隊伍，總共四百六十人。

徐光啟的計劃是讓這支部隊成為一支“教導團”，不僅直接參戰，更重要的是訓練明軍掌握西式作戰方法，同時利用其中的冶金工程師幫助明朝鑄造更先進的大炮和火槍。

崇禎三年四月初七，徐光啟上疏要求擴大引進葡萄牙兵的規模，甚至極為樂觀地預計“不過二年可以恢復全遼”。陸若漢、公沙二人在呈文中又開列應從廣東置買之兵器，包括鷹銃二百門，鳥嘴護銃一千門，西式藤牌五千面，刀一千口，長槍一千桿，短槍一千桿。

徐光啟在給澳門耶穌會日本、中國巡按使班安德（André Palmeiro）的信中，高度贊揚了澳門及其派來的葡兵在戰爭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并表達了對促成此事的熱切期待：“我們對天主充滿信心，知道隨著他們的到來，戰爭很快便會結束。”

他在信中亦闡明，此事成功后將會給澳門以及天主教在華傳播帶來積極影響。1630年6月6日，禮部左侍郎徐光啟派中書姜云龍隨同掌教陸若漢（Jo?o Rodrigues）、通事瞿（徐）西滿（Sim?o Coelho）離京前往澳門購炮募兵。

葡萄牙史學家、神父文德泉說：“議事會最終決定向北京輸送一百六十名葡萄牙士兵，二百名澳門本地人以及一百名非洲和印度人；皇帝向他們支付五萬三千兩白銀……1630年10月21日，他們在澳門進行了一次閱兵；10月31日，他們乘坐明朝政府提供的十九艘船正式出發。”

初到澳門的神父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ia）見證了葡兵出發時的情形：“全副武裝的三百名葡兵，英姿颯爽地從澳門出發，他們不僅向中國人，也向歐洲人展現了英勇風貌……中國官員和整個澳門城都進行了閱兵，看到葡兵的風貌后，他們都感到信心倍增……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將恢復以往的、令人期待的和平。”

在南昌傳教的葡籍耶穌會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是這個事件的親歷者：四百人被統一編隊，有二百名士兵，其中有很多為葡萄牙人，一些出生于葡國，另一些則在澳門出生；但更多是出生于澳門的中國人，他們……是優秀的士兵和炮手。每位士兵配一個年輕的仆役，這些仆役都是用皇帝的錢購買來的。軍餉非常充裕，使士兵們擁有良好的武器裝備和軍服，而扣除這些開銷后，他們仍然有很多剩余……抵達廣州時，個個英姿颯爽，用滑膛槍做了鳴槍禮……他們獲得了舒適的船只以便沿江而上，穿越廣東省，他們所經過的每一個城市或村鎮，地方官都會提供酒肉、水果和糧食。他們翻越了廣東與江西之間的山嶺（距離另一條江不足一天的路程）……再次登船沿江而下，以同樣的方式幾乎穿越江西省，直達省城（南昌）。

約在十一月，這支部隊抵達江西南昌后，突然接到圣旨，命他們“停取回澳”，只有神父陸若漢（Jo?o Rodrigues）等少數人攜帶武器軍火繼續北上。

這一次募兵失敗和天啟元年第一次招募一百名葡萄牙兵失敗的原因一樣，還是以盧兆龍為代表的廣東籍官員的大力反對：“臣生長香山，知澳夷最志，其性悍桀，其心叵測……今以演銃之故，招此異類，躍馬持刀，彎弓挾矢于帝都之內，將心腹信之乎？將驕子養之乎？猶以為未足，不顧國體，妄奏差官而夷目三百人是請。夫此三百人者，以之助順則不足，以之釀亂則有余，奈之何……中國將士如云，貔貅百萬，及今教訓練習，尚可鞭撻四裔，攘斥八荒，何事外招遠夷，貽憂內地，使之窺我虛實，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無人也？且澳夷專習天主教，其說幽渺，最易惑世誣民……禮臣徐光啟夙擅談兵，臣嘉其志；素負清望，臣重其人，而今忽取夷人入京，豈子儀借回紇之兵，但與夷人說天主也。”盧兆龍直接質疑徐光啟引進葡萄牙人是為了傳播天主教，這種誅心之論一出，就上升到了大是大非的意識形態高度。

徐光啟上書反駁并為葡萄牙人（澳夷）辯護，認為“澳夷”不是與明朝敵對的“紅夷”（荷蘭人）：“紅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窺中國”“澳夷之志，欲強中國以捍紅夷。”盧兆龍繼續上書，直接反駁、抨擊徐光啟：“頃見演炮西夷，彎弓佩刀于帝都之內，實懷叵測之憂。故具《王者有必勝之兵》一疏，大意謂制勝自有長策，西洋異類不可引入中國，窺我虛實，啟彼戎心。且輦轂重地，招聚多夷，萬一變生意外，事關非細。而禮臣徐光啟隨具《聞言內省》一疏，娓娓數百言，其大旨若為紅夷、澳夷分順逆，又鰓鰓然為澳夷計保全、謀久遠，何其深且切乎？……即其（徐光啟）總括之兩言：曰紅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窺中國，此言似矣；而曰澳夷之志欲強中國以捍紅夷，則是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后強。臣前疏所謂笑我中國之無人者，此類是也。火銃可以御敵，未必可以滅敵，而謂欲進取于東，問罪于北，此三百人可當前鋒一隊，臣未敢輕許。”盧兆龍繼續上書抨擊徐光啟，“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乞皇上責成光啟始終力任，竟展其二年成功之志。”

在盧兆龍一連串的反對后，崇禎皇帝面對大是大非的意識形態，完全扛不住這個巨大壓力，下令讓葡萄牙人解散返回。

反對的背后有著復雜的原因：廣東籍官員堅決反對這一計劃。表面上，他們以“洋人不可靠”“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為由，擔憂這些外國人進入北京后可能發動兵變，以及他們立功后會在全國推廣天主教。二百多年后，北京城依然不能讓西洋人住進來——皇太極的直系子孫咸豐皇帝在位的時候，洋人就堅決要在北京建公使館長駐，咸豐皇帝堅決不答應，為此英法聯軍武裝北上攻打北京，咸豐皇帝只得“北狩”，最終死在承德避暑山莊。

歷史真的總在進步嗎？我看沒有，而且有時還在退步。滿洲人是長白山的獵人，獵人最講實際與隨機應變，絕對不會被任何觀念、意識形態束縛，否則就要付出生命的代價；而滿洲人一入關，住進了北京城就變了，也開始講究“夷夏大防”，所以咸豐皇帝的基因沒變，但觀念徹底變了。

這是為什么呢？滿洲人一入關住進北京，便半真半假漢化，另外體制、意識形態也與明朝差不多，日積月累后，咸豐皇帝就搖身一變為二百多年前的崇禎皇帝。

反對的更深層次原因在于利益沖突。明朝時期，澳門和廣州是最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廣東官員從中獲得巨大利益。他們擔心葡萄牙人立下戰功后，會要求開放北方港口，從而威脅廣州的貿易壟斷地位。這種情況與后來清朝廣東商人反對五口通商的情形類似——表面上是愛國，實質上是維護一口通商的地方壟斷利益。

當然，他們不可能從經濟利益上說事，只能占據意識形態制高點，逼迫所有反對者不敢再開口，甚至包括皇帝本人。最終，這些官員成功地威嚇說服了崇禎皇帝，這支已經到達南昌的隊伍最終被解散并遣返，所花費的軍費也不予退還。

徐光啟認識到，戰爭勝負最終取決于野戰能力而非固守城池。無論北京城、寧遠城多么堅固，如果沒有能在野戰中擊敗敵人的能力，敵人總能選擇繞過堅城，攻擊薄弱環節。

當守軍出城救援時，又會在野戰中被擊敗。戰爭從來不是靠防守城市就能取勝的，只要消滅不了敵人的有生力量，敵人就可以隨時選擇各種各樣的薄弱環節進行打擊。

雖然大規模的改革失敗了，但徐光啟的學生孫元化在擔任登萊巡撫期間，利用先前已經抵達北京的公沙一行人充當教官，在山東半島成功訓練出明朝第一支西式炮隊，專門使用火槍和火炮作戰。這支部隊應用了西班牙方陣的戰術，以長矛手防止敵方騎兵沖擊，火槍手在其掩護下射擊，同時配合火炮進行遠程打擊。這種戰術在東江一帶的幾次戰役中取得了成功，證明了徐光啟軍事改革理念的有效性。

但悲劇的是，孫元化麾下這支明朝唯一的西式火炮部隊竟然整建制地投降了后金。

No.6746 原創首

發文章

｜作者

作者簡介：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中歐工商管理學院、上海國際金融學院、復旦國際金融學院授課教授。

本文轉載自作者新書：《明亡清興》。

開白名單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

歡迎點看【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