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年代的離散,是刻在無數革命者身上的傷痕,很多人在炮火中與隊伍失散,頂著烈士的名號,在民間默默熬著歲月,直到山河安定,才敢鼓起勇氣,尋找屬于自己的歸宿。1950年的貴州,剛剛完成解放接管,地方秩序逐步恢復,各類群眾來信堆滿了軍區機關的案頭,其中一封字跡粗糙、來自鄉間的平信,讓時任貴州軍區司令員的楊勇,放下了手里所有的工作。
這封信的主人叫孔憲權,早在紅軍長征時期,就在紅三軍團第十二團擔任作戰參謀,當時楊勇是十二團政委,兩人一同在前線指揮戰斗,朝夕相處,是過命的戰友情。1935年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發起婁山關戰斗,這是長征中扭轉戰局的關鍵一仗,孔憲權跟隨部隊沖在一線,在激戰中被敵軍機槍擊中左腿胯骨,整整六發子彈打碎了骨茬,傷勢重到無法站立,更沒辦法跟著大部隊連夜轉移。當時戰事緊迫,大部隊必須快速撤離甩開追兵,組織上留下三百塊銀元,將孔憲權托付給遵義當地的進步群眾照料,部隊開拔后,因為后續戰事接連不斷,一直沒能得到他的消息,在部隊的登記名冊上,孔憲權被標注為戰斗犧牲,列入了烈士名錄。
孔憲權的腿傷沒能完全痊愈,落下終身殘疾,左腿跛行,干不了重體力活。為了在亂世里活下去,他隱姓埋名,不敢提及自己的紅軍身份,只能靠著一手泥瓦手藝,在遵義的鄉間走村串戶,給村民砌墻、蓋房、抹泥,掙一口糊口的糧食。十五年里,他從年輕的作戰參謀,變成了皮膚黝黑、腿腳不便的鄉間泥瓦匠,見過戰亂的劫掠,受過生活的磋磨,身邊沒人知道這個跛腳瓦匠,曾經是跟著紅軍打過關隘的作戰參謀。他不是不想找組織,是戰亂中音訊隔絕,連老首長的去向都無從知曉,只能把紅軍的信念藏在心里,一天天數著日子,盼著天下太平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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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貴州全境解放,地方報紙開始刊登黨政軍領導的任職消息。孔憲權在集鎮的供銷社里,撿到一張舊報紙,一眼就看到了貴州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蘇振華的名字,這兩個名字,他記了整整十五年,都是當年十二團的老首長。他攥著報紙的手不停發抖,猶豫了好幾天,才找來了粗糙的信紙,一筆一劃寫了一封短信,沒有多余的客套,只寫清楚自己的身份、負傷失聯的經過,最后直白地寫下:我還活著,腿腳不便,但還能做事,能不能給我安排個工作。信寄出去的時候,他心里滿是忐忑,既怕首長認不出自己,又怕自己給老首長添麻煩,更怕這唯一的希望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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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勇收到信后,第一眼看到孔憲權的名字,心里猛地一震,他立刻翻出當年的部隊名冊,上面清清楚楚寫著孔憲權婁山關戰斗犧牲。他不敢相信,立刻安排工作人員前往遵義鄉間核實身份,核實的人回來匯報,所有細節、戰斗經歷、負傷情況,都和當年完全吻合,這個被記了十五年烈士的老部下,真的還活著。楊勇當即驅車趕往鄉間,見到孔憲權的那一刻,這位身經百戰的開國上將,眼眶瞬間紅了。眼前的男人衣衫樸素,左腿跛行,滿臉風霜,和當年那個在陣前跑前跑后的作戰參謀,判若兩人。孔憲權見到楊勇,哽咽著說不出完整的話,只反復念叨,首長,我沒死,我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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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戰火中走失的革命者,從來沒有丟掉過初心,而當年一起沖鋒的戰友,也從來沒有忘記過每一個拼過命的人。一紙書信,跨越十五年的生死相隔,一句我還活著,道盡了亂世里的堅守與期盼,這樣的故事,藏著最樸素的革命情懷,也藏著中國人最看重的情義與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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