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楊方：歷史研究不能停留在“文獻內(nèi)循環(huán)”｜新作《蔥嶺之外》《明亡清興》出版

前不久，被稱為“探險家”式的學者、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楊方的兩部新作《蔥嶺之外：亞歐文明的十字路口》（以下簡稱《蔥嶺之外》）與《明亡清興：1618—1662年的戰(zhàn)爭、外交與博弈》（以下簡稱《明亡清興》）出版。

《明亡清興》一書突破傳統(tǒng)敘事，通過多方視角還原明清易代的關(guān)鍵細節(jié)，剖析戰(zhàn)爭、外交與制度變遷中隱藏的文明興衰密碼；而《蔥嶺之外》則以蔥嶺（即帕米爾高原）為錨點，清晰展現(xiàn)東西方文明數(shù)千年來的碰撞、融合和新生，結(jié)合實地考察與文獻研究，探討地理空間如何深刻影響國家命運與文明交融。

在寫完《蔥嶺之外》一書之后，侯楊方感嘆道：“歷史從未終結(jié)，它只是不斷地以新的形式重演。”同時，在另一本新書《明亡清興》中，他寫道：“歷史的價值不在于簡單地記錄過去，而在于幫助我們理解現(xiàn)在、指導未來。”盡管這兩本新書的內(nèi)容并無直接關(guān)聯(lián)，但是侯楊方教授的研究方法和堅持的理念卻始終如一。他認為，歷史不能用歷史本身檢驗，而是要接受現(xiàn)實和未來的檢驗。

近日，侯楊方教授接受本報記者專訪，結(jié)合兩部新作講述了戰(zhàn)爭背后的人類發(fā)展與技術(shù)演變，并結(jié)合歷史地理學，探討當下歷史寫作與研究存在的問題。

技術(shù)革命與地理宿命

是中亞歷史發(fā)展的底層邏輯

北青報：之前，您一直書寫絲綢之路，策劃主持了一個世紀以來首次境內(nèi)外帕米爾高原的系列考察，曾多次翻越海拔近五千米的山口，并對絲綢之路做了世界首次精準復原，研制了“絲綢之路地理信息系統(tǒng)”。這次您聚焦于絲綢之路上的“蔥嶺”來講述亞歐文明，是如何做出的選擇？

侯楊方：蔥嶺，是我研究絲綢之路開始的地方。2013年4月，當我站在那片曾被稱為“世界屋脊”的土地上，我感受到的是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歷史的深刻塑造力。由此向西望，正是“蔥嶺之外”，阿姆河和錫爾河由蔥嶺發(fā)源，一路西流進咸海，孕育這一片諸多文明不斷迭代、繽紛復雜的土地。正是在那一刻，我意識到要真正理解絲綢之路以及中亞諸多文明的交流，必須首先理解這片土地獨特的地理稟賦，更要打破學科藩籬，超越傳統(tǒng)史學的局限。

雖然我已經(jīng)出版過兩本關(guān)于蔥嶺的書——《重返帕米爾》與《這才是絲綢之路》，但都是側(cè)重于絲綢之路的路線，蔥嶺在世界文明史與交流史上的意義還沒有真正突出展現(xiàn)過。所以，我希望通過《蔥嶺之外》這本書再次強調(diào)蔥嶺的意義，它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稱，更是一個連接東西方的重要地理符號。

帕米爾高原，長滿野蔥

從我們中國人的角度來看，蔥嶺以西的地區(qū)主要為中亞，但這一區(qū)域在古代沒有國界，它是自由流動的。因此，我們不能按照現(xiàn)在的國界講述蔥嶺，不然就變成了國別史研究，例如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之間的邊界，就是近一百多年來人為劃定的。而且，許多研究中亞史的學者大多都局限于國別、時代、考古等專題，這些不同風格的研究，像一個巨大的馬賽克壁畫一般，卻無法將中亞史拼湊起來。盡管這些“碎片”也屬于中亞的一部分，但完整的中亞應該如何被大家所了解呢？我意識到，任何單一學科的視角都無法完整把握這片土地復雜的歷史面貌。

所以，我一直在尋找中亞史如此繁復的各個專題之間的底層邏輯，我提煉出了兩點：技術(shù)革命與地理宿命。縱觀中亞四千年歷史，每一次重大的技術(shù)突破都會重新定義地理的意義，而中亞獨特的地理位置則決定了它必然成為這些技術(shù)革命的首要受益者或受害者。

中亞“平坦開闊、干旱少雨、連接四方”的地理環(huán)境使它自然而然成為了一個“四戰(zhàn)之地”，因而它像一個巨大的放大鏡，將每一次技術(shù)進步的影響成倍放大，所以它的文明迭代是最快的，歷史是復雜的。比如歷史上的青銅技術(shù)、鐵器技術(shù)、造紙術(shù)、火藥和印刷術(shù)……幾乎所有改變?nèi)祟悮v史的重大技術(shù)，都在此經(jīng)過并傳播，中亞成為了技術(shù)傳播的路網(wǎng)中心。

突厥是有自己文字的游牧民族

對中亞影響巨大

北青報：在讀《蔥嶺之外：亞歐文明的十字路口》時，我認為該書的題眼是“十字路口”。書中講述了不同的人口遷徙，民族、文化與基因也不斷因人口遷徙被改變。這本書更像是一部亞歐大陸的人類史，比如書中提到了匈奴的崛起導致月氏西遷，大月氏擊敗了塞種人，塞種人遷移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帶；之后，大月氏再次被迫西遷，征服了大夏（即希臘-巴克特利亞王國）……您的講述，涉及到了希臘以及蒙古國的歷史。

侯楊方：正是因為人類因為戰(zhàn)爭在不斷地遷徙，把自己的技術(shù)不斷地擴散，基因也就此延續(xù)，所以我更要摒棄以國別為界限去講述。為了補充這本書的內(nèi)容，我在2025年夏天再次去了希臘和蒙古國，如果不把這兩者補充進來，那么書寫中亞的歷史就會不夠完整。

當我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考察時，我看到草原上分布著幾十座宏偉的庫爾干大墓，場面異常壯觀，這個塞種人墓地的大墓形式，讓我聯(lián)想到了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腓力二世的墓。于是，我去了希臘邁錫尼遺址，考察了阿伽門農(nóng)之墓，這是愛琴海青銅時代已知規(guī)模最大、結(jié)構(gòu)最精巧的圓頂墓。該墓建造時，正是印歐人大規(guī)模擴張到歐洲的時期，它們與中亞草原的“庫爾干”似乎存在著某種聯(lián)系。畢竟，人類基因研究證明邁錫尼人有來源于中亞顏那亞人的成分，攜帶了4%-16%“來自東歐或西伯利亞草原”的北方基因。當然，我也去了馬其頓，腓力二世墓也是庫爾干墓。

此外，對中亞影響巨大的是突厥人。直至現(xiàn)在，中亞的五個國家，除最南方的塔吉克斯坦仍然保留著印歐語系東伊朗語族的語言外，均使用突厥語。游牧民族多次入侵過中亞，但是只有突厥人留下了自己深刻的文明遺跡，正如在蒙古鄂爾渾河谷發(fā)現(xiàn)的闕特勤碑，上面有突厥語詳述了闕特勤的十二次征戰(zhàn)。突厥是第一個有自己文字的游牧民族，他們可以講述自己的故事、保留民族傳說，使族人有強烈的認同感。不僅如此，中亞的突厥人站穩(wěn)腳跟后，不斷西征，直至亞得里亞海，將這一廣大地區(qū)的印歐人后裔“突厥化”，而且再也沒有反轉(zhuǎn)， “一旦突厥化，永遠突厥化”。

闕特勤碑（1958年拍攝）

此外，我閱讀了近10年以來發(fā)表在權(quán)威的《Nature（自然）》或《Science（科學）》期刊上的基因研究考古樣本成果，將其引入到這本書中。古時的人種傳播都是因戰(zhàn)爭而傳播，比如印歐民族大遷徙的核心動力源于戰(zhàn)車技術(shù)的革命性進步，產(chǎn)生了前所未有的征服能力。而近年來的基因研究成果進一步揭示了印歐民族大遷徙的細節(jié)，比如基因研究團隊發(fā)現(xiàn)顏那亞人群是從草原地區(qū)向歐洲、中亞和印度方向大規(guī)模擴散。

但我想強調(diào)的是，基因研究只是一個數(shù)據(jù)，我們對自己的基因并沒有感知，因而對不同民族和人種而言，更重要的是精神認同，這份認同來源于后天的教育和接受的文化。

實地考察必不可少

這是與過去對話的機會

北青報：十幾年間，您從未停止過考察與尋訪中亞各地。在《蔥嶺之外》中，您記錄了尋找乾隆西極紀功碑的過程，有很多曲折和驚喜。是什么讓您能一直堅持實地考察的研究方式？

侯楊方：歷史研究不能僅停留在“文獻內(nèi)循環(huán)”。實地考察，需要所有的線路和邏輯環(huán)節(jié)是連續(xù)不斷的，如果缺少了一個點位或者環(huán)節(jié)，就無法進行下去。以前，我?guī)W生出去考察，他們在規(guī)劃路線時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第二天出酒店，我們要向左轉(zhuǎn)還是右轉(zhuǎn)。實地考察，面對的都是現(xiàn)實問題。

我們不能躲在書房中，埋首故紙堆。若只在文獻中尋找答案，只是在做文獻的內(nèi)循環(huán)。而現(xiàn)場的體驗，是任何文獻資料都無法代替的。當我們站在蔥嶺，看到帕米爾高原上的野蔥，就知道它為何被稱為“蔥嶺”；當我們在暴風雪中艱難前行，才能體會和想像古人翻越雪山的勇氣；當我們實地尋找乾隆西極紀功碑時，才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歷史如何被記錄、傳承與遺忘的。

坎達爾山口，絲綢之路的最高點

乾隆西極紀功碑，是清朝疆域最西端的標志，也是清朝對帕米爾高原擁有主權(quán)的強有力物證。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軍追擊大小和卓叛軍至帕米爾高原，在葉什勒池畔大獲全勝，俘獲萬余人，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在此樹碑立傳。

2013年夏，我?guī)ьI(lǐng)復旦大學考察隊到達雅什庫里湖東岸。根據(jù)清政府海英考察隊的地圖，我們判斷碑址應該在對岸約30米高的懸崖上。站在湍急的阿爾楚河邊，夏天的河水依然寒冷刺骨，我們無法渡河。打算放棄時，我們看到當?shù)丶獱柤估先藥е鴮O子騎著馬在遠方出現(xiàn)。經(jīng)過交涉，老人同意只帶我一人騎馬渡河。老人和馬交流了幾分鐘，馬才勉強下水，河水幾乎淹沒馬背。馬在非常湍急的河中走“之”字，我明顯感受到那種晃動。當我登上懸崖頂?shù)臅r候，拿出1946年8月23日蘇聯(lián)測繪員拍攝的照片對比，一切都完全吻合，只是少了石頭碑座。一個多世紀過去，山川依舊。

最終，我們通過GPS（全球定位系統(tǒng)）定位，為乾隆西極紀功碑提供了精確的坐標。這些數(shù)據(jù)被納入“絲綢之路地理信息系統(tǒng)”和《清朝地圖集》，為學界和公眾提供了可重復檢驗的依據(jù)。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精準定位此處重要的歷史標志，我們也是繼海英考察隊之后，第一批到達此處的中國人。所以我說，每一次考察都是與過去對話的機會。

摒棄“評書史觀”

設身處地去評價歷史人物

北青報：在您的另一本新書《明亡清興》中，您講述了明末戰(zhàn)爭、外交與博弈的歷史。其中，您提到無法還原真正的歷史。那么我們?nèi)绾伪M可能地接近歷史的真實呢？

侯楊方：我在課堂上經(jīng)常說，“一切歷史都是個人史”，即所有的歷史都是不同人的三觀認知的投射。我認為所有的史料都充滿著書寫者的偏見，不論記錄者是有意或是無意，我都反對高尚化或完美化一本史書和記錄者。因為我們都明白，絕對客觀和真實的記錄是不存在的。比如司馬遷的《史記》充滿著自己強烈的偏見，且毫不掩飾，這是我們無法否認的。

我很欣賞維特根斯坦“語言即世界”這一經(jīng)典名言。我們通過語言描述世界和人類，尤其歷史，也是靠語言而呈現(xiàn)的。古人書寫歷史，現(xiàn)代人總是被其語言框定住，很難從中跳脫出來。傳統(tǒng)史學總是傾向于道德批判，甚至作出簡單的黑白評判。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以二元對立的方式理解明清易代，比如認為明朝是腐朽的、失敗的，清朝是進取的、成功的；明朝的滅亡是歷史的必然，清朝的崛起是時代的選擇；甚至還有人認為清朝的勝利只是撿到了時代的紅利。這種非黑即白的歷史觀，遮蔽了歷史的復雜性，我將其稱之為“評書史觀”或“戲曲史觀”。所以，我在書中試圖打破這種思維模式，摒棄“評書史觀”，將歷史人物放在他們所處的歷史時代中，要設身處地去評價他們，而不是戴著戲曲面具的黑與白。

在做歷史研究時，要遵循常識和邏輯，也要符合人性。想想看，如果回到一個歷史情境中，自己真的會比歷史人物做出的選擇更好嗎？我們不能帶有全知視角去評判。如果缺乏邏輯常識和人性基本點，那么歷史學家會很容易想當然地下結(jié)論，但輕易的贊美或貶低往往是非常輕佻的。

我認為，歷史不能用歷史本身來檢驗，而是要用現(xiàn)實和未來檢驗。“現(xiàn)實”是指有豐富社會經(jīng)驗的人面對復雜的情境，如何抉擇。不論他們的選擇是對還是錯，都是在特定情況下的真實反應。因此，若要接近歷史的真相，我的方法是：用常識判斷事理，用邏輯推演因果，用人性理解選擇。

在《明亡清興》這本書中，我還嘗試引入一些新的方法和視角。除了情境還原以外，還有多元印證、心理分析、比較史學等方法。對于同一個歷史事件，我盡可能地收集不同立場、不同角度的記載，通過交叉比對來接近真相。比如明清的史書很少記載戰(zhàn)爭的作戰(zhàn)細節(jié)，而從朝鮮翻譯官韓瑗的記錄，可以看到袁崇煥的個性及其防守戰(zhàn)術(shù)。同時，我們還要分析歷史人物的成長經(jīng)歷、性格特征和心理動機，以更好地理解他們的選擇。

不要將因果鏈條無限上溯

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北青報：我們常常看到關(guān)于明朝滅亡的諸多說法，比如“明亡于萬歷”“明亡于嘉靖”“明亡于農(nóng)民起義”等，以及我們將明朝滅亡的時間定為1644年，也就是以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的時間作為標志。在《明亡清興》中，您對以上說法均做出了反駁。

侯楊方：關(guān)于明朝滅亡的原因，網(wǎng)絡史學甚至一些專業(yè)研究者還會歸咎于“小冰期”的影響，但這樣的解釋存在漏洞，比如，當時全球各國都處于小冰期，為何只有明朝滅亡？所以，我一直信奉的一句話是“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如果將因果鏈條無限上溯，那么最終的原因是否是宇宙的誕生呢？這無助于解決實際問題和追究責任。所以，按照史學界常有的“明亡于萬歷”“明亡于嘉靖”等說法，按此邏輯，我們是否可以說“明亡于朱元璋”？總是將責任歸因于祖先與文明，這是無限地將責任推向更深層的“原因的原因”，這種解釋方法是在逃避責任，是一種明顯的邏輯謬誤。

此外，我們總說“明亡于農(nóng)民起義”“明朝滅亡于1644年”，許多人認為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及崇禎皇帝自縊便是明朝歷史的終點。然而，李自成的大順政權(quán)在北京只維持了四十余天，真正終結(jié)明朝并建立新秩序的是清朝。我認為，明朝的滅亡是一個長達數(shù)十年的過程，在南明最后的據(jù)點陷落后，明朝才真正滅亡了，亡于1662年，即永歷皇帝死亡之時。

清朝宣稱明朝亡于甲申年（1644年），是因為只有明朝亡于這個時間點，且是被李自成所滅，那么清朝“為明朝復仇”的理論才能成立。這一敘事框架為清朝提供了統(tǒng)治中國的合法性基礎。多爾袞反復強調(diào)清朝奪取的是李自成的政權(quán)，而非明朝的。我想，多爾袞不知道維特根斯坦的名言，但他懂得“語言即世界”的道理。

從1618年開始，明清戰(zhàn)爭持續(xù)了四十四年，明朝從沒有給人以翻盤的希望，形勢越來越惡化，民眾信心也因此衰減。在書中，我的一個核心觀點是，明朝真正的致命傷，在于其文明形態(tài)的深層困境。真正致命的，是制度無法適應劇烈變局，是文化缺乏自我革新能力，是精英集團被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牢牢框住思維，無法更新，無法適應巨大的外來沖擊和危機。

文/本報記者 韓世容

版面編輯/張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