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后副部長張賢約在廣州征地建校被阻，許世友：走，我帶你轉轉去

一九三四年十月，嘉陵江畔晨霧翻涌，紅四方面軍剛剛脫離敵軍合圍，許世友和張賢約幾乎前后腳跳進河谷。機槍火舌劃破霧氣時，許世友腳下打滑，一瞬間被敵人夾在低洼處。張賢約硬生生帶著百余名交通員殺出缺口，把他拖了出來。臨別前，許世友一句“改天我再救你一次”扔在風里。誰也沒想到，這句話會在四十四年后兌現。

時間快進到一九七八年三月，白云機場跑道剛修整完畢，機身還未停穩，張賢約已拎著文件包站在艙門口。他此行的任務被軍委定性為“特急”：為遲遲無校可回的第一軍醫大學找到落腳地。飛機落地不到半小時，他便出現在廣州市教育局的走廊里，汗水沿著軍裝肩章往下滾。

第一軍醫大學原本借用暨南大學舊址。國務院同年二月批準暨南大學復校，限令一個月內清騰校舍。數千名師生、數百噸教學設備、上千箱珍貴標本，沒了去處。總后勤部連續三封公文飛抵廣州，希望市里騰出一塊地皮作新校區。回電一律客気：“正在協調”。協調兩個字拖了二十多天，張賢約只得親自南下。

在教育局會議室內，幾張攤開的規劃圖格外扎眼。港口擴建區、經濟試驗區、住宅新區，各種用地色塊密密麻麻，卻獨獨沒有一塊寫著“軍醫大學”。分管副市長解釋：“城區寸土寸金，臨時找不到合適位置，周邊縣域也都列入開發計劃，確實騰不出地方。”會場里氣氛凝滯，張賢約沉默，只把帽檐壓得更低。

夜里，他住進廣州軍區招待所。許世友剛結束訓練，從院子里一路快步進門。“老張，抬頭，讓我看看，你可是很多年沒露苦臉了。”一句話，讓張賢約胸口的郁悶翻了出來。兩人對坐到深夜，啤酒瓶橫七豎八。許世友問：“真沒地？”張賢約只是點頭。

拂曉，許世友開吉普車來敲門。“走吧，我帶你轉轉去。”車子出了市區，沿著山路駛向麒麟崗。晨曦映在藤蔓上，潮濕空氣帶著新銳的草味。車停在一片平坦的營區前，這里原是軍區教導隊射擊場，占地四百余畝，離市區二十公里，公路鐵路相接。許世友揮揮手：“看夠了沒有？要是合適，就寫報告，我同意把它交給第一軍醫大學。”

張賢約愣在原地，幾秒后才說出一句話：“老許，這可是你們練兵的地方。”許世友抽出一支香煙，話音帶著火星：“當年你背我出包圍，我欠你的。現在還了。”

麒麟崗地塊敲定的過程并不簡單。軍區內部有不同聲音：教導隊搬家牽一發動全身；射擊場遷移花費巨大；訓練場地重建需數百萬。許世友把所有意見記在本子上，最后一錘定音：“建軍醫大學，是保障后勤，更是保衛戰士生命。要錢，我們想辦法；要場地，我先讓一半。”一句話，會議結束，各部門當晚連夜制訂搬遷方案。

五月，施工隊駐扎麒麟崗。老兵們把靶標搬走，把洗手間改成臨時教室，第一批學生邊推土邊上課。盛夏時分，校門雛形已出，紅磚墻在烈日里閃著光。廣州市政府兩位副市長前來勘察，連聲稱贊“決策果敢”。事情轉圜得這樣利落，張賢約自己都覺得超乎預料。

重回廣州之前，張賢約的人生幾乎全在行軍。十六歲挑著飯桶跟隨起義軍，二十歲參加紅軍，三十歲經歷三過草地，三十六歲在延安窯洞里研究后勤教本。抗日時，他在冀豫邊區花了三個月鏟掉假抗日武裝，區里老人說：“這一輩子頭一次見真八路。”新中國成立后，他主動請調后勤，先在東北搞倉儲，后在北京修改《汽車拖拉機管理條例》。有人不解，一個戰功不俗的老將，何必甘居幕后？張賢約回答過一次：“槍響之前，要先把面、藥、汽油和士兵的血型表備齊。”

一九七八年八月，高溫蒸烤廣州。第一軍醫大學舉行奠基儀式，石碑上八個鎏金大字由劉伯承題寫。張賢約站在人群最后，看著學生們在烈日下排成整齊方陣，額頭汗珠閃亮，他沒有擠到前排，也沒有發言，只在禮兵鳴禮炮時向許世友伸了個大拇指。許世友回敬一個軍禮，什么話也沒說。兩位老戰友之間，不需要多言。

后來，麒麟崗校區不斷擴建，基礎課樓、實驗樓、附屬醫院一路建起，為三軍培養了大批軍醫。許世友調離華南時，校門口槐樹已經能遮住半條路；張賢約退役后偶爾路過，總會下車拍一張照片寄給老友——照片背面只寫一句：“欠款已清，友情不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