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州丨瓦窯堡—— 一座城的歷史回響

作者l張國斌

1935年初冬，雪后的瓦窯堡從街道兩側到瓷窯幾里長的道路兩旁，4000余名群眾揮舞著紅藍色三角彩旗，用熱烈歡快的鑼鼓聲迎接中央紅軍。衣衫襤褸的戰士們望著捧出糧食、騰讓窯洞的陜北鄉親，疲憊的臉上浮現笑容。時任中央隊秘書長的劉英后來動情地寫道：“陜北群眾待我們比親人還親……看到這些，就覺得再大的犧牲也值得。”

九十年光陰流轉，這座黃土高原上的城堡早已褪去戰火硝煙，但它承載的歷史密碼依然清晰。從地理要塞到革命中心，從商貿集鎮到“陜北第一紅都”，瓦窯堡的蛻變軌跡，恰是中國革命從艱難跋涉走向柳暗花明的微觀縮影。在中共中央進駐瓦窯堡九十周年到來之際，回望這座紅色堡壘的崢嶸歲月，方能讀懂歷史為何在此落筆，又為何在此綻放出新的生機。

革命火種初燃陜北

瓦窯堡的革命火種，在謝子長等陜北先驅的奮斗中已成燎原之勢。這段革命歷程的開端，要追溯到1925年12月，經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批準，謝子長以安定縣民團團總身份回到陜北開展革命工作。他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了李象九等近百名農運骨干；組建農民協會，通過“算賬會”等形式啟發農民覺悟；同時秘密改造民團武裝，為革命積蓄力量。1926年元宵夜，謝子長嚴懲欺壓百姓的軍閥稅吏，領導抗糧抗捐斗爭，被群眾親切稱為“謝青天”。

瓦窯堡會議（油畫，中國美術館“長征之路”主題展作品） 沈堯伊 作

革命的火種很快燃成熊熊烈火。1927年10月12日，謝子長與陜北軍事委員會書記唐澍、委員白明善等發動清澗起義，打響西北地區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此后數年，陜北和陜甘邊爆發的70多次起義，如星火般照亮了黃土高原。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促使黨組織不斷加強領導力量。1931年9月，中共陜西省委任命謝子長為陜北軍事特派員。1933年11月，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又任命其為中央駐西北軍事特派員，統一領導陜甘邊與陜北的武裝斗爭。

到1934年，陜北革命根據地已形成燎原之勢。7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陜北游擊隊總指揮部在安定縣陽道峁成立，謝子長任總指揮，麾下10多支紅軍支隊縱橫馳騁；8月25日，安定縣革命委員會在澗峪岔景家河村誕生，這是陜北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府，11月改稱赤源縣蘇維埃政府，隨后8個縣級蘇維埃政權相繼成立，紅色版圖不斷擴大。1935年1月下旬，在中央蘇區等南方根據地主力紅軍長征后，陜北省蘇維埃政府在赤源縣白廟岔成立，成為當時全國唯一仍在堅持的省級蘇維埃政府。2月，中共陜北特委與陜甘邊特委在周家鹼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實現了兩塊根據地的統一領導。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35年10月5日，駐永坪的中央代表團、西北工委、軍委黨團等機關全部遷駐瓦窯堡，縣級瓦窯堡市委和市蘇維埃政府同時成立。這座城堡之所以能成為陜北革命根據地的政治中心，不僅因其深厚的革命根基，更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背依龍虎山，東對黃家山，秀延河與南河繞堡而過，形成三面環水、一面靠山的天然屏障。元代建堡時便依山傍水，居高臨下；清同治八年，左宗棠部將龍錫慶率軍駐守時修筑內城，百姓稱之為“龍公城”；民國初年擴建新城后，形成“一堡兩城”，堡外有城、城內套堡的獨特格局，防衛功能與民居、商貿需求完美融合。交通上，北上榆綏可通塞外，西抵安塞、靖邊能連甘寧，東接清澗直達晉地，南達延安可通關中，堪稱“南北鎖鑰”，進退自如，既便于紅軍靈活機動，又能有效抵御敵軍圍剿。

然而，瓦窯堡最重要的優勢在于堅實的群眾基礎。經謝子長等先輩多年動員，這里的群眾革命熱情高漲，政治覺悟深入人心。中央機關進駐后，當地百姓騰讓出500多孔窯洞，讓風塵仆仆的紅軍有了遮風擋雨的家；原計劃一月內募捐720石糧食，實際收到970多石，小米、土豆堆滿了臨時糧倉；寒冬來臨前，蘇區婦女連夜趕制5000套棉服、5000雙棉鞋，讓衣衫襤褸的長征戰士換上了暖和的新裝。這種軍民魚水情，正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換來的寶貴財富。

1934年8月，謝子長在河口戰斗中負重傷，于1935年2月21日不幸犧牲。毛澤東曾三次為其題詞：“民族英雄”“謝子長同志之墓”“謝子長同志雖死猶生”，這不僅是對一位革命先驅的緬懷，更是對瓦窯堡革命精神的崇高禮贊。

從邊塞商埠到革命紅都

瓦窯堡能成為中共中央駐地，不僅因其是革命沃土，更因其在陜北經濟版圖中早已是一顆璀璨的明珠。“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清澗的石板，瓦窯堡的炭”這句流傳百年的民諺，道出了瓦窯堡作為商貿名堡的獨特地位，而這種經濟與軍事價值的完美結合，為它后來成為“陜北第一紅都”奠定了堅實基礎。

毛澤東為謝子長的題詞　　

回溯歷史，元代憲宗二年（1252年）設安定縣時，瓦窯堡因軍事需要依山而建，最初只是戍邊要塞。但歷史的發展往往出人意料，這片土地下埋藏的優質煤炭，讓它逐漸褪去單純的軍事色彩，轉型為陜北重要的商貿集鎮。這里的煤炭埋藏淺、易開采，百姓用簡單工具就能挖出取暖做飯的燃料，“瓦窯堡的炭”因此聲名遠播。隨著煤炭開采帶來的人口聚集，加上地處晉陜甘寧蒙交界的交通優勢，瓦窯堡的商貿日益繁榮。清同治年間擴建后，街道兩旁店鋪林立，原本定期舉辦的三、八集市，逐漸發展為日日開張的常街市，成為陜北物資集散地。

到民國時期，瓦窯堡已發展成為安定縣第二大城鎮，全鎮約5000人，占全縣人口十分之一多。漫步在石板街上，百十家商行作坊鱗次櫛比：雜貨鋪里擺滿了山西運來的棉布、西安的日用百貨；酒坊、油坊飄出陣陣醇香；鐵器鋪、陶瓷窯里，工匠們叮叮當當地打造農具與生活用品；客棧里住滿了從內蒙來的皮毛商，從甘肅來的鹽販。山西的棉布、雜貨與內蒙的食鹽、皮毛在此交易，讓“天下的堡，瓦窯堡”的名號響徹西北。

1935年11月，歷史在這里翻開新的一頁。中共中央機關的進駐，讓這座商貿名堡完成了向“革命中樞”的華麗蛻變。為紀念陜北革命根據地主要創建者謝子長，西北工委于1935年5月決定將安定縣改稱子長縣，1942年2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批準這一更名，縣政府從安定鎮遷至瓦窯堡，進一步鞏固了其政治中心地位。從此，石板街上的商販吆喝聲里，多了紅軍戰士與群眾的歡聲笑語；陶瓷窯里燒制的不僅是生活用品，還有刻著鐮刀錘頭的革命信物；那些曾堆放貨物的窯洞，住進了運籌帷幄的共產黨人，瓦窯堡的每一寸土地，都開始書寫嶄新的革命篇章。

革命轉折的關鍵抉擇

中共中央在瓦窯堡駐留的近八個月光陰（1935年11月初至1936年6月底），雖只是歷史長河中的短暫一瞬，卻成為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復興的關鍵轉折點。在這座黃土高原的城堡里，中國共產黨人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氣，作出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決策，為抗日戰爭乃至整個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瓦窯堡會議舊址　

1935年寒冬，當民族危機日益深重之際，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這是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后，黨在生死存亡關頭對革命道路作出的戰略抉擇。面對日本加緊侵略華北的嚴峻形勢和黨內殘存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會議經過深入分析，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策略。張聞天起草的決議明確提出要發動全民族力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這一決策不僅解決了遵義會議未及解決的政治路線問題，更在隨后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得到系統闡述，為革命指明了前進方向。

瓦窯堡會議確立的“抗日反蔣”方針，猶如黑暗中的明燈，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進道路。這一戰略決策不僅使黨掌握了聯合抗日的主動權，更標志著中國革命開始從國內戰爭向民族戰爭的歷史性轉變。正如學界后來評價的那樣：“瓦窯堡會議如同北斗指路，照亮了中國革命在黑暗中摸索的道路。”而這一重要會議形成的統一戰線思想，與武裝斗爭、黨的建設共同構成了黨的“三大法寶”的理論基礎。

為將這一戰略構想付諸實踐，黨中央在瓦窯堡期間果斷發起東征和西征兩次重大軍事行動。1936年2月20日，1.3萬紅軍東渡黃河，在山西轉戰50余縣，不僅殲敵1.3萬余人，更擴充紅軍7000多人，籌款40多萬銀元。當蔣介石、閻錫山調集重兵圍剿時，黨中央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崇高姿態主動回師，贏得了全國輿論的廣泛支持。5月19日，西北野戰軍又分兩路西征，成功解放環縣、鹽池等4座縣城，為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

與此同時，瓦窯堡及周邊地區的擴紅工作也開展得如火如荼。“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爭相參軍”的動人場景隨處可見，短短半年間，子長縣就有3434人入伍，平均每兩戶就有一人參軍。紅28軍、紅29軍、紅30軍相繼組建，紅軍力量得到空前壯大。這背后，是人民群眾“跟著共產黨走就能過上好日子”的堅定信念，是黨和人民血肉相連的生動體現。

在此期間，黨中央還妥善處理了張國燾分裂問題。自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后，黨中央始終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在瓦窯堡期間，中央一方面通過《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嚴肅批評其錯誤，另一方面又強調團結抗日大局。最終在各方努力下，張國燾于1936年6月取消第二“中央”，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這一問題的妥善解決，為迎接全民族抗戰的到來奠定了重要基礎。

永不褪色的紅色基因

瓦窯堡的近八個月，是中國革命從低谷走向復興的關鍵期。毛澤東在七大籌備會上那段意味深長的話語——“沒有陜北我們就下不了地，我說陜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道出了瓦窯堡獨特的歷史地位。這座黃土高原上的城堡，既是長征的最終落腳點，又是全民族抗戰的出發點，其歷史意義早已超越了一座城池的范疇。

子長市景色 記者 鄧志宏 攝　　

走進當年的瓦窯堡，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幅感人至深的畫面：中央機關分散在群眾騰讓的窯洞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與百姓同吃一鍋小米飯，同住一樣的土窯洞；紅軍戰士幫老鄉種地挑水，老鄉們則為紅軍縫衣送糧。這種水乳交融的軍民關系，在子長縣創造了令人驚嘆的“將軍縣”——8000多子弟參軍，占總人口近20%，生動詮釋了毛澤東“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的深刻論斷。

瓦窯堡精神，這一延安精神的重要源頭，在這里生根發芽。近八個月的政治思想動員，培育出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新型社風民風：堅定的政治方向體現在抗日救國的理想信念中；艱苦的生活作風彰顯于官兵一致的日常生活中；民主的工作方法落實在集思廣益的決策過程中。這種精神力量，穿越時空，至今仍在滋養著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

作為黨中央在陜北“三城一轉”戰略布局的起點，瓦窯堡開創的“三點一線”格局，為黨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基礎。從這里確立的統一戰線策略，從這里出發的東征、西征，不僅影響了抗日戰爭的全過程，更深刻改變了中國革命的進程。

九十年滄桑巨變，今日的瓦窯堡已煥發新顏。2019年撤縣設市以來，子長市在能源、農業、交通等領域取得長足發展。但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瓦窯堡的紅色基因始終未變——在革命紀念館里，在保護完好的舊址中，那段崢嶸歲月依然鮮活。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回望瓦窯堡，我們讀懂的不僅是一段革命史，更是一部“歷史選擇人民，人民創造歷史”的生動教科書。從謝子長的為民情懷到百姓的傾囊相助，從戰略決策的英明到軍民團結的力量，瓦窯堡的故事給予我們深刻啟示：唯有永葆初心，扎根人民，才能在時代變革中把握正確方向。

今天的瓦窯堡，正以歷史見證者和未來引領者的雙重身份，昭示著一個永恒真理：傳承紅色基因，弘揚革命精神，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動力。讓我們銘記這段歷史，在新的長征路上，繼續書寫屬于新時代的輝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