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抱美國的大腿太久了，歐洲要自立自強了

當地時間1月26日下午，北約秘書長呂特在歐洲議會回答歐洲議員提問時稱，“如果有人認為歐盟或整個歐洲可以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保衛自己，那就繼續做夢吧”。

呂特稱，如果歐洲想完全實現防務自主，各國國防開支占其GDP的比例將不得不大幅增加到10%，并且還需要建設自己的核能力，這又將花費數十億歐元。

北約秘書長呂特在歐洲議會的一席話，如同一盆冷水，潑向了所有懷有“歐洲防務自主”夢想的人，“如果有人認為歐盟或整個歐洲可以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保衛自己，那就繼續做夢吧。”

這話說得直白，甚至有些刺耳，但它揭開的，是一個歐洲政治精英們心照不宣、卻不愿公開承認的冷酷現實，冷戰結束三十余年，歐洲的安全脊椎，依然是美國這根“拐杖”。所謂“戰略自主”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可一旦觸及真刀真槍的國防核心，骨子里的依賴癥便暴露無遺，歐洲，是時候該從這場做了太久的安全溫床之夢中醒來了。

呂特的“夢醒”論調，其依據是殘酷的成本計算，他估算，若歐洲真想獨立自衛，各國軍費需飆升至GDP的10%，還需斥資數千億打造獨立的核力量，這還沒算上他未明言、卻更為龐大的系統性成本，比如覆蓋全球的偵察與情報網絡、戰略空運與海運投送能力、一體化的指揮通信系統、以及維持前沿軍事存在所需的海外基地群。

這套完整的大國防務體系，非數十載持續投入與政治決斷而不能成，二戰后的歐洲，在美國“軍事保護傘”下享受了長久的“和平紅利”，將資源傾注于福利社會與內部整合，防務肌肉不可避免地萎縮了。從科索沃到利比亞，歐洲的軍事行動無不嚴重依賴美軍的核心能力支持，如情報、空中加油、精確制導彈藥等，這種依賴已成結構性痼疾，非一日之寒。

“抱大腿”的代價，遠不止于軍事能力的缺失，更在于戰略自主性的慢性喪失，安全上依附美國，必然導致在外交、經濟乃至價值觀議題上，需要時常看華盛頓的臉色，難以發出完全獨立、符合歐洲自身長遠利益的聲音。當美國根據其全球戰略需要調整重心，如“轉向亞太”，歐洲便可能感到被邊緣化的焦慮；當美國采取單邊行動或挑起貿易爭端時，歐洲往往陷入被動應對的窘境。這種依附關系，使得歐洲難以成為世界格局中一個真正意義上平衡、自主的一極，它的安全，系于跨大西洋關系的陰晴，而非自己手中。

因此，呂特的話，盡管聽起來令人沮喪，卻不失為一劑苦口的清醒劑，它迫使歐洲思考一個根本性問題，是繼續滿足于在超級大國羽翼下充當“高級伙伴”，還是痛下決心，經歷一段艱苦的“強身健體”過程，成為一個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戰略主體？答案，理應指向后者。

走向自立自強，絕非易事，它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內部深刻的分歧與短視，歐盟27國，安全關切、歷史記憶、財政能力各異，中東歐國家面對俄羅斯威脅，對北約及美國保障的需求刻不容緩；而西歐部分國家則可能更著眼于南翼的移民與恐怖主義問題，對巨額防務投資興致寥寥。建立真正有效的歐洲防務聯盟，意味著主權讓渡、資源整合、戰略統一，每一步都需突破民族國家政治的重重壁壘。

其次，需找到一條務實而漸進的路徑，短期內完全脫離北約既不現實也無必要，更可行的，是在北約框架內，實質性提升歐洲支柱的分量與能力，將“戰略指南”轉化為具體的裝備合作項目（如下一代戰機、主戰坦克）、聯合部隊建設與共同行動準則。同時，必須大幅增加并有效利用防務開支，改變當前各國裝備體系雜亂、重復研發、互操作性差的現狀，將歐元更多地轉化為“歐洲炮艦”。

歸根結底，歐洲能否自立自強，是一個關乎政治意志的考驗，它需要歐洲的政治家們具備超越選舉周期的遠見，需要民眾理解安全自主的代價與價值，需要產業界與科技界為“歐洲制造”的防務體系貢獻力量，這個過程注定漫長且充滿陣痛，但卻是歐洲實現其“主權”抱負無法繞過的必修課。

繼續做夢，固然可以暫時逃避現實的堅硬，但夢總有醒來之時，當呂特直言歐洲自衛是“做夢”時，他不僅是在陳述一個軍事事實，更是在發出一個關于歐洲未來命運的沉重叩問，是甘愿永遠做一個需要被保護的孩子，還是鼓起勇氣，成長為能夠獨立面對風雨的成年人？歐洲的未來，不應寄托于他人的承諾，而應鍛造于自身的決心與能力之中。是時候，從“美國大腿”上站起來，走自己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