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2月,瓦德富爾站在臺上,這位來自柏林的高級外交策略家,臉上沒有一絲熱帶度假的松弛感,這已經是他在任內8個月里第4次飛抵印太地區了。這種幾乎違背外交常規的飛行密度,本身就在反應著一個信號:柏林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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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幾年前,德國人來這里大概率是談大眾汽車的銷量或者西門子的訂單,大家喝著香檳,說著“合作共贏”的漂亮話,但今天,瓦德富爾直接把那種溫情脈脈的面紗撕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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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聽著耳熟?不,這其中的意味已經變了。在默克爾時代,這可能是一句安撫華盛頓的場面話,但在如今默茨政府的治下,這成了某種帶有血腥味的效忠誓詞。
在柏林的政治精英眼里,那個關于“貿易改變中國”的老舊夢想已經徹底碎了,瓦德富爾在現場說得非常露骨,他直言把中國視為伙伴是幼稚的。這話說得太重,重到讓人懷疑他是不是忘了外交辭令該怎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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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正是問題的核心,在2026年的德國決策層看來,中德之間的分歧不再是關稅或者市場準入這種“技術性bug”,而是底層的“操作系統不兼容”。不管上海的寫字樓多氣派,深圳的無人機飛得多高,只要那些關于人權、自由的“出廠設置”對不上,中國在德國眼里就是個系統錯誤的異類。
這種認知上的“硬著陸”,直接切斷了任何回旋的余地,德國人現在是用一種看“外星生物”的眼神在審視這個曾經的最大貿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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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的內心其實充滿了恐懼,而且是雙向的,他們擔心中國改寫規則,把歐洲變成某種附庸,但他們同樣害怕美國。那個大洋彼岸的超級大國正在變得越來越不可預測,孤立主義的影子從未真正散去。
如果不無條件跟從美國,德國還能靠誰?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瓦德富爾要像個推銷員一樣,瘋了似的在印太地區跑這第4趟,毫無懸念這就是在找備胎。
既然巨人都靠不住,那就只能拉著體量相當的兄弟抱團取暖,德國試圖把新加坡、澳大利亞這些所謂的“中間派”像樂高積木一樣拼起來,試圖用人數優勢來維持那個搖搖欲墜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聽起來有點悲壯,就像是一群綿羊在商量如何用陣型來抵御狼群和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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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焦慮感在會場蔓延,德國很清楚,單靠自己在2026年的地緣棋盤上可能連個卒子都算不上,所以他們迫切地需要把這種跨區域的政治同盟做實,以此作為跟中美叫板,或者說,作為在中美夾縫中茍活的籌碼。
這種地緣政治的波動,最終還是拍打到了實驗室的防塵玻璃上。在南洋理工大學,瓦德富爾站在舍弗勒集團的研發中心里,這里沒有外交辭令,只有精密機械運轉的聲音,他和新加坡方面已經敲定,要將2026年和2027年設定為“德新共同創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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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德富爾在參觀時流露出的野心顯而易見,他不甘心未來的世界標準只有“硅谷版”和“深圳版”,如果全世界的代碼和螺絲釘都必須在這兩個標準里二選一,那歐洲就真的成了科技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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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去風險化”,在實驗室里有著更直白的翻譯——別讓任何一個巨人卡住我們的脖子。德國人想搞出一套“德新標準”,或者說是“歐洲+印太標準”。這是一種絕望而又頑強的掙扎,試圖在AI和高端制造的洪流中,為歐洲保留最后一點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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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真的行得通嗎?看著研發中心里那些年輕的亞洲面孔,很難不產生懷疑。在這個算力即權力的年代,德國試圖用傳統的工業底蘊加上新加坡的靈活性來對抗中美的舉國體制,怎么看都像是在騎著自行車追趕高鐵。
看著瓦德富爾在新加坡的一言一行,總有一種深深的荒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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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正在拼命砌墻,他們用價值觀做磚,用安全焦慮做水泥,試圖在2026年的世界里圍出一塊“純凈之地”。他們在這個圍墻里高喊著“人權”、“法治”,并以此作為劃分敵友的唯一標尺。
但這道墻,究竟防住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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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早已習慣了這種排斥,正在自己的軌道上加速狂奔,美國則冷眼旁觀,看著這個昔日的小弟為了表忠心而自我閹割。只有德國,或者說舊歐洲,把自己困在了墻里。
當瓦德富爾在萊佛士酒店斷言“不能視中國為伙伴”時,他似乎忘了一件事:在這個高度互聯的星球上,主動切斷連接,往往不是對別人的懲罰,而是對自己的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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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幾年后我們再回看這一刻,會發現這不僅是外交路線的轉向,更是一個古老大陸在面對新世界時,因為無法理解、無法掌控,而最終選擇的自我封閉。
那時候,墻內的回聲再響亮,墻外的人,還聽得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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