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葉挺遇難時，飛機上還有三人職位在葉挺之上，他們都是誰？

1946年4月8日，這天對于中國革命來說，哪怕過去快八十年了，提起來還得讓人心里咯噔一下。

延安東關機場，雨下得那叫一個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再加上好幾千號人，就這樣在爛泥地里干站著。

要是這時候哪架國民黨的轟炸機路過扔個彈，中國歷史的后半截怎么寫，誰都不敢想。

他們瞪大了眼睛盯著南邊的天，等的不是什么美援物資，而是那架編號43-16360的C-47運輸機。

這架飛機上坐著的人，如果活著落地，建國后的元帥名單、憲法起草、外交格局，全得變樣。

可惜啊，這一等，就是永別。

那天的塔臺電波里，只有令人窒息的電流聲。

這架飛機，連同上面的四位“國寶級”人物，一頭撞進了山西黑茶山的濃霧里，碎成了一地殘骸。

咱們今天不背書，就聊聊這趟被稱為“近代史最黑暗一日”的航班，還有那幾個讓蔣介石既恨得牙癢癢、又不得不服的男人。

一趟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飛行

這時候肯定有人要問：既然國共還在重慶談判，咋就把王若飛、博古、葉挺、鄧發這四尊大佛，全塞進同一架飛機里？

這不是典型的把雞蛋放一個籃子嗎？

這事兒吧，得看當時的背景。

那時候雖說簽了《雙十協定》，面上大家笑呵呵，其實桌子底下全是腳。

蔣介石那邊的操作大家也懂，典型的“時間管理大師”，一邊喊和平，一邊在東北磨刀霍霍，軍隊調動得比誰都勤快。

咱們這邊壓力大啊。

為了在談判桌上不吃啞巴虧，派出了王若飛。

這名字聽著文氣，其實是個硬茬子。

當年在國民黨監獄里蹲了6年，愣是沒低過頭。

這次為了憲法草案的事，他和博古必須立刻、馬上飛回延安匯報。

情報這東西，晚一分鐘就是廢紙。

那時候沒有微信視頻，為了搶這點時間，這幫人是真敢拿命去賭天氣的臉色。

談判桌上全是唾沫星子，桌底下全是磨刀聲。

讓蔣介石徹底破防的“硬骨頭”

但這飛機上最讓老蔣睡不著覺的，還得是葉挺。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對“葉挺”這個名字沒啥概念，但在當時，他是妥妥的戰神。

北伐時的“鐵軍”團長，南昌起義的前敵總指揮，新四軍的一把手。

論資歷，那是祖師爺級別的。

也就是皖南事變，讓這位名將栽了個大跟頭，被扣了整整五年零兩個月。

這五年里，蔣介石為了招降他，那是把這輩子的耐心都用光了。

封官許愿、高薪誘惑，甚至讓葉挺以前的老同學去勸。

蔣介石就是想不通：我給你正規軍戰區副司令的高位，給你大把的金條，你干嘛非要跟那幫窮得叮當響的人混？

葉挺給的回應絕了，他在監獄墻上寫了那首著名的《囚歌》。

那句“人的軀體怎能從狗洞子里爬出”，直接把國民黨那種想拿錢買骨氣的如意算盤砸了個稀碎。

1946年3月4日，葉挺好不容易被營救出來。

正常人剛出獄肯定得先歇歇吧？

他不，出獄第二天就發電報申請重新入黨。

這回坐飛機，他是帶著老婆李秀文、女兒葉揚眉和小兒子葉阿九，高高興興準備回延安“娘家”的。

蔣介石到死都沒想明白，這世上真有人把骨氣看得比命還重。

被誤解的書生和蹭飛機的特工之王

飛機上另外兩位，也是重量級。

一個是博古（秦邦憲）。

歷史課本上老提他的“左”傾錯誤，把大家搞得以為他是個反面教材。

其實吧，人非圣賢。

他在遵義會議后交出指揮權，那是一點怨言沒有，該干嘛干嘛。

這次重慶談判，他在憲法草案上據理力爭，那理論水平，國民黨那幫御用文人加起來都噴不過他。

這人就是太書生氣，但對革命的心，那是真紅。

另一個是鄧發。

這哥們是搞工運起家的，后來長期負責情報保衛工作，也就是咱們說的“特工之王”那一掛的。

他這次剛從巴黎開完世界職工大會回來，也是急著回延安匯報工作，順道蹭了這趟飛機。

你說巧不巧，這一蹭，就把中國工運的一根頂梁柱給蹭沒了。

在這個圈子里，哪怕犯過錯，只要心是紅的，腰桿子就是直的。

黑茶山的致命迷霧

1946年4月8日中午，飛機在西安加完油起飛。

那時候的導航技術跟現在沒法比，基本靠飛行員肉眼和簡陋的儀表。

本來一路向北飛延安，結果那天老天爺不賞臉，陜北那邊又是雨又是雹子。

大概下午一點左右，黑茶山那邊霧大得伸手不見五指。

這種天氣飛山區，跟閉著眼睛開賽車沒區別。

那架C-47就在迷霧里迷失了方向，偏離航線，一頭撞上了海拔2000多米的山峰。

這一下，太慘烈了。

機上17人，無一生還。

三天后消息傳回延安，整個邊區都炸鍋了。

毛澤東悲痛得連飯都吃不下，親自寫挽聯。

周恩來那么克制的人，后來提起這事兒，眼淚也是止不住地往下掉。

最讓人心里難受的是葉挺一家四口。

好不容易熬過了五年的牢獄之災，眼看著就要團圓了，結果全折在了黎明前最后一道坎上。

黎明前的那層霧，有時候比敵人的子彈還想要命。

哪有什么如果

咱們后人看歷史，總忍不住想搞點“如果論”。

要是葉挺沒死，1955年授銜的時候，十大元帥的排名估計得動一動，新四軍那幫老部下也能有個主心骨。

要是王若飛還在，新中國的外交部里絕對有他一把交椅。

要是博古活著，咱們的新聞宣傳理論估計能早成熟好幾年。

可歷史就是這么殘酷，它不給你讀檔重來的機會。

這幾位爺，沒倒在國民黨的刑訊室里，沒倒在北伐的戰場上，卻倒在了一場意外的空難里。

如今去延安四八烈士陵園，看著那幾塊碑，你才能真切感受到，咱們現在習以為常的這種“安穩”，當年代價有多大。

那不是幾個數字，那都是一個個鮮活得不能再鮮活的頂尖人才。

4月19日，延安公祭。

三萬多人哭成一片，聲音震的連山谷都在響。

那是延安歷史上，流淚最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