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御醫”王時偉：文物修復不是修舊創新，是保護傳承

本期人物：王時偉

故宮博物院古建部原總工程師、研究館員

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協會監事長

他是“故宮御醫”，為百年古建問診療傷；有人稱他為“傳承使者”，讓匠藝文脈綿延不絕。他就是王時偉，一位從事古建筑保護研究設計工作40余年的古建修復大家，他牽頭修復過故宮的建福宮花園、寧壽宮花園等重量級項目，讓殘破古建重煥榮光；他也游走于國際舞臺，將中國古建修復理念推向世界，主持的新加坡鳳山寺保護修繕項目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0年度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卓越獎。

“我們希望讓后人能夠感受到它鼎盛時期的藝術輝煌，而不僅僅是凝視其殘缺的狀態。”王時偉的話語中，蘊含著對文化遺產傳承的深刻思考。

于帥卿/發自北京

“我們這代人，很多選擇都帶著時代的印記。”陽光透過窗欞溫柔地灑落，王時偉靜坐在記者面前，娓娓道來那些過往。

王時偉是一名古建修復大家，他進過太和殿藻井上方幽暗的梁架，親手觸摸數百年前的榫卯痕跡；在乾隆花園褪色的通景畫前，又與來自世界的專家爭論如何最小化干預地恢復其昔日輝煌；他還用最原始的鴨嘴筆和硫酸紙，為故宮9000多間房逐一繪制“身份證”……在這片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木結構古建筑群中，王時偉牽頭修復過故宮的建福宮花園、寧壽宮花園等重量級項目，讓殘破古建重煥榮光；他游走于國際舞臺，也將中國古建修復理念推向世界。

這些場景，構成了他40余年古建保護生涯的日常。

有人說他是“故宮御醫”，為百年古建問診療傷；有人稱他為“傳承使者”，讓匠藝文脈綿延不絕。如今，年逾古稀，他依舊步履不停地奔走在文化傳承第一線。

王時偉在故宮太和殿架木上留影。

以筆為尺，為故宮繪制“身份證”

1975年，高中畢業的王時偉選擇進入故宮工作，“作為北京人，從小就對故宮有著親近感”。

初入故宮，王時偉被分配從事建筑修繕、勘察設計等工作，在爬屋頂、鉆梁架的過程中，他逐漸熟悉了古建筑的基本工藝，先后參與了故宮東南角樓、壽皇門等建筑的勘察設計工作。

“那些看似冰冷的木頭和石頭，其實都藏著故事。角樓的榫卯結構，不用一顆釘子就能牢牢咬合，這都是古人的智慧。”

隨著工作的深入，王時偉意識到專業知識的必要性。1982 年，國家文物局與清華大學建筑系合作開辦古建專業班，他抓住了時代的機遇，并憑借扎實的基本功，考入清華大學建筑系古建專業。

“這是清華大學第一次專門開古建班，老師都是梁思成先生的學生，郭黛姮、徐伯安這些老師都繼承了梁先生的精神”。在清華求學期間，他不僅深入研讀《營造法式》等經典文獻，更到五臺山、西安等地考察，“一到五臺山看到唐代建筑，那種震撼是難以言喻的，也更懂了中國古代建筑的偉大”。

1988年，王時偉帶領10余人的工作專班，開啟了故宮首次全面測繪制檔工作。“當時故宮有9000多間房子，只有中軸線部分有測繪圖紙，大部分建筑都沒有完整檔案”，這是改革開放后故宮面臨的現實困境。在文物保護 “四有” 要求的持續推動下，建立完整的建筑檔案成為當務之急。

在沒有先進測繪儀器的年代，“我們的工具就是卷尺、水準儀、鴨嘴筆、米格紙和硫酸紙等最原始的工具。”王時偉回憶，在測繪過程中，他們遇到最大的難點是“全面性”與“精細度”的雙重要求。

“故宮的建筑大多年代久遠，結構復雜，有些地方甚至難以到達。為了獲取準確的數據，我們爬遍了故宮每一間房屋，甚至鉆進屋頂內部，親手觸摸每一個建筑部件，仔細觀察內部結構。有時候為確保數據的準確性，需要反復測量多次。”王時偉說，像墻上的古老紋樣、梁架上的墨書題記，這些都是珍貴的歷史信息，我們都要原樣繪制下來。

“鴨嘴筆又是個‘嬌氣’的工具，筆尖間距要調得恰到好處，太寬線條太粗，太窄又畫不出來。”王時偉一邊回憶一邊向記者比劃著如何使用鴨嘴筆。

為了畫好一張圖紙，常常要反復修改好幾次。歷時近5年，繪制了幾千張硫酸紙圖紙，建立了故宮最完整、最精準的建筑檔案。

“后來做修繕工程，只要調出對應的圖紙，建筑的原始形制、構件尺寸就一目了然，確保了‘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王時偉表示，現在這些手工圖紙依然是故宮古建檔案的核心，為故宮后續所有修繕工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作為新中國自主培養的第一代古建人，他既承接了前輩開創的古建研究傳統，又面臨著新時代文物保護的新要求。“怎么把這些不可移動的建筑遺產好好記錄下來、傳承下去，這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也正是這份使命感，成為他40余年堅守故宮的核心動力。

守正創新，讓世界看見中國智慧

王時偉（左一）故宮倦勤齋修復項目現場。

在王時偉的職業生涯中，建福宮花園復建和寧壽宮花園修復兩大項目，集中體現了他的修復理念。

建福宮花園1923年燒毀，只剩遺址。“站在景山上俯瞰故宮，西北角就缺了一塊，特別顯眼。”王時偉說，“從恢復故宮建筑群完整性的角度來說，復建建福宮花園是很有必要的。”

復建的難點在于既要找足依據，又要堅持傳統工藝和材料。為了搜集證據，他帶領團隊清理遺址、梳理文獻，從乾隆花園的建筑形制中尋找參考，從宮廷檔案中挖掘細節。

“中國建筑的臺基、柱礎石都是固定的，我們通過清理遺址，能準確判斷建筑的布局和開間尺寸；再結合文獻記載和同期建筑的特點，逐步還原建筑的形制，經過多輪論證，文物局才同意復建。”王時偉說。

在復建過程中，他和團隊也在四處尋訪老匠人，確認傳統技藝的傳承情況，奔波于各地尋找符合要求的木材和顏料，最終用5年時間完成了復原設計，讓消失80余年的建福宮花園重現于世。

在與美國基金會合作修復乾隆花園倦勤齋時，王時偉面臨著東西方修復理念的碰撞，“西方重視前期研究，比如對病害進行科學分類，這種系統方法很科學，我們采納了”，但他也堅持中國傳統的合理性。

“比如彩畫，西方理念基于油畫創作成分大，不主張重繪。但中國彩畫是定式的，有嚴格的等級和規范，創作成分少。”在2000年左右的一次國際研討會上，經過深入討論，中外專家達成共識，若彩畫損毀嚴重，且匠人技藝尚在，可以重繪；若損毀較輕，則優先修補，盡可能保留原始部分。

在乾隆花園修復中，面對大量嚴重損毀的珍貴裝飾，王時偉沒有簡單遵循西方“只保不補”的理念，而是基于深入研究，在確認傳統工藝可以精準還原后，對彩畫、玉件、瓷片等損毀部分進行了必要的復制與補配。

王時偉(左一)在與蘇州織繡手工藝人交流雙面繡復制工作。

“我們希望讓后人能夠感受到它鼎盛時期的藝術輝煌，而不僅僅是凝視其殘缺的狀態。”王時偉說。

除了在國內的古建保護工作中取得卓越成就，王時偉的影響力還延伸到了國際舞臺。他主持的新加坡鳳山寺保護修繕項目，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傳統工藝的精湛技藝和中國文物修復理念的科學性。

在國際合作中，王時偉特別注重傳遞中國聲音。他回憶與美國建筑基金會合作拍攝紀錄片時的經歷，“樣片中中國人鏡頭非常少，我堅持必須修改，這是合作項目，應當平等展現。”

修改后的影片在大英博物館首映時，中國匠人的心路歷程得到充分展示。“做紙的工匠、修復彩畫的匠人……他們的故事都進入了鏡頭，這才是真正的中國故事。”

在這些修復項目中，王時偉始終強調 “工匠精神” 的重要性。他認為，“‘工匠精神’不只是手藝精湛，更重要的是要有文物保護意識”。

“當時，故宮內部修繕流程漫長，而許多涉及室內裝飾、字畫等專項技藝，館內力量難以覆蓋。”王時偉頂住壓力，通過嚴謹的調研與篩選，力邀各方社會工藝大師加入項目。這一創舉為日后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修繕開辟了道路，使得許多原本難以推進的精細修復工作得以實現。

在修復倦勤齋時，他找回了安徽潛山的手工紙作坊復制裱糊紙，還邀請浙江東陽的雕刻大師修復竹木雕刻。為了確保修復質量，他花大量時間與匠人溝通，引導他們理解文物修復的核心是“尊重原貌”，而非自由發揮。

“很多匠人手藝很好，但一開始不理解為什么不能隨意修補。我們要讓他們明白，修復文物不是創作，而是傳承。”王時偉說。

傳承，為了更遠的未來

王時偉在解說乾隆花園符望閣修復方案。

“古建修復不是一成不變的，要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平衡”，這是王時偉40余年工作的深刻感悟。

早年的古建修復多依賴師傅帶徒弟的經驗傳承，缺乏系統的理論和規范，但隨著時代發展，現代科技和西方修復理念的引入，讓古建修復面臨著“守舊”與“創新”的抉擇。

在午門展廳改造中，他創新性地采用“玻璃殼子”方案，既保護了古建筑的結構，又改善了展陳條件；對于午門內檐的陳舊彩畫，他沒有采用傳統的重繪方式，而是用現代化學材料進行清洗和加固，“能保留的原始彩畫一定要保留，現代材料能幫助我們更好地延長它的壽命”。

除了深耕一線修復工作，王時偉更致力于推動行業整體發展。他深刻認識到，“古建保護不是單一的建筑學科，而是涉及歷史、文化、藝術、科技等多領域的綜合學科”。為此，他積極推動文物修復行業的規范化進程。

在國家文物局組織編制13類文物修復師標準之際，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協會受其委托，由王時偉主持開展修復師的培訓、考核與評審工作。此項工作推動了文物修復行業向規范，標準化發展。

隨著國家持續推動文物修復師持證上崗制度，他欣慰地表示，“持證既是對專業人才的認可，更是對文物安全的保障。”

不過，王時偉心中仍存牽掛。他憂慮地指出，當下不少古建復建項目采用混凝土結構，偏離了傳統工藝的本真；同時，他也期望故宮未來能推行“菜單式”開放，讓文物真正走進大眾視野。

退休后，王時偉將重心轉向青少年文化遺產教育，參與創辦全國青少年文化遺產知識大賽。“青少年是文化傳承的未來，”他深信，只有讓他們了解古建、熱愛古建，這項事業才能后繼有人。

在清華附中的一堂課后，孩子們將他團團圍住，“斗拱為什么不用釘子”“彩畫的顏色為什么不會掉”……看著孩子們求知的眼神，王時偉欣慰地說，“只要能在他們心中播下一顆熱愛文化遺產的種子，我的工作就充滿了意義。”

對 話

王時偉：文物修復必須堅持“實事求是”！

王時偉依舊步履不停地奔走在文化傳承第一線。

中國房地產報：在古建修復中，您在“堅守傳統工藝”與“引入現代科技”方面是如何平衡的？

王時偉：現代材料與工藝的應用并非替代傳統，而是有益的補充。以故宮午門內檐彩畫為例，傳統桐油光油耐久性差，經論證后，我們在保留傳統材料的基礎上引入B72材料進行封護強化，實現了工藝改良。核心原則是，堅持傳統工藝與材料為本，現代科技作為驗證與補充。

中國房地產報：新加坡鳳山寺獲聯合國獎項，對“中國方案”意味著什么？

王時偉：這意味著中國文物修復的理念與技術獲得了國際權威認可。以新加坡鳳山寺項目為例，我們向東南亞地區傳遞出文物修復在堅守傳統技藝與材料的基礎上，大力加強科技手段的研究與應用的實踐路徑。與此同時，也讓國際社會領略到中國傳統工藝的精湛水準。這種以完整文化載體為支撐的呈現方式，能夠有效跨越文化差異，推動“中國方案”真正走向世界。

中國房地產報：回顧您40多年的故宮生涯，哪一項工程或哪一個時刻是您最感到驕傲和欣慰的？是否也留有至今想來仍覺遺憾的事情？

王時偉：最令我感到驕傲的，是近20年來深度參與的一系列國際合作修復項目。這些項目不僅是技藝的實踐，更是理念的交融與進步。

在國際合作中，我深刻體會到，文物修復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針對文物本身的狀況進行客觀分析與深入研究，尊重文物原貌、科學評估、最小干預，采取最適宜的修復方法。

另一項引以為傲的突破，是在體制內開創性地引入社會工匠參與核心文物修復。我們頂住“外人不得介入”的傳統壓力，通過嚴謹的調研與篩選，力邀各方社會工藝大師加入項目。

正因為在理念上敢于融合創新，在機制上勇于突破舊規，我們想做的事基本都得以推進并落實。回首往昔，奮斗無悔，未留下遺憾。

中國房地產報：當前，在古建筑技藝傳承方面還有什么方面的問題是值得關注的？

王時偉：在當前古建筑傳統技藝傳承中，最大的挑戰在于實踐場景的缺失與制度性支持的不足。古建筑修復項目有限，匠人缺乏持續實踐機會，難以維持手藝的熟練與傳承。同時，政策與市場未能形成有效聯動：雖已設立非遺大師稱號并給予一定補貼，但若其手藝缺乏應用場景與市場價值，技藝仍難以延續。

只有通過政策支持、市場培育與教育引導相結合，傳統技藝才能在當代找到生存與發展的土壤，實現有序傳承。

中國房地產報：在您看來，“工匠精神”具體體現在哪些細節上？

王時偉：我覺得，真正的“工匠精神”在文物修復中是“手藝”與“理念”的結合，只有既掌握傳統技藝，又建立起對文化遺產的敬畏之心，才能成為合格的文物修復者。

我們常說“手藝人”，但文物修復所要求的是在技藝純熟之外，還要具備對歷史的敬畏與原真性的堅守。如在修復乾隆花園時，即使是補配一小塊玉或瓷片，也必須嚴格考證原物的材質與工藝，依古法還原，絕不能以現代材料隨意替代。

這種意識并非天然具備。我們曾邀請過一些技藝頂尖的刺繡、雕刻大師參與修復，他們手藝出色，但起初常將修復視同創作。我們花了大量時間溝通，引導他們認識到，文物修復的核心是“尊重原貌”，而非自由發揮。技藝是相通的，但出發點完全不同，創作追求個性，修復則強調克制與考證。

中國房地產報：作為學生的導師，您最希望傳遞給學生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對年輕人有何期望？

王時偉：首先，興趣是起點，廣博是根基。古建筑保護是高度跨學科的領域，僅憑對單一學科的興趣遠遠不夠。學生應主動拓展知識結構，廣泛涉獵歷史、文化、材料、工藝等多方面知識，建立起應對復雜問題的綜合能力。

其次，在實踐中成長，在項目中積累。我本人從建筑專業起步，也是在參與如中美合作修繕等具體項目中，才系統接觸到絲織品、木雕、玉器等各類室內裝飾與工藝。真正的學識來源于實踐，要在真實場景中不斷學習與總結。

最關鍵的是，樹立整體性保護與多學科協作的意識，現代文物保護已超越“修房子”的范疇，發展為“研究性保護”。

我認為，未來的從業者不應是孤立的技術人員，而應是具備統籌視野與協作能力的人，成為連接不同專業的“協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