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格局正走向“多中心緩沖期”

歐洲國家“向東看”說明了什么

朱 帥

當英國首相斯塔默日前成為8年來首位訪華的英國在任首相，國際媒體開始熱議自去年底開始延續到現在的一個備受世界關注的外交動向。繼法國總統馬克龍于去年年底訪華之后，加拿大、愛爾蘭、芬蘭、英國等西方國家領導人相繼來訪。與此同時，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等多邊場合，多位歐洲國家領導人和高級官員公開表達了希望加強對華溝通、深化合作的意愿。

如果將這些動向放在更長的時間軸上觀察，不難發現，這并非偶發事件，而是部分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在全球不確定性持續上升背景下，對自身外交和經濟布局作出的現實調整。“向東看”，正在成為一種審慎而務實的政策取向，其背后折射的，是國際體系正在發生的深層變化。

從歐洲自身情況看，對華接觸的升溫，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多重現實壓力的疊加。近年來，歐洲經濟復蘇乏力的問題日益凸顯。能源成本長期處于高位，產業鏈外遷趨勢加快，制造業競爭力持續承壓。同時，人口老齡化、財政空間收緊等結構性問題，使歐洲各國在推動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方面面臨更大約束。在這種背景下，歐洲對外部市場和穩定合作伙伴的依賴必然上升。

與此同時，跨大西洋關系也在發生微妙變化。美歐在產業補貼、貿易規則、監管標準等問題上的分歧逐步顯現，歐洲企業在全球競爭中面臨“內外夾擊”。一方面，需要應對來自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另一方面，又受到來自傳統盟友政策調整帶來的沖擊。這種復雜局面，使歐洲越來越難以通過單一方向的對外依附來化解風險。

正是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歐洲開始更加重視與中國保持溝通和合作。中國不僅是重要的貿易伙伴，更是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不可忽視的關鍵節點。對歐洲而言，主動訪華、深化對話，并非價值立場的變化，而是對自身發展路徑的一次務實校準。

從近期各國訪華議程和表態看，中國對歐洲的吸引力，并不體現在短期政策刺激上，而更多源于結構性優勢。

第一，是超大規模市場所帶來的長期確定性。在全球需求整體偏弱、市場碎片化趨勢加劇的背景下，中國仍然是少數能夠提供持續增長預期的主要經濟體。對歐洲企業而言，中國市場不僅意味著銷量，更意味著規模效應和長期布局的可能性。無論是高端制造、綠色技術，還是醫藥健康、現代服務業，中國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都具有難以替代的價值。

第二，是高度完整且具備韌性的產業體系。中國工業體系覆蓋面廣、配套能力強，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從研發到規模化生產的轉化。這種體系性優勢，使中歐合作不再局限于簡單的商品貿易，而可以向聯合研發、技術應用、產業協同等更高層次延伸。對正處于產業轉型期的歐洲而言，這種合作模式具有現實吸引力。

第三，是政策連續性與合作環境的可預期性。在全球政策頻繁調整、規則不穩定的背景下，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連續性本身，正在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對歐洲企業來說，能夠在一個政策預期相對穩定的環境中規劃長期投資，是極具吸引力的因素。

正因如此，歐洲“向東看”并非源于對抗情緒的變化，而更多是一種理性判斷：在高度不確定的世界中，與中國保持合作，有助于降低系統性風險。

需要看到的是，這種調整并不局限于個別歐洲國家。從英國、加拿大到部分亞太發達經濟體，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新評估對華關系的定位。這并不意味著其放棄原有聯盟體系，而是在現有框架內，尋求更具彈性的外交與經濟空間。

這一趨勢的共同特征，是“分領域處理”和“風險分散”。在安全和政治議題上，相關國家仍保持原有立場；但在經貿、產業、氣候變化等領域，則更加注重務實合作。這種做法，本質上反映了各國在全球不確定性加劇背景下，對“單一選項風險”的警惕。

從國際體系演變的角度看，這種變化正在推動世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個更加多中心、更具緩沖空間的時期。在這一階段，國家間關系不再簡單沿著陣營對立展開，而是呈現出多層次、多方向互動的特征。

因此，“多中心緩沖期”正成為全球格局的一種過渡形態。所謂“多中心緩沖期”，并不是某種正式制度安排，而是一種正在形成的現實狀態。在這一狀態下，各主要經濟體和區域力量通過多邊互動、交叉合作，為自身發展爭取回旋空間，從而降低被單一風險源沖擊的概率。

歐洲對華政策的調整，正是這種格局變化的具體體現。通過保持與中國的溝通渠道，歐洲在全球經濟和產業體系中的選擇空間得以擴大，也為自身在復雜國際環境中留出更多余地。這種趨勢并不會在短期內徹底改變既有國際秩序，但卻會逐步改變各國的行為方式，使國際關系更加注重靈活性和務實性。

在這種背景下，一些歐洲國家的務實調整，也對中國工業體系產生了現實性影響。一方面，對外合作環境的相對改善，有助于穩定中國制造業的外部需求預期。歐洲在新能源裝備、高端制造、醫藥和環保技術等領域，與中國形成高度互補。合作空間的延續，有助于中國工業體系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穩定運行。

另一方面，這種互動也推動中國工業向更高附加值方向邁進。隨著歐洲企業更加重視在華研發、本地化生產和技術協同，中國制造業在質量、標準和創新能力方面面臨更高要求。這種“倒逼效應”，有助于中國工業體系加快升級步伐。

當然，需要保持清醒認識的是，外部環境的改善并不意味著約束消失。規則要求、競爭壓力仍將長期存在。但在一個更加多元、具備緩沖空間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工業體系有條件通過自身調整，將壓力轉化為動力。

身處正在變化的世界之中，該如何應對？對中國而言，面對歐洲國家“向東看”的趨勢，既不宜過度解讀，也無需將其視為某種“勝負變化”。關鍵在于保持政策連續性和開放姿態，通過穩定預期、深化合作，不斷增強自身的長期吸引力。

國際格局的演變往往是漸進的。當前出現的變化，更像是全球體系在不確定性上升背景下的一次自我調適。一個更加多中心、更具緩沖空間的世界正在形成，這既帶來挑戰，也為理性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如何在這一過程中把握主動、穩住節奏，將考驗各方的戰略定力與智慧。（作者是國際問題研究學者）

美國視歐洲為隨時可拋棄的“仆人”

【西】 喬爾豪·阿古德羅（Jorge I. Aguadero）

古希臘經典中蘊藏著流傳千古的人生哲理，如同拍打著比雷埃夫斯港戰船的海浪，潮起潮落，亙古未變。古希臘劇作家歐里庇得斯曾寫下《獨目巨人》，劇中波呂斐摩斯嘲笑著希臘英雄們，揚言要將他們吞噬殆盡，全然無視諸神的律法。在我看來，這與美國踐踏國際法，掠奪委內瑞拉石油資源，如今又將目光投向歐洲領土（即格陵蘭島）的野蠻行徑如出一轍。

許多歐洲人心中存在的疑問并非美國是否會占有格陵蘭島，而是其將如何得手。有人警告我們，美國此番行事必會“軟硬兼施”，言下之意便是：我們要么浴血抵抗，付出慘痛代價；要么屈辱地簽署領土開采協議，為了利益出賣尊嚴。這個自詡為歐洲盟友的超級大國，其行為實在令人心寒。

格陵蘭島氣候極端惡劣，不適宜人類生存，因此人口不足6萬，且多為因紐特人后裔，聚居在少冰的地帶。1953年，丹麥經過3個世紀的持續管轄，最終將格陵蘭島正式納入版圖。格陵蘭島據稱可能坐擁全球儲量四分之一的稀土資源，其地理位置更是扼守北極航道的戰略要沖。疊加全球變暖帶來的冰川消融效應，控制這些礦藏將極大緩解美國對中國的稀土依賴。而掌控新興航道則可強化美國在北極的軍事存在——美方認為圖勒軍事基地已不足以對抗“中俄在北極的布局”。值得注意的是，如今雖丹麥系歐盟成員國，格陵蘭卻僅保持聯系地位（1985年因漁業糾紛退出當時的歐共體）。

若美國真的悍然入侵格陵蘭島，北約是否會就此瓦解？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美國是北約的締造者與核心經濟支柱，它完全有權單方面終止這一聯盟。從法理上講，北約本應挺身而出，捍衛丹麥的領土完整。但北約從未成為一個奉行平等民主價值觀的組織，如今也不會例外——聯盟內部的每一個成員都心知肚明，誰才是真正的掌權者。

歐盟方面同樣沒有發表任何強硬聲明。回顧事件發展，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1月中旬宣稱，歐盟拒絕啟用《里斯本條約》第42.7條集體防御條款，但隨后卻表示格陵蘭民眾可獲得布魯塞爾在政治、經濟和金融層面的支持。敏銳的觀察人士已注意到，她始終未提及“軍事支持”這4個字。

這番表態恰恰暴露了歐盟在當前地緣政治格局中的窘境——面對與超級大國的正面交鋒，歐盟只能避其鋒芒。作為一名南歐人，這種姿態雖令我深感不安，卻無從苛責——我們根本缺乏支撐強硬立場的實質籌碼。加之歐盟與俄羅斯的關系持續緊張，這讓我愈發堅信：近年來，我們正是在美國的蓄意唆使下陷入與俄羅斯的對抗，而其目的就是讓兩大陣營相互消耗、兩敗俱傷。

此外，所謂的“政治援助”究竟意味著什么？很多歐洲民眾早已聽膩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譴責聲明，再也不會當真。我們這一代人親眼目睹了20世紀末巴爾干地區的版圖分崩離析，這段經歷讓我對歐盟的能力始終抱有懷疑。盡管歐盟防務委員安德里烏斯·庫比柳斯不久前在瑞典強調，歐盟需增強對美國的軍事自主性，但要替代部署在歐洲的10萬美軍，所需的后勤投入對歐盟而言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近期德國的例子便是實證：根據今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德國《兵役制度現代化法》，今后德國招兵仍以志愿兵為主，而一旦國防安全遭受威脅，或自愿報名參軍人數未達目標，政府可向聯邦議院申請實施“需求征兵制”，以彌補兵源不足。這遭到國內青年的強烈反對，街頭抗議聲此起彼伏，民眾高呼“絕不”。

事實上，德國的態度堪稱歐盟軍事立場的“風向標”。作為歐洲經濟“火車頭”，德國在歐洲獨立防務領域卻毫無建樹，這也讓它每次試圖發表強硬言論時，都難免面露窘色。

至于經濟與金融援助，目睹德國今冬的能源困境后，我難以想象歐盟能為格陵蘭島凝聚起實質性的團結力量。今年1月初，柏林在零度以下氣溫中持續5天的停電，已然表明歐洲應對逆境的能力遠比預期更脆弱。這樣的歐盟未來真能阻擋美國在格陵蘭島的腳步嗎？不少歐洲民眾深表懷疑，正如美國宣稱歐洲在格陵蘭的軍事部署“毫無影響”時所持的篤定態度。

格陵蘭島對于歐盟而言，如果后者要想獲取這里的自然資源，就必須完成一項艱巨任務：鉆透數百米厚的永久凍土層，將大批工人派往這片年平均氣溫低至零下19.3攝氏度的土地；在這個面積4倍于法國、卻僅有150公里公路的地方，修建并維護運輸線路。

正因如此，盡管格陵蘭島的礦產資源儲量可觀，其經濟效益卻更偏向長遠，而非短期見效——這與美國在該問題上的急切心態形成鮮明反差。然而北極航道的商業價值卻在加速顯現：2025年10月13日晚，中歐北極集裝箱快航航線首艘貨船抵達英國費利克斯托港，航程僅用20天時間。這條全新的商業航道穿越白令海峽取道北極東北航道連接中國與歐洲，航程比傳統的蘇伊士運河航線和好望角航線分別縮短22天和32天，極大節省了燃油成本與運輸時間。但這顯然不符合美國心意——他們甚至不惜犧牲北約，也要把北極航道的控制權握在自己手里。

許多歐洲人都在反思：我們當初選擇信任這樣一個盟友，是否明智？它將我們視作一群隨時可以拋棄的“仆人”。在我看來，歐盟應當借南方共同市場自貿協定的“東風”彰顯自身立場——經過25年的漫長談判，1月17日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簡稱“南共市”）終于在巴拉圭正式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為建立全球最大自貿區之一邁出關鍵一步。

必須承認，歐洲的軍事實力已經落伍，更像是上一個世紀的產物。軍事上，歐洲無力與美國抗衡；外交上，我們自詡的“道德優越感”，就好比大夏天開暖氣，毫無用處。眼下，我們僅剩的博弈籌碼，便是發揮歐盟作為龐大市場的優勢。

?中國一位外交官曾對我說過一句話：“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但也掌握著切實的解決方案。”將這一思路用于歐盟當下的處境，我的建議是：加強與中國的紐帶——這是一個始終以實際行動展現愿與全人類共享未來世界的伙伴。（作者是西班牙作家，本文由劉梅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