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務》雜志丨世界終將懷念西方的虛偽

The World Will Come to Miss Western Hypocrisy

赤裸裸的交易型秩序對所有人都意味著麻煩

本文作者：馬蒂亞斯·斯佩克托（Matias Spektor） 是圣保羅熱圖利奧·瓦加斯基金會（Funda??o Getulio Vargas）政治與國際關系教授。

2026年1月29日

Jonathan Ernst/ 路透社

本月，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登上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講臺，對國際秩序作出了直率的判斷。他指出，幾十年來，西方國家一邊宣揚所謂“基于規則的體系”，一邊心知肚明這套體系充滿虛偽：它們高舉自由主義理想，卻屢屢豁免自身遵守；鼓吹自由貿易，卻選擇性地執行；口口聲聲講國際法與人權，卻對盟友與對手區別對待。“我們參與了這些儀式，卻大多回避指出言辭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卡尼承認。這套體系之所以尚可容忍，是因為它提供了穩定，也因為美國雖奉行雙重標準，卻仍提供了其他西方國家所依賴的公共產品。但用卡尼的話說，“這筆交易如今已不再奏效。”

卡尼稱之為國際體系的“斷裂”，其根源正是這筆交易的崩塌。強國——尤其是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治下的美國——不僅拋棄了維系國際秩序的規則，也放棄了其行為應受原則指導這一偽裝。卡尼正確地指出，某種根本性的東西已然改變。但他呼吁中等強國和新興大國停止對一個破碎體系空喊口號時，低估了當這種“偽裝”消失后，隨之而去的還有什么。

卡尼堅稱，即便“基于規則的秩序”整體衰落，像加拿大這樣的小國仍可堅守某些自由主義價值觀。然而，中等強國究竟如何完成這項“搶救任務”仍完全不明朗，更不清楚在美式秩序留下的廢墟之上，是否真能誕生一種新的、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國際機制。這令人擔憂。一個強國不再感到有必要為其行為提供道德辯護的世界，并非更加誠實——而是更加危險。當大國被迫以道德語言為其行為辯解時，弱國便獲得了杠桿：它們可以訴諸共同標準、援引國際法，并要求言行一致。但一旦連“原則”的表象都不必維持，強國便可為所欲為，只知自己僅會受到他國實力的制約。由此滋生的不穩定，最終連強者也無法幸免。

虛偽的一點幫助

虛偽在國際政治中長期扮演著雙重角色：它既在大國之間滋生怨恨與不信任，也通過迫使各國對其宣稱堅守的道德標準負責，從而約束權力。整個冷戰期間，美國以民主與人權的語言為其在國際秩序中的領導地位辯護，盡管其實際行動常與這些理想相去甚遠。這種虛偽并非無人挑戰。盟友與不結盟國家都曾反復引用美國自己的話語，批評其行為，要求其在實踐中與其所倡導的原則保持一致。這種壓力產生了切實成果。例如，1975年，面對國內外的審視，美國國會成立了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調查情報機構的行為，包括其海外秘密行動。該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重塑了對美國情報活動的監督機制。

這種壓力延續至冷戰后時代。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以國際法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為由進行辯護。但隨著武器從未被發現，這些論點徹底崩塌。國際社會對入侵的強烈反彈，恰恰是因為華盛頓聲稱自己是在“基于規則的秩序”內行事。類似動態后來也出現在美國在多國使用無人機打擊的問題上。隨著奧巴馬、特朗普等數屆政府擴大無人機項目，國際法學者、盟友及公民社會組織紛紛援引美國對正當程序和法治的承諾，要求對其殺戮行為問責。作為回應，華盛頓發展出法律理據，收緊打擊目標標準，并接受了對其無人機使用地點與方式更嚴格的政治審查。

虛偽所提供的約束始終是不完美的。美國的權力依然占據上風。但“必須辯解”——至少維持原則性行動的表象——這一義務制造了摩擦。它賦予弱國一種抵抗的語言，也讓大國行為即使不完全、也多少需對超越赤裸利益的某種東西負責。

無道德的美國

近年來，這種動態已急劇弱化。當前時代的決定性特征，并非美國違背了它曾倡導的原則，而是它越來越不再覺得有必要以這些原則為其行動辯護。過去歷屆政府尚以法律、合法性或普世自由價值的話語包裝美國權力，而如今的華盛頓則以赤裸裸的交易語言為其外交政策辯護。

這一轉變在特朗普首個任期內已清晰可見。2018年，當他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即伊朗核協議）時，并未聲稱德黑蘭違反了國際規范，或協議危及地區穩定，而是簡單斥之為“對美國不利的壞協議”。同樣，在沙特記者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事件后，特朗普為維持美沙關系辯護時，并非訴諸戰略必要性，而是強調軍售和就業給美國帶來的經濟利益。在這兩起事件中，華盛頓并未否認基本事實，而是直接否認需要道德正當性。

在其第二任期內，特朗普徹底拋棄了正當化語言。當他因丹麥等七個歐洲盟友反對他收購格陵蘭島的企圖而威脅對其加征關稅時，他并未以共同利益或聯盟義務為由，而是明確將其視為一種施壓手段——一項旨在榨取領土讓步的交易性要求。同樣，2025年2月，特朗普發布行政命令制裁國際刑事法院（ICC），并非因其質疑ICC的法律權威或提出替代問責框架，僅僅因為ICC調查了他的盟友、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這些行為并非以更高目的或必要性為由對既有原則的“違反”，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宣示，連原則的偽裝都已拋棄。

華盛頓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拒絕援引原則，從根本上改變了弱國與之抗爭的條件。批評者可以譴責特朗普政策粗鄙或自私，卻難以指責其“虛偽”——因為當美德的宣稱本身已被放棄，言行之間便不再存在差距。權力不再訴諸普世原則，而是主張特殊權益。其結果不僅是外交風格更趨強硬，更是美國行使權力的根本邏輯發生轉變——關鍵在于，他人抵抗這種權力的方式也隨之改變。

再無道德高地

乍看之下，放棄道德辯護似乎解決了長期存在的問題。如果虛偽損害信譽并招致反彈，那么拒絕道德主張似乎是一種更高效的權力行使方式。當純粹的物質與政治利益占上風時，不再需要為聲譽付出代價。一些觀察家歡迎這種轉變。巴西資深外交官塞爾索·阿莫林（Celso Amorim）就曾表示，特朗普“沒有虛偽”，只有“赤裸而原始的真相”，這讓各國能擺脫對美國真實動機的幻想，直接談判。

但效率是有代價的。當大國不再感到有必要為其行為辯護時，過去圍繞合法性展開的爭論，越來越多地變成對杠桿力的測試。制裁便是典型例證。在舊秩序下，實施制裁的一方需解釋其措施如何針對具體違規行為，并符合共同規則。2015年奧巴馬政府談判達成伊朗核協議時，詳細列舉了伊朗違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及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行為，并將協議呈現為一個可核查的法律框架。而今天，大國可單純為推進自身利益而實施制裁。例如，2025年8月，特朗普對印度加征50%關稅，并非因為印度違反貿易協定，而是因他對新德里拒絕其在印巴緊張局勢中擔任調停人的提議感到個人不滿。在此類體系中，討價還價取代說服，服從更多依賴脅迫而非共識。國際政治失去了可用于協商爭端的語言，使強者得以隨心所欲地決定結果。

這種轉變對最強大的國家而言或許看似可控——它們能輕易施加成本并承受反彈。但對全球體系整體而言，卻更具破壞性。失去虛偽所帶來的約束壓力后，權力運行的緩沖與中介機制減少，一種赤裸的等級秩序浮現，合作更難維系，沖突更易升級。

中等強國，巨變來臨

這一轉變的成本并非均攤，其影響甚至波及美國自身利益。最明顯的后果體現在美國與全球南方的關系上：共享標準與道德正當性的消失，正使華盛頓更難通過制度管理沖突，而只能依賴其杠桿力。冷戰后大部分時期，訴諸共同規則使全球南方國家能在不使爭端淪為純粹實力較量的情況下，抗衡美國施壓。

巴西的經歷頗具代表性。作為貿易自由化的后來者，巴西長期抵制全球自由貿易規則。但一旦加入該體系，便學會利用規則謀利。21世紀初，作為主要棉花生產國，巴西以美國通過補貼國內棉花產業違反世貿組織（WTO）義務為由，在WTO框架內發起訴訟。華盛頓敗訴，被迫作出讓步。這場爭端在雙方共同接受的國際法律框架內展開，既維護了雙邊關系，又擴大了貿易。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日美國對巴西的貿易政策。2025年，特朗普對巴西出口商品大范圍加征關稅，并非基于貿易違規，而是報復巴西國內政治事態——特別是司法部門對特朗普政治盟友、前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采取行動（后者曾試圖推翻選舉結果但失敗）。巴西并未訴諸多邊貿易規范，而是轉而降低對美依賴，并暗示其稀土儲備可成為談判籌碼。局勢緩和僅在美國在巴西有重大利益的企業向白宮施壓后才出現。

美國與其最親密盟友的關系也呈現同樣轉變。數十年來，德國等國之所以接受與華盛頓的不對稱伙伴關系，正是因為共同原則、規則與制度使其能在國際體系中發聲。多邊主義并未消除美國主導地位，但軟化了它。

二戰后西德（1990年后為統一德國）與美國的關系正是建立在此邏輯之上。深度嵌入北約與全球貿易體系的德國領導人，依靠法律、制度與程序主義來管理與華盛頓的不對稱關系。爭端被框定為共同秩序內部的辯論，而非權力對抗。1970年代，當美國向波恩的西德政府施壓，要求限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核技術時，波恩通過《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和核供應國集團接受了限制，將商業利益置于兩國共同認可（盡管由美國主導）的防擴散規范之下。這種做法使其能在保持關鍵盟友身份的同時，有選擇地抵制美國權威。

然而，隨著華盛頓停止以自由價值觀和規范為其行動辯護，這一平衡已被打破。特朗普以赤裸裸的交易語言向德國施壓：關稅被當作杠桿，次級制裁威脅與能源政策掛鉤，安全承諾被重新定義為“保護服務”。德國的回應是減少對美依賴：加倍推進歐洲產業政策，投資能源與防務自主，并多元化與其他國家的伙伴關系。柏林正在為自己構筑一道屏障，以應對一個美國權力僅靠杠桿運作、依賴華盛頓反而成為弱點的世界。

加拿大面臨類似困境。特朗普已威脅對加拿大征收懲罰性關稅，并要求其放棄獨立能源政策以迎合美國利益。更甚者，特朗普多次暗示加拿大應成為美國第51個州。與德國一樣，加拿大也開始降低對華盛頓的依賴，加速多元化貿易伙伴，并加強與其他大國的聯系。兩國都在追求某種“戰略自主”——在美國不再以共享規范自我約束的背景下，努力維護決策獨立性。這正是卡尼在達沃斯演講中所指出的新國際“斷裂”的核心特征：基于規則的秩序崩潰后，即使最親密的美國盟友也不得不將美國視為一個需加以對沖（或如加拿大所面臨的，需加以防范）的強權，而非一個受共同原則約束的伙伴。

告別一切道德

對美國而言，放棄道德正當性的影響是嚴峻的。這種放棄不僅侵蝕美國的優勢，更觸發其伙伴的戰略多元化，而這可能瓦解美國曾主導的體系。美國權力的獨特成就，從來不是支配本身，而是將支配轉化為其他國家的真正認同。僅靠交易維系的聯盟或許能存續，但更為脆弱，在最需要領導力時更難動員。失去原則的語言，美國也就失去了使其權力強加于人變得可被接受的能力。

虛偽的消失可能被誤認為進步。它或許讓人感覺更誠實，終結了雙重標準、作秀與自欺。但虛偽曾在國際秩序中發揮結構性作用，而這一秩序如今正被拆除。通過宣稱以共同原則之名行事，強國使自己暴露于質疑之下。這種脆弱性賦予弱國杠桿，使盟友能在不導致關系破裂的前提下管理不對稱，并幫助將支配轉化為他國即便不滿也能接受的東西。

當然，這并非主張恢復一個已不復存在的世界。基于規則的秩序從未如其所宣稱的那般有原則，虛偽常常掩蓋不公，如同約束權力一樣。但通過假裝以普世價值之名行事，強國至少承認了這些價值的重要性。當強國不再感到有必要為其權威正名時，曾經依靠共識維系的國際體系，便退化為一個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沖突將更頻繁且更難控制。虛偽的悖論在于：它在賦能權力的同時也限制了權力。美國很可能終將發現，赤裸的支配，遠比一個雖有缺陷、卻曾讓他人有理由相信的秩序更難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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