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軍區副參謀長改任副部長，又改降副廳長，回復部下：沒受處分

1959年初秋的東長安街，梧桐葉被風卷得沙沙作響。一輛吉普車穿過長安門洞，車內的周駿鳴看著熟悉的中南海高墻，心里卻明白：自己即將離開這片再熟悉不過的軍營。幾年前，他還是華東軍區副參謀長，胸前別著“勝利功臣”證章，如今卻要收拾行囊，奔赴新的崗位。

往回倒幾頁日歷，1929年冬，豫南大別山深處，年輕的周駿鳴跟隨鄂豫皖蘇區游擊隊在崇山之間穿梭。那一年，他才二十出頭。土改、擴紅、反“圍剿”，戰火和饑餓把一批熱血青年推上歷史舞臺，他也是其中之一。

抗戰爆發后，新四軍組編第四支隊。周駿鳴帶著在游擊區練就的山地作戰經驗，迅速融入這支冀皖交界的勁旅。那時的部隊缺槍少藥，食糧更緊張，可只要能擊退日寇，什么苦都熬得下來。這條路一直走到1945年，他已是三十多歲的團職參謀，隨軍南渡長江。

解放戰爭中，他先在華中軍區做參謀長，接著被任命為華東軍區參謀長兼后勤司令。那些年，華東野戰軍開赴淮海、跨長江，兵員幾近百萬。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他的任務是給前線送槍送彈、送糧送衣。補給線綿延上千里，橋梁被炸、江面有風浪，抓不住時機就有全線崩盤的危險。有人問他秘訣，他笑說：“算盤敲準，比打槍還要緊。”

1952年軍委進行全軍干部評銜摸底，周駿鳴曾被列入副兵團級預評行列，但那只是草案。兩年后，陸軍機構大調整，他接到命令：轉業地方，任水利部副部長。對水利一竅不通？那就接地氣去學。黃河下游，他蹲過工地，與民工同住帳篷；洞庭湖畔，他站在淤泥里丈量水深。

1955年授銜那天，他靜靜坐在部里辦公室，透過收音機聽到昔日的戰友一個個披上將星，心里難免波瀾。可一想到山西大渠、河南引黃工程的圖紙正攤在桌上，他又低頭繼續畫紅線，“穿不穿軍裝，水流也得馴服”。

1957年底，水利、電力合并，他被調至新組建的林業部。外行領導內行是常態，他索性跑到黑龍江森工第一線。有一次，伐木工人李師傅遞來雪白的木芯，說：“周部長，您看這紋路，別砍，留種子林。”他握了握對方凍得發紅的手，“行，就按你們行規辦。”

1958年“大比速度”的風刮得猛，全國到處喊“多快好省”，林業也跟著“放衛星”。規劃書上寫著“五年綠化全國”，紙面數字亮得晃眼。周駿鳴暗暗搖頭，向部長會議遞交意見：“樹木可不是鋼筋水泥，一夜長不成參天。”有人覺得他掃興，他卻堅持。

果不其然，次年春，北方大旱，大片幼林枯死。批判風緊跟著趕到。1959年10月，中央點名批評“右傾機會主義”，林業部成了重點單位。周駿鳴被撤職，轉為黑龍江省農業廳副廳長。臨行前，昔日部下小陸拉住他說：“領導，您這是受處分了？”他淡淡回答：“沒受處分，換個地方干活。”聲音平靜，卻透著一絲倔強。

新崗位不比部里風光。黑土地廣，問題更多：單一作物、退化林、機械缺口……有人替他鳴不平，他卻常笑稱：“副廳也是干活的官，腿腳照樣用得上。”下鄉調研，他和貧困戶同炕睡，半夜聽風聲辨莊稼受災方向。歲月并未沖淡軍人氣質，他依舊說話干脆，決策簡潔。

1962年初，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實事求是成了號角。秋天，黑龍江迎來平反文件。組織上認定：周駿鳴批評浮夸并非“右傾”，撤銷原結論。只是中央機構尚未徹底調整，他的級別并未恢復，只能留在省里繼續埋頭事務。

十年后，風云再起，運動一波接一波。周駿鳴被揪上臺批斗數次，罪名從“反黨”到“破壞林業大躍進”，五花八門。1969年冬，他在北大荒勞動改造，頂風冒雪拉著沉重的石輥壓地。有知青心疼地遞給他半個苞米餅，他笑了笑，“吃吧，我這把老骨頭扛得住。”

1974年，組織批準他離開黑龍江，暫回北京接受審查。峰回路轉，1978年春，他獲調回家鄉河南，出任省政協副主席，時年六十九歲。很多老部下專程去鄭州探望，他擺上家鄉胡辣湯，一邊聊天一邊鼓勵年輕干部，“崗位總有高低，別管帽子大小，把活干好。”

細看周駿鳴的履歷，從軍區副參謀長到水利、林業副部長，再到地方副廳、政協崗位，每一次變動都踩在時代的脈搏上。他既是革命年代勇闖槍林彈雨的老兵，也是和平建設時期摸石頭過河的務實派。榮譽、頭銜在他眼中更像行軍路上的行囊，需要時背起，走遠了就輕裝；而那份“實事求是”的軍人格調，卻始終像子彈上膛，隨時準備發聲。

終其一生，他未在公開場合為自己喊過一句委屈。有人替他惋惜，“大好前程怎會轉折如此多？”他擺擺手：“我沒受處分，組織有安排。”一句輕描淡寫，把苦辣酸甜都壓在心底。

歷史往前推移，名利得失早已散作塵土。留下來的，是豫南少年到黑龍江老人的坦蕩和擔當；是林海雪原里那雙沾滿松脂的手，也是在長安街駛過時未曾回頭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