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親疏：全球博弈中的美歐關系

本報駐比利時特派記者 牛瑞飛 本報記者 丁雅梔

編者的話：“面對跨大西洋關系的轉變，在座的人中，沒有人比我更加遺憾，但對于美歐關系美好過往的懷念與追憶并不能改變現實。”2月2日，德國總理默茨在德意志交易所集團總部發表講話時這樣說道。他強調，美國對歐洲“愈發敵對”，再也容不得歐洲“感情用事”，歐洲“必須更加獨立自主”。本系列上期文章講述了美歐關系二戰后80多年以來的起起伏伏，如何反復破裂又重新修復。本期文章將進一步剖析，在這對關系反復調整的背后，離不開美歐雙方軍事、經濟、科技等領域實力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變化，以及國際地緣政治格局整體變化的影響。當前，移民問題、極右翼力量崛起等外部變量也在從不同方向影響著跨大西洋傳統聯盟的協調模式。

冷戰結束，從“分享紅利”到“管控分歧”

“人們常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的成立是為了應對蘇聯帶來的威脅。這只是部分事實。”北約官網上這樣寫道，“聯盟的成立是為了實現三個目標：威懾蘇聯的擴張，通過北美在歐洲的強大存在禁止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復興，鼓勵歐洲政治一體化。”一些美歐媒體也把這三重目標概括為“趕走俄國人，請來美國人，壓住德國人”。由此可以看出，美歐在“馬歇爾計劃”、北約框架下的捆綁，既出于雙方同根同源的身份與價值認同，也出于對當時國際競爭、美歐實力對比的多重考量和現實選擇。

二戰結束時，美歐實力差距懸殊。根據估算數據，1945年前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全球GDP的30%甚至更高，美國是當時唯一公認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其工業產能、金融實力、科技水平均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相比之下，被戰爭削弱的傳統西歐大國實力與影響力一落千丈，尤其英國和法國急于維護自身利益和大國地位。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1948年提出“三環外交”，即英聯邦、英語世界（即英美特殊關系）、聯合起來的歐洲是三個相互關聯的圈子，而英國在其中處于最關鍵位置。在國際上，美國大肆渲染“蘇聯威脅論”，英、法、荷、比、盧五國1948年3月簽署《布魯塞爾條約》，希望加強西歐安全合作以防止德國軍事威脅卷土重來，并應對蘇聯的潛在威脅。這一條約的局限性，加之歐洲國家在安全和經濟上對美國的高度依賴，給美國策劃以自身為主導的軍事聯盟體系提供了機遇。

上世紀50至70年代，歐洲經濟快速恢復，一體化進程啟動，美歐之間的經濟實力差距縮小。不過，美歐軍事領域的差距并未同步縮小。冷戰格局下，美國在核威懾、全球部署和指揮體系上始終占據主導，歐洲安全高度依附北約框架。這種“經濟接近、軍事依賴”的不平衡結構使跨大西洋關系暗含變數。

冷戰結束后，美歐實力對比再次發生變化。1993年成立的歐洲單一市場和1999年統一貨幣歐元的問世使歐盟實現了更高程度的經濟整合，在國際貿易和規則制定領域的話語權上升。與此同時，美國在軍事和高科技領域的領先優勢進一步擴大。歐洲學者分析說，在這一時期，歐洲的危機感下降影響到美歐關系的變化，1991年蘇聯解體后，歐洲對美國安全保護的緊迫需求明顯減弱。

北京外國語大學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冷戰結束后的幾年，美歐雙方均將自身視為冷戰的‘勝利者’，彼時的美歐關系進入了一個分享勝利紅利、擴大勢力范圍的階段，雙方共同鞏固以美歐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一時期，‘歷史終結論’開始盛行，即認為以美歐為核心的西方秩序已穩固且將長久延續。但這種看似緊密的聯盟關系并沒有持久，雙方在利益訴求與發展方向上的分歧很快暴露出來。”

在2003年爆發的伊拉克戰爭相關問題上，美歐出現了二戰結束以來首次重大戰略分歧。歐洲認為美國過度使用武力進行軍事干預、“只破壞不建設”的做法，會直接損害歐洲在中東周邊地區的利益；與此同時，歐洲一體化進程推進以及歐元的問世，客觀上挑戰了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獨大地位，被美國視為重要威脅。這一時期，美歐雙方在共同價值觀、相處模式及利益聯結上仍有共識，能夠通過協商化解矛盾、管控分歧，但戰略與利益層面的裂痕已初步顯現。崔洪建對記者表示，從冷戰結束到2008年至2009年期間，美歐關系處于“有明確合作基礎與方向，但矛盾開始出現且可管控”的狀態。

2016年是重要轉折點

進入21世紀，美歐經濟關系呈現出高度互嵌的特征。貿易、投資和金融聯系空前緊密，使雙方“脫鉤”的成本極高。然而，在科技領域，差距進一步拉大——美國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高端芯片和平臺型企業方面形成系統性優勢，而歐洲更多通過監管和規則維護競爭力。歐洲媒體常將這種對比概括為“美國輸出技術，歐洲輸出規則”。

崔洪建表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末尾，美歐分別遭遇了沉重的債務與金融危機：美國2007年爆發次貸危機，隨后蔓延到全世界引起金融動蕩和經濟滑坡；歐洲隨后陷入歐元區債務危機。“歐洲將債務危機部分歸因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連鎖沖擊，美國則指責歐洲貨幣政策未追隨自身步伐，雙方相互推諉指責。從這一時期到2016年，美歐均將解決自身內部問題列為優先事項，彼此協調合作的意愿與力度大幅降低。與此同時，美歐也逐漸意識到，雙方緊密的利益聯結在帶來收益的同時，也會傳導風險、造成互相損害。”

“2016年是美歐關系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崔洪建分析說，英國“脫歐”公投與特朗普首次當選美國總統這兩件事對歐洲產生了巨大沖擊：“脫歐”陣營的勝出讓歐洲意識到自身內部的不穩定性，而特朗普政府在關稅、政治理念及安全領域的一系列政策，打破了美歐聯盟原有的平衡。拜登政府上臺后喊出“美國回來了”的口號，試圖塑造回歸建制派、重視盟友與歐洲的姿態，但其推出的《通脹削減法案》同樣帶有明顯排他性，以北美乃至西半球為核心圈層，對歐洲等地區的投資與企業實施歧視性政策。2022年俄烏沖突升級后，美歐關系再次向安全同盟方向回擺。歐洲防務開支明顯增多，對美軍事依賴也逐步加深。歐洲媒體普遍承認，短期內歐洲難以在軍事能力上實現真正的獨立。

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讓美歐之間的裂痕進一步擴大，也揭示了美歐關系中存在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經濟上，美歐產業結構在諸多領域高度重合，存在難以規避的競爭關系，這也是特朗普政府對歐加征關稅的重要誘因。比如，美歐同為汽車主要生產方，特朗普認為美國的歐盟進口汽車關稅較低，導致歐洲汽車“占了美國的便宜”，因此要通過征稅打造所謂“公平競爭環境”，雙方的產業競爭直接激化了貿易摩擦。

安全上，早在伊拉克戰爭時美歐雙方的戰略分歧就已顯現。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時，歐洲希望盟友美國主導危機解決、對俄施壓，但奧巴馬政府選擇讓歐洲自行應對，最終沖突未能徹底解決，也直接為2022年俄烏沖突升級埋下隱患。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要求歐洲增加軍費也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實際上從奧巴馬政府時期便已提出。在美國統治階層看來，歐洲在安全領域早已成為美國的負擔，只是奧巴馬、拜登政府的表達方式較為溫和。

在科技領域，美歐曾長期開展產業合作，使得雙方在科技領域形成高度互嵌的產業鏈。但近年來，美國對歐洲加征關稅、設置產業壁壘，促使歐洲從經濟安全的角度重新審視與美國的科技和產業合作。歐洲提出“技術主權”概念，過去十年間還多次以各類規則為名對進入其市場的美國互聯網及高科技企業處以罰款、實施限制。

移民問題、極右翼崛起、大國競爭，美歐關系的外部變量

有歐洲學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除了內部因素，當前跨大西洋關系所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多來自外部變量的施壓。移民問題、極右翼崛起、大國競爭等因素正從不同方向影響著傳統聯盟的穩定性。

在崔洪建看來，全球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在積累成果的同時也滋生了諸多矛盾，而歐美在應對這些矛盾的方式與路徑上分歧日益擴大。他以移民、難民問題為例解釋說，作為全球化與世界各地戰亂、發展不均衡的產物，人口流動日益頻繁且規模擴大，美歐均成為主要目的地，但雙方在應對這一問題上并未形成共同立場。在美國，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更為直接粗暴的移民管控方式；在歐洲，多國也在不斷收緊移民政策，但受自身“政治正確”的約束，無法像美國那樣激進，這種差異不僅讓美歐相互批評，也引發了歐洲內部的政治變化——極右翼政黨借助移民問題批評主流政策，進而不斷崛起，成為美歐關系對立的又一突出表現。

近年來，極右翼政黨在多個歐洲國家取得突破性進展，其影響已從輿論層面延伸至政策制定層面：更強調國家利益和成本核算；對長期對外軍事承諾持保留態度；對北約義務和對烏援助更為謹慎。歐洲的極右翼力量傾向于將對美關系視為可重新談判的政策選項，而非不可動搖的戰略前提，這可能會給美歐在軍費分攤、對外制裁和戰略承諾上的協調帶來挑戰。

在一些歐洲學者看來，移民問題改變歐盟國家國內政治生態，進而也會間接影響歐盟的對美關系，比如歐盟成員國政府在外交上會更強調“國內穩定優先”，歐盟在中東、非洲問題上對美國政策的配合會附加更多條件，歐盟內部在移民分擔問題上的分歧也削弱了歐盟整體的對美協調能力。

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去年6月刊文分析稱，歐洲當下興起的民粹主義力量已不僅僅是短期選舉周期內的波動，而是對全球化、精英政治和制度復雜性的一種結構性反彈，這種力量正在深刻重塑傳統歐洲對外政策的邏輯。

崔洪建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大國競爭也是影響美歐關系的重要外部因素。美歐雙方在看待中國、俄羅斯以及全球南方的立場上，在戰略優先順序及應對方式上存在明顯差異，這也會影響美歐雙方的合作基礎。▲

?本系列下期預告：
“歐洲國家在衰退”“它們 很軟弱”……從北約議題到俄 烏沖突，特朗普多次公開表達 的這些觀點，折射出美國對歐 洲態度與戰略定位的深刻轉 變，此番調整背后有著多重戰 略意圖。當前，美歐關系已步 入復雜多變的新階段。本系列 下期文章將為讀者講述，美歐 未來的互動將呈現何種態勢， 這段關系的走向又將如何波及 全球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