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在北京公開強調“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加拿大宣布以優惠關稅從中國大量進口電動汽車,幾乎在同一時間,歐盟一位現任高官卻在布魯塞爾發出警告:美國正在把越來越多國家推向中國。這并非來自學界的冷靜分析,也不是匿名外交官的私下放風,而是歐盟氣候事務負責人在公開采訪中的直言不諱。更耐人尋味的是,他一邊承認這一趨勢正在發生,一邊又堅持歐洲必須“抵制中國清潔技術的吸引力”。現實的方向與政治的意志,第一次如此明顯地發生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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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矛盾并非偶然。過去幾年,歐美陣營內部的裂縫不斷擴大,但大多仍停留在外交辭令與政策分歧層面。如今,隨著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宮并迅速恢復“美國優先”的單邊路線,這種裂縫開始具有結構性意義。威脅接管格陵蘭島、動輒揮舞關稅大棒、公開將盟友視為施壓對象而非利益共同體,這些行為在華盛頓看來或許是展示力量的方式,卻在歐洲引發了另一種連鎖反應:對美國依賴的安全感,正在系統性下降。
能源領域的變化最具象征性。俄烏沖突后,歐洲在極短時間內切斷了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美國液化天然氣迅速填補空缺,并在政治壓力下被包裝成“安全能源”。但當歐盟承諾在數年內采購高達7500億美元的美國能源產品,當研究機構測算出到2030年歐盟八成液化天然氣可能來自美國,這種依賴本身便開始顯露風險。格陵蘭島風波只是一個觸發點,它讓歐洲意識到,安全與能源如果被牢牢捆綁在單一國家的政治意志上,代價可能并不比對俄羅斯的依賴更低。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存在顯得格外突出。并非因為中國主動“拉攏”,而是因為其在清潔能源與制造體系中的現實地位已經無法被忽視。全球八成太陽能電池、七成風電設備與鋰電池產自中國,這不是外交敘事,而是產業結構的結果。更重要的是成本與規模優勢的疊加效應,使得任何試圖繞開中國的綠色轉型方案,都不可避免地面臨價格飆升與進度延誤的風險。
歐洲對此心知肚明。彭博社提出的那個問題,實際上已經擺在政策制定者面前:如果實現碳中和所需的技術大多來自中國,那么“去依賴”究竟意味著什么?是徹底切斷,還是在政治口號下維持一種高成本的替代體系?胡克斯特拉口中的“歐洲制造”法案,更多體現的是戰略焦慮,而非短期內可行的產業答案。試圖在十年內復制中國二十多年積累的完整產業鏈,本身就是一項高風險的政治工程。
海上風電的案例尤為典型。中國機組的“巨型化”并非單純的技術突破,而是制造能力、物流體系、工程經驗與地方協同長期磨合的結果。風機高度超過埃菲爾鐵塔,意味著它已不再是普通工業產品,而是一種高度嵌入基礎設施體系的綜合工程。西方國家即便擁有資本與技術,也難以在短期內重構這種生態。限制中國,表面上是戰略自主,實際可能轉化為轉型遲緩與成本失控。
在這種現實約束下,英國與加拿大的選擇顯得格外現實主義。它們并未宣布“倒向”中國,而是明確承認中國在全球經濟與綠色轉型中的不可替代性。這種態度本身,正是對美國單邊施壓策略的被動回應。當盟友的利益不斷被犧牲以服務于華盛頓的政治目標,重新尋找平衡點便成為理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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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值得警惕的,并非歐洲是否會“靠近中國”,而是西方內部對全球秩序的認知正在分化。美國仍試圖通過政治動員與安全敘事來重塑產業鏈,而歐洲越來越清楚,產業競爭力并不完全服從于地緣政治意志。當清潔能源投資規模上,中國已等同于美歐之和,繼續否認這一事實,只會削弱自身的戰略判斷。
歷史經驗反復證明,大國競爭中最昂貴的錯誤,往往不是低估對手,而是高估自身控制現實的能力。美國今天的強硬路線,正在促使盟友以更務實的方式重新定位自身利益。中國并非這一變化的操盤者,卻不可避免地成為受益者。
未來的歐洲,或許仍會在政治層面強調“降低依賴”,但在產業與轉型層面,它將不得不與中國保持一種復雜而現實的關系。真正的問題在于,當政治話語與經濟結構持續背離時,誰來為代價買單,又由誰承擔戰略誤判的后果。這場看似圍繞能源與技術的爭論,最終指向的,仍是全球秩序正在發生的深層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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