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畑俊六請求改在中國服刑，欲尋軍人葬身之地

1956年的那個夏天，梅蘭芳帶著京劇團在日本訪問演出，日子過得挺熱鬧，偏偏這時候收到了封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信。

寄信的這人叫畑俊六。

現在的年輕人估計沒幾個聽過這名號，但在七八十年前，這家伙可是侵華日軍里的頭面人物，那個年代日本一共也就仨陸軍元帥，他就是其中之一。

信里的措辭倒是挺客氣，可提的要求實在讓人聽了直皺眉。

這老鬼子說了兩件事：頭一件，他說想去中國坐大牢，把那一千多號還沒放出來的日本戰犯給換回日本；第二件，他說自己是個當兵的，不想死在榻榻米上，求中國賞塊地，讓他埋在當年的戰場邊上。

乍一聽，好像挺像那么回事，又是“講義氣”又是“思故鄉”。

可你要是把歷史這筆爛賬翻開瞅瞅，送他四個字都嫌多：癡人說夢。

中國這邊壓根就沒搭理他。

不過這事兒挺值得琢磨：一個手上血債累累的甲級戰犯，哪來的底氣跟中國討價還價？

再說了，他憑什么能活到1956年還能寫這封信？

這就得聊聊他那個人盡皆知的綽號——“病夫”。

在日本陸軍那幫狂熱分子里，畑俊六算是個另類。

他那身子骨早在日俄戰爭那會兒就廢了。

1904年，這小子還是個少尉，跟著那個拿士兵不當人的乃木希典去攻打雞冠山。

一顆子彈穿過肺葉，雖然閻王爺沒收他，但從那以后，吃啥都不長肉，整天一副要死不活的樣，“病夫”這名號也就傳開了。

但這人身上的“病”，不光在肺里，更在腦子里那筆糊涂賬上。

先說說他是怎么從絞刑架上溜下來的。

1945年日本投降，畑俊六被關進了巢鴨監獄。

到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指控他的罪證那是堆積如山。

按常理推斷，這顆腦袋肯定是保不住了。

結果判決書一下來，所有人都傻了眼：無期徒刑。

更有意思的是那幾個法官的投票：十一個人里頭，五個人想讓他死，六個人覺得判無期就行。

就這一票之差，讓他撿回了一條命。

咋回事呢？

因為畑俊六演了一出苦肉計，成功把自己裝成了“受氣包”。

當時法庭說他當年辭職搞垮了米內光政內閣，是在幫東條英機鋪路。

關鍵時刻，前首相米內光政居然跳出來替他洗地，說畑俊六辭職是被逼無奈，幕后黑手是陸軍次長澤田茂。

這就不得不提日本陸軍那個奇葩傳統——下級騎在上級頭上拉屎。

回到二戰前夕，畑俊六夾在內閣和軍部中間，兩頭受氣。

陸軍那幫人想跟德國穿一條褲子，內閣死活不同意。

那個叫澤田茂的次長，拿著總參謀長的大印直接拍在畑俊六桌子上：趕緊寫辭職信，我這兒大印都備好了。

堂堂陸軍大臣，被手下逼著卷鋪蓋卷。

這事在別的國家簡直是天方夜譚，但在那時候的日本，那是家常便飯。

畑俊六軟了，辭職走人。

這一走，內閣垮臺，東條英機順勢上位，日本這輛破車徹底沖向了懸崖。

沒想到在法庭上，這份窩囊勁兒反倒成了他的免死金牌。

你要是以為畑俊六是個啥善茬或者主和派，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他在中國戰場干的那些事，每一件都透著一股子陰損和短視。

咱們把時間撥回1938年，看看他是怎么做選擇的。

那會兒盧溝橋事變已經打起來了，身為華中派遣軍司令，畑俊六面前擺著兩條路：要么聽大本營里石原莞爾那幫人的，搞“蠶食戰術”，占了便宜就收手；要么聽前線那幫殺紅眼的瘋子的話，繼續往里鉆。

按理智來說，畑俊六其實想選前者，他心里明白，日本那點胃口吞不下整個中國。

可當“攻占大城市就能逼降”這個誘餌掛在眼前時，他的算盤珠子就撥亂了。

當時日本陸軍大學有一批喝過洋墨水的參謀，死抱著歐洲那一套軍事理論不放：只要把敵人的首都和工業中心端了，這仗就贏了。

這套邏輯在歐洲行得通，因為那是工業社會，命脈都在城里。

可那是時候的中國是啥樣？

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業國。

根基全在數不清的村子里，根本不在那幾座大城市。

畑俊六身為最高指揮官，愣是沒看明白這一點，或者說，他沒抵擋住那種“開疆拓土”的虛榮心。

結果，他跟著那個外號叫“廁所門板”的寺內壽一跑偏了。

原本定好的是兩路夾擊，結果為了搞個什么“徐州大會師”，硬是改了主意去死磕津浦路。

這一改不要緊，幾十萬中國軍隊不但沒被包餃子，反而在臺兒莊狠狠咬了日軍一口。

緊接著就是武漢會戰。

畑俊六為了照顧人情，把老戰友松浦淳六郎帶的106師團推到了前線。

這又是一步臭棋。

那106師團是個啥成色？

除了幾個帶頭的，底下全是退役回來的老兵油子和預備役，還沒恢復訓練就敢往絞肉機里填。

結果在萬家嶺，這個師團差點讓人家連鍋端了。

兩場大仗打完，日軍是占了幾座空城，可那是拿命換的。

最諷刺的是，開打前蔣介石手里的正規軍差不多三百萬，打完之后，中國軍隊越打越多。

反觀日本，國內空虛得只剩下一個近衛師團看家，真是連棺材本都賠進去了。

這仗，打到這份上，其實勝負已分。

到了1941年，畑俊六又一次出山，接替西尾壽造坐上了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位置。

這時候的他，把“戰術上的小聰明、戰略上的大傻瓜”演繹到了極致。

最典型的就是浙贛會戰。

那會兒日本大本營有兩個大計劃：一個是往南洋派兵，跟英美爭奪太平洋；另一個是岡村寧次提出來的“進攻川陜”，想打通中國內陸。

這兩個計劃都需要海量的資源。

畑俊六作為中國戰區的老大，本職工作應該是配合大局。

可這老小子偏不。

原本上面定的“浙江作戰”只需要四十多個大隊。

畑俊六覺得不過癮，大筆一揮改成了“浙贛作戰”，兵力直接翻倍到了八十七個大隊，還把當年逼他辭職的澤田茂也拉進來參戰。

這一仗，戰術上日軍確實贏了點面子。

但在戰略上，簡直輸掉了底褲。

因為畑俊六這一次豪賭，把原本要支援南洋和川陜的物資全給霍霍了。

大本營那兩個戰略構想全部泡湯。

等他們回過味來，黃花菜都涼了。

這就是畑俊六的指揮水平：只盯著自己眼前那一畝三分地，為了戰術上的一點甜頭，能把整個戰局給賣了。

到了戰爭后期，這位元帥基本也就是個擺設了。

在常德會戰的時候，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根本拿他不當回事，直接越級跟大本營通話。

畑俊六這個總司令，活生生混成了一個傳話筒。

1945年8月6日，廣島升起了蘑菇云。

畑俊六當時命大，正好躲在火車站的地下室里。

不得不說，這個“病夫”的命是真硬，連原子彈都沒能收走他。

后來在巢鴨監獄，他不但沒死成，連牢飯都沒吃幾年。

1954年，他就被放出來了，理由是“保外就醫”。

實際上呢？

聽說是因為他跟美軍做了一筆見不得光的交易——他交出了一份記得密密麻麻的作戰日記。

這對美軍研究二戰歷史來說，可是不可多得的一手資料。

拿日記換自由，這筆賬，畑俊六倒是算得比誰都精。

出獄兩年后，他給梅蘭芳寫了那封信，說什么想死在中國。

中國人的回復硬邦邦的：想來也行，地皮也能批，不過墓碑上只能刻兩個字——倭塚。

1962年，這個滿手血腥、到死都沒覺得自己輸了的老鬼子，在去參加一場給戰死者招魂的儀式前，突然兩腿一蹬，猝死了。

回頭看看這人的一輩子，你會發現他就是舊日本軍人的一個標本：

在戰術算計上，他可能確實有點小聰明；在官場混跡上，他也懂得見風使舵；但在歷史的大浪潮面前，他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瞎子。

他還想埋在中國的綠水青山之間？

中國的青山只埋忠魂，藏不住這些發臭的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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