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歆益｜《黑海》與克里米亞的三重空間

Black Sea, by Neal Ascherson, Hill and Wang, 320pp., USD 22.00, September 1996

十幾年前，在劍橋冬日的一間酒館里，朋友隔著一大品脫印度淡色艾爾（India Pale Ale）對我說，東亞早期歷史需要一本跳出編年史框架，帶有個人情感的書。你應該寫這樣一本書。

我腦海中一下子浮現出尼爾·阿徹森（Neal Ascherson）的《黑海》。對學界而言，尼爾·阿徹森是個風清揚式的存在：獨立于學術紛爭之外，偶見于《紐約書評》《倫敦書評》的文字，既鋒利又渾厚，將歷史、考古融入時政評論，鞭撻未經深思的“民族”“國家”等身份想象與認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阿徹森就讀于劍橋大學國王學院，被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n）稱為“我所見過最聰明的學生”。畢業后從事新聞工作，先后在《衛報》《觀察家》《獨立報》任職。著有《國王公司》《波蘭八月》《巨石之音》等書，后無來者。

而1995年的《黑海》，是一部前無古人的作品。

歷史的閃光燈

歷史上的有些事件，會像一支巨大的閃光燈，將全人類的記憶集體定格在某個瞬間。例如，幾乎所有人都會記得“9·11”事件發生的那個時刻：自己身在何方，與誰在一起，正在做什么，這種記憶往往異常清晰。但絕大多數人不會記得此前或此后那一天的日常細節，也不會記得一年前或一年后9月11日的生活片段。因為那支巨型閃光燈，只在極沉重的歷史時刻被點亮。

阿徹森在《黑海》中描述了這樣一個“歷史閃光燈”時刻。1991年夏天，作者來到克里米亞參加“拜占庭學大會”。與會者住在雅爾塔，每日乘大巴在克里米亞半島的古跡間穿梭。8月18日晚間，自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希臘古港，蘇聯時代黑海艦隊的基地）返回雅爾塔的盤山公路上，車上的大多數人都睡著了，只剩作者一人望著窗外。一側是看不清的黑海，另一側是月光下的白色山崖。盤山路懸在著名的度假勝地福羅斯（Foros）上方。汽車通過往福羅斯的岔口時，作者隱約看見一輛停著的救護車，藍色警燈在黑海夜空中一明一滅。前燈大開，像是在處理交通事故，但又不見事故車輛。幾名男子在岔路口附近站立，似乎在等待什么。當時他只是微微一怔。數日之后，阿徹森才意識到，那一簇藍光其實是政變者在福羅斯軟禁戈爾巴喬夫行動的一部分。一個時代終結前的火花。

翌日，氣氛驟變，酒店的電視被關掉，汽車上的廣播也失聲了，導游照本宣科地說：蘇聯進入緊急狀態。雅爾塔街頭則是裝作若無其事的度假人潮，空氣中彌漫著謹慎和凝重的氣氛。會議旅行繼續，前往位于巴赫奇薩賴（Bakhchysarai，克里米亞舊都）的韃靼汗宮和曼古普（Mangup）山城。后者乃四戰之地。拜占庭舊稱Dory或Theodoro，歷史上幾易其手，見證了黑海的歷史變遷。在山谷里遇見一群露營的年輕人，正在拉起天線，希望收到山下的信息。爬到曼谷普山頂，遇到一支來自烏拉爾大學的考古隊——學生們用軍用大鍋煮茶，說什么消息都收不到，收音機里只是反復播放《天鵝湖》和輕音樂。他們感受到局勢的變化，卻不知詳情。置身云端，與世隔絕。

此后作者離開克里米亞回到莫斯科時，見證了之后一系列改變歷史的瞬間。他的描寫把我的記憶拉回九十年代初，位于北京內務部街的中學校園內：舊式的藍色窗簾和白熾燈，褐黃色的課桌，以及坐在我前后左右的同學——這些校園記憶與電視上看到的克里姆林宮的畫面交織在一起。阿徹森筆下那支碩大的歷史閃光燈，在我的記憶里，更像是黑海之上那盞幽暗的藍光，忽明忽滅。

克里米亞的心智、肉體與靈魂三重空間

理解黑海，要了解克里米亞歷史結構中的三重空間：心智之帶，肉體之帶，靈魂之帶。

心智之域是黑海沿岸的一圈城鎮與港口。三千年來，這些港口是通往更廣闊的地中海世界的窗口，也是外部世界與克里米亞平原和東歐草原連接的樞紐。人們在這里建立圖書館，用幾何學規劃城市，制定商業規則，建立不同宗教的廟宇、監獄與學校。這些城市自公元前八世紀以來經歷了古希臘的殖民時代，羅馬/拜占庭帝國，中世紀威尼斯和熱亞那的影響，奧斯曼帝國，以及十八世紀以來的俄羅斯帝國。其間亦屢遭戰火摧毀。心智之帶依賴內陸提供的物資，將糧食、皮毛、蠟、蜂蜜、奴隸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輸出到地中海地區，同時依賴遠方帝國提供政治與軍事保護，并非獨立自足的“孤島”，而是鑲嵌在草原與帝國網絡中的節點。

肉體之帶是海岸山脈以北的內陸高原與草場。這里是克里米亞大平原，北臨東歐草原，是游牧/農耕的世界。從斯基泰人到薩爾馬特，匈人，日耳曼哥特，可薩人，欽察/庫曼/波洛夫奇（Kipchak, Cuman, Polovtsy），金帳汗國，克里米亞韃靼汗國等。來自歐亞草原的風，帶著牛、馬、羊群和人口抵達這里，你方唱罷我登場。草原首領在有防御性功能的城鎮里過著“希臘/意大利式”的城市生活，出城則改換裝束，成為馬背之王。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跨文化雙重生活。當草原政治穩定時，糧食、皮毛、奴隸可以輸送到海港區域，心智/肉體之帶合為一體，創造財富。草原動蕩時，紐帶脆斷，城鎮被毀，貿易停頓，草原帝國與希臘化世界間形成毀滅性的對立。

靈魂之帶是位于海岸城鎮與平原草場間的高山地帶。這里是山谷隱士與少數派的世界。他們通常是被排斥、被擊敗的宗教傳統或前朝政治群體。位于恰爾特山（Chatyr-Dag）腳下的狄奧多羅/曼古普公國（Theodoro-Mangup，前文提到的曼古普）是克里米亞哥特人最后的領土。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作為東羅馬最后一個殘存勢力又存在了兩個多世紀，直到十五世紀末被奧斯曼帝國征服。持突厥語的猶太教派卡拉伊姆（Karaim）長期居住在陡峭的山頂，修筑堡壘，遠離權力中心。二十世紀末，這里是俄羅斯嬉皮群體的聚集地。居于靈魂之帶的人群通常放棄了財富與征服的愿景，遠離帝國與征服者，在高處與信仰相處。靈魂之帶像是心智與肉體之帶間的第三空位，收容那些不愿參與平原政治與海岸貿易的人群，是不合時宜的所在。

在阿徹森筆下，黑海的歷史是由克里米亞的三重空間構造的。肉體之帶背靠更廣闊的歐亞草原，在世界史的驚濤中沉浮。心智之帶是地中海世界的窗口，永遠在重建中迎來下一次毀滅。靈魂之帶像是一個高處避難所，周期性地接納被驅逐或自愿離開平原與海岸的群體。歷史上，希臘、羅馬、可薩、蒙古、奧斯曼、沙皇俄國，乃至納粹德國都曾試圖把這塊多層結構的土地占為永屬一方的領土。諷刺的是，克里米亞沒有真正意義的“原住民”，所有人都是來到這里，又離開的“暫時居民”。唯一延續的，是心智、肉體與靈魂三重空間結構。

法國作家托克維爾在寫給友人的書信中曾經說：“在書寫《論美國的民主》時，我沒有一刻不在思考法國當下的情形。”比較視野經常會生發出意料之外的力量。如今重讀《黑海》，我有類似的感受。當讀到克里米亞的心智、身體、精神三重空間時，腦海中浮現的是古代中國的山川地貌。

考古學的“世仇”

英國考古學家莫蒂默·惠勒（Sir Mortimer Wheeler）曾說，考古學不是一個專業，而是一場“世仇”（Vendetta）。他的同代人無不嘲笑此語，但惠勒是認真的：他認為，考古學的使命在于，為歷史上被排斥、驅逐和遺忘的人群，追尋和恢復本來的位置。

現代意義上的俄羅斯考古學誕生于奧利維亞（Olbia），一座希羅多德筆下面向斯基泰世界的希臘名城。十八世紀末，工程師將領蘇赫捷列夫（Suchtelev）在仍屬奧斯曼帝國的第聶伯/布格河口（Dnieper-Bug estuary）展開了最早的考古調查。十九世紀中葉，黑海北岸已并入俄羅斯帝國，“新俄羅斯”總督沃龍佐夫（Mikhail Vorontsov）成立了“敖德薩歷史與古物學會”，接管了對奧利維亞的發掘工作。此后，烏瓦伯爵夫婦（Uvarov）在此持續展開研究，并在莫斯科創立了“帝國俄羅斯考古學會”，與位于圣彼得堡的“帝國考古學會”分庭抗禮，直至1917年的革命。

二十世紀初，鮑里斯·法爾馬科夫斯基（Boris Farmakovsky）在奧利維亞展開系統發掘，以考古材料闡釋希臘/色雷斯/斯基泰的共生結構，被認為是俄國現代考古學的起點之一。法爾馬科夫斯基于1928年去世。不久后，他的學生與同事們相繼遭到了政治清洗。參與攻擊的，不乏信奉“馬爾主義”的年輕學人——這一理論由尼古拉·馬爾（Nikolai Marr）提出，強調語言的階級屬性和本土起源論。二十年后，隨著斯大林的態度轉變，“馬爾派”又被打倒。在這一連串的政治風暴中，考古學真的成了一種“世仇”。

在奧利維亞（Olbia）發掘工作顯示了希臘城邦與草原世界的共生關系。公元前五世紀，希羅多德曾到此地，在《歷史》中詳細地描述了奧利維亞以及周邊斯基泰社群的日常生活。對于希羅多德探訪黑海北岸的目的，以及其記載的真偽，歷來有分歧。阿徹森引用考古學家庫德連科（Anatolii Kudrenko）的觀點，認為希羅多德來到奧利維亞，并非出于個人游歷或學術好奇，而是受伯里克利（Pericles，雅典黃金時代的政治家）政治集團之委派，在希波戰爭之后，前往黑海殖民地考察、游說。目的是通過寫作與演說，激起雅典公眾對色雷斯、斯基泰沿岸各殖民地的關注，以應對來自草原的軍事壓力，并保障希臘城邦的糧食供應。在這一語境下，希羅多德獲得雅典支付的“十塔蘭同”巨額報酬，應理解為帝國擴張與戰略宣傳經費，而非一部有趣圖書的稿費。庫德連科說：“過去我們把希羅多德當作一位歷史學家，懷疑他；如今那我們應該把他視為一位政治家，相信他。”

奧利維亞

在奧爾比亞西側，現代城市敖德薩是十八世紀俄帝擴張的產物。土俄戰爭中，西班牙裔軍官德·里巴斯（José de Ribas）為俄帝國奪取土耳其要塞哈吉港（Hadji Bey）。1792年葉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此不凍港建設城市。原計劃是因循希臘舊港的名字將新城叫作“Odessos”。在一次宮廷舞會上，女王忽然決定：這座由女性創建的城市，應當擁有一個陰性名稱，于是定名“Odessa”（敖德薩）。

在之后的兩個世紀里，與古代的奧爾比亞一樣，敖德薩承接了黑海北岸谷倉與前沿港口的功能，只是不再作為希臘城邦北向斯基泰的前沿，而是圣彼得堡與莫斯科南下地中海的樞紐港口。在2022年以來的俄烏沖突中，敖德薩因為黑海運糧要道的地位，再次成為爭奪的焦點。202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敖德薩老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和《瀕危世界遺產名錄》，冀望各方在另一場“世仇”中能夠對這座古城加以保護。

兩個世界，兩種面孔

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ois Hartog）曾將希羅多德稱為最早的“相對主義者”。他認為《歷史》幾乎是以“他者”，而非希臘人視角寫成的。波希戰爭（公元前499至公元前449）期間，希臘世界面臨著一個全新的身份問題：我們和敵人之間有什么差別，值得為之赴死？希羅多德同代人的答案是一種帝國式的“想象共同體”。在這一框架內，斯基泰人與其他非希臘人被想象成為游牧的蠻族，以襯托植根于城邦，愛護家園的雅典人。然而，希羅多德并不愿將非希臘族群統稱“野蠻人”，而是以審慎和欣賞的眼光描述斯基泰人。他那句廣為流傳的名言：“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風俗最好，這似乎是人類的普遍態度。”——很難想象這是公元前五世紀寫下的句子。此后，考古學家對黑海北岸斯基泰陵墓的發掘，第涅河流域大型環壕/圍墻遺址（如Belsk），以阿爾泰山區的凍土墓葬（Pazyryk），在相當程度上證實了希羅多德描述的準確性。

在奧爾比亞，希羅多德描述了王子斯庫勒斯（Scyles）的故事。斯庫勒斯出身于草原上的斯基泰王室。在草原上，他是馬背王子、祭祀和部族的首領。王子在奧爾比亞擁有一處城市宮殿。在宮殿里，他講希臘語，娶希臘人為妻，披著希臘式的長袍。王子在城里是希臘人，出城則變成斯基泰人。然而他并不滿足于只是扮演希臘人，在節慶時參加狄俄倪索斯秘儀（Dionysian order），隨眾人酒神狂歡。在斯基泰同族眼中，這意味著越界——等同于公開放棄草原戰士的身份成為一名希臘人。當族人將城中所見傳揚至草原社群時，斯庫勒斯被褫奪王位。王子往西南方向逃遁，向居于多瑙河西岸的色雷斯人尋求庇護。色雷斯人很快背叛了他，將其作為人質押回草原。公元前五世紀，斯庫勒斯在河岸被兄弟處死。1930年代，考古學家在位于多瑙河入黑海的河口希斯特里亞城（Histria，今日羅馬尼亞境內）發現過一枚有印有斯庫勒斯（Skyleo）字樣金戒指。此物如何流轉至希斯特里亞城，已不可考，但從形制判斷，極有可能屬于斯庫勒斯本人——這是一個罕見的，可以明確指向具體歷史人物的考古發現，現藏于羅馬尼亞國家博物館。

斯庫勒斯之戒

斯庫勒斯渴望維持兩種身份，既是城市的希臘人，又是草原的斯基泰人。最終，他被兩個世界同時排斥。阿徹森感嘆：人們在跨越漫長的文化距離之后，往往才會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再是出發時的那個人，而原來的世界也變得不同了。歷史學家安東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描述過十五至十六世紀最早到達美洲的歐洲人的心理震蕩：在大西洋上經歷了幾個月的漂流和恐懼之后，海員會產生進入一個全新時空的想法。他們無法將在新世界的所見安放在舊的認知框架下，也無法從心理上再回到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狀態，從而產生了自己轉化為“新人”的意識。十三世紀，奉法國國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帝國的魯不魯乞（William of Rubruck），也在游記中記錄了類似的與舊世界割裂的感受。二十世紀登上過國際空間站的宇航員們則常談起一種獨特的心理狀態，被稱作“總體視角效應”（Overview Effect）。“阿波羅14號”宇航員埃德加·米切爾（Edgar Mitchell）在返回地球途中，從舷窗望著地球和星空時，突然產生一種強烈的“新世界”之感。他回憶說：“一種突然的意識爆發，一種深切的互聯感，一次啟示。”斯基泰王子斯庫勒斯，或許是最早體驗到“總體視角效應”的歷史人物之一。

奧爾比亞成為卡捷琳娜二世的敖德薩后，迎來了幾位十九世紀文學重要的詩人（普希金、米茨凱維、萊蒙托夫）。他們因為不同的原因被貶南方，其中著名者是亞歷山大·普希金。1820年代，年輕的普希金任職于俄國外交部，因諷刺詩歌觸怒彼得堡權貴。在朋友的幫助下才沒有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先由因佐夫（Ivan Inzov）看管，后下放克里米亞交給“新俄羅斯”總督沃龍佐夫（Mikhail Vorontsov）監管，在敖德薩的公寓里寫下《葉甫蓋尼·奧涅金》。對于普希金，敖德薩的海濱公寓，頗有蘇軾的黃州東坡之意：既是流放之地，又成就了其文學地位。很快，他與沃龍佐夫的妻子產生戀情，而把沃龍佐夫描述為虛偽、勢利的俄國權貴典型。沃龍佐夫無法忍耐，暗中致信圣彼得堡，終于將普希金開除外交部。這樣迫使他離開敖德薩、回鄉閉門兩年。臨別時，伯爵夫人送給他一枚刻有希伯來文的金戒指。普希金一生佩戴，直到1837年在決斗中死亡才被取下。普希金死后，戒指被保存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館中。1917年革命動蕩時，不翼而飛。一如斯庫勒斯金戒的命運。

另一位詩人，被視為普希金的后繼者的萊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幾乎是斯庫勒斯悲劇在十九世紀的變奏。萊蒙托夫出身于蘇格蘭雇傭軍家族在俄國的后裔，一支從蘇格蘭高地漂流到東歐戰場，又投效沙皇的軍人家族。成年后的萊蒙托夫以俄國帝國軍官的身份被派往高加索。卻將那里想象成自己兩個故鄉的集合：一片“高加索的蘇格蘭”。在《一個心愿》（A Wish）中，他把自己寫成“一只草原烏鴉飛回蘇格蘭”，回到“祖先田野開花、被遺忘塵土安睡”。“我生在這里，卻并不在靈魂上屬于這里。”這種在蘇格蘭與高加索之間往返的想象，使他和斯庫勒斯一樣，執著于做兩個人。阿徹森指出，這種二重身渴望恰與蘇格蘭文學傳統中關于“分裂自我”的題目契合，例如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的《一個得救罪人的懺悔》。1841年，萊蒙托夫也死于決斗。

尼爾·阿徹森

尼爾·阿徹森

作為記者的尼爾·阿徹森有時會現身公眾視野，例如參加1987年的“入夜之后”（After Dark，BBC版的“今夜不設防”）。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是2014年蘇格蘭公投前夜BBC的訪談節目，他與西蒙·沙瑪（Simon Schama）對談。歷史學家沙瑪是西方民族史最出色的書寫者之一，阿徹森則是現代“民族”觀念的重要解構者。那次訪談中，沙瑪站在反對蘇格蘭民族獨立的一邊，而阿徹森則出人意料地支持蘇格蘭獨立公投。那一刻，我們仿佛看到了兩位易裝的斯基泰人，在鏡頭前扮演對方，酒神狂歡。

1986年，英國考古學家彼得·阿克（Peter Ucko）組織“國際史前與前歷史科學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ciences）的第十一屆年會，意外卷入當代政治風波。作為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一部分，英國大學聯合簽署了“學術抵制南非”的聲明。阿克因邀請了南非代表團而遭到猛烈抨擊。阿克決定取消原定的大會，轉而成立一個新組織，即“世界考古學大會”（World Archaeology Congress）。在阿克深陷爭議之時，阿徹森在《衛報》撰文，為他主張的“去政治化”立場辯護。此后在九十年代，阿徹森成為期刊《公眾考古》（Public Archaeology）的主編。

在另一次訪談中，阿徹森談起他與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一段往事。阿徹森在劍橋的國王學院讀書時，霍布斯鮑姆仍是學院院士。霍布斯鮑姆是二十世紀最杰出的歷史學家之一，以“漫長的十九世紀”與“短暫的二十世紀”四部曲聞名，也因公開的社會主義立場屢受政治壓力，成為年輕學生心中獨立精神的象征。一次學院的晚宴中，霍布斯鮑姆斥責阿徹森不該佩戴象征國家主義的勛章。年輕的阿徹森難以自持，走到雨中的方庭痛哭。很多年后，一位美國友人偶然提起此事，說自己在1950年代曾親眼看到霍布斯鮑姆粗暴地要一個年輕學生摘下那枚勛章。阿徹森喃喃地說：那個年輕人就是我。這位美國友人五十年代同樣在劍橋讀書，他的名字叫丹尼爾·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1971年因為披露“五角大樓文件”而改變越戰走向的“吹哨人”。斯皮爾伯格執導的電影《華盛頓郵報》（The Post），便以此故事為原型。我是在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對阿徹森的訪談中聽到這個故事的。我覺得這是麥克法蘭所有訪談中最動人的片段之一：三位見證歷史的人物，在1950年代的一個雨夜偶然交錯，以各自的視角凝視那座雨中方庭；幾十年后，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影響和記錄了二十世紀的歷史。

《黑海》的結尾，阿徹森他引用博爾赫斯那篇著名的短文《論科學的嚴謹性》：一個帝國把制圖學推向極致，繪制出一幅與疆域等大的1:1地圖。可后代發現這種地圖毫無用處，將其棄之荒野，任憑風吹日曬，最后只剩下一地殘片，在沙漠里給野獸棲身。

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劉歆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