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說明朝的建立是得國最正的呢？

明朝“得國最正”的歷史邏輯——底層逆襲與華夷之辨下的政權合法性

明朝的創業集團

在傳統歷史敘事中，“得國正”的核心標準往往指向政權建立的合法性——既包括創業過程的“道義正當性”，也涉及對前朝統治的“替代性正義”。明朝之所以被許多學者和民間視為“得國最正”的王朝之一，其邏輯根植于多重歷史維度的疊加。以下從出身背景、時代使命、政權路徑等方面展開分析，客觀梳理其合法性依據。

一、底層崛起：打破貴族政治的“平民革命”

明太祖朱元璋的起點極低

中國古代王朝的建立者中，真正以“赤貧無產”之身逆襲者，唯漢高帝劉邦與明太祖朱元璋。相較于劉邦曾任秦末亭長（基層吏員），朱元璋的起點更為低微：

• 乞丐與僧人的生存困境：

  幼年因災荒家破人亡，曾以乞討、為僧謀生，完全脫離傳統士紳階層，毫無家族勢力或政治資本可依憑。這種“無產者”身份使其政權從根本上擺脫了“門閥繼承”或“官僚篡權”的嫌疑。

• 亂世崛起的純粹性：

  朱元璋加入紅巾軍時僅是普通士卒，通過兼并郭子興余部、擊敗陳友諒/張士誠等割據勢力，完全依靠個人軍事才能與權謀一步步登頂。相較之下，魏晉至隋唐的開國君主（如司馬炎、楊堅、李淵）多為前朝權臣或貴族，政權更迭帶有明顯的“權力世襲”或“門閥禪讓”色彩。

對比意義：在科舉尚未完全成熟的古代，底層士人上升通道有限，朱元璋的成功被視為“布衣卿相”理想的極致實現，暗合儒家“選賢與能”的政治倫理，亦成為后世平民反抗暴政的精神符號。

朱元璋命徐達北伐建功

二、華夷之辨：推翻外族統治的“文明光復”

元朝作為中國歷史上首個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其統治具有鮮明的民族壓迫特征：

• 四等人制度與階級矛盾：

  蒙古人、色目人位居統治階層，漢人（北方漢族）、南人（南方漢族）被列為第三、四等，在科舉、仕宦、法律等方面遭受系統性歧視。元末“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民謠，正是漢人對暴政的集體吶喊。

• “恢復中華”的政治號召：

  朱元璋在《奉天討元北伐檄文》中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將反元戰爭定義為“華夏文明對野蠻統治的反擊”。這種以“華夷之防”為核心的政治敘事，不僅凝聚了漢地民心，更賦予政權“文明守護者”的道義高度。

徐達北伐蒙元

特殊意義：相較于其他漢人王朝（如漢取代秦、唐取代隋）的“內部改朝換代”，明朝的建立具有“民族解放”與“文明光復”的雙重屬性，這在古代“華夷秩序”觀念下，極大提升了政權的正當性。

三、路徑對比：拒絕“篡逆”的“暴力革命”正當性

中國古代王朝更替主要有兩種模式：

1、禪讓篡權：如曹丕篡漢、司馬炎篡魏、趙匡胤陳橋兵變等，本質是官僚集團或軍事貴族通過權力博弈奪取政權，往往伴隨對前朝皇室（尤其是孤兒寡母）的欺凌（如北周靜帝、后周恭帝）。

2、暴力革命：以武力推翻舊政權，建立新秩序。商周之際的“湯武革命”被儒家視為“順天應人”的典范，而明朝的建立正是這一理論的實踐樣本。

朱元璋的特殊性在于：

• 非體制內背叛者：

  他從未在元朝擔任正式官職，起兵時元朝已瀕臨崩潰，其身份始終是“起義軍領袖”而非“朝廷叛臣”，避免了“亂臣賊子”的道德指控。

• 先統一南方，再北伐中原：

  不同于李自成等農民軍直接沖擊京師，朱元璋采取“先平江南，再定中原”的策略，在穩固后方后北伐，既減少了對百姓的破壞，也展現了“穩扎穩打”的政治成熟度。

前期跟隨紅巾軍起義

四、理論支撐：儒家思想與民本主義的合流

明朝政權的合法性亦得到儒家理論的背書：

• “天命轉移”觀：

  儒家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元朝后期吏治腐敗、災荒頻發，“失德”已顯；朱元璋輕徭薄賦、恢復生產（如丈量土地、推行屯田），以“有德”自居，符合“天命所歸”的傳統邏輯。

• “救民于水火”的實踐：

  朱元璋出身底層，深知民間疾苦，建國后推行一系列惠民政策（如嚴懲貪腐、興修水利、設立“惠民藥局”），其政權被時人視為“解倒懸之苦”的救星，而非單純的武力征服。

洪武之治下的百姓安居樂業

五、爭議與反思：得國正的局限性

需客觀指出，“得國最正”的說法存在時代局限性：

• 華夷之辨的歷史演變：

  現代中國強調多民族統一，“驅逐胡虜”的敘事已不符合當代價值觀，但在古代特定語境下，其正義性不可否認。

• 創業過程的血腥性：

  朱元璋在兼并群雄（如鄱陽湖之戰）及北伐中亦有屠城記錄，所謂“正義”仍帶有暴力革命的殘酷性。

• 權力鞏固的爭議：

  晚年誅殺功臣、設立錦衣衛等舉措，與“得國正”的道義形象形成張力，但此類行為屬于治國范疇，與政權建立的合法性無直接關聯。

盛世大明

歷史結語：合法性敘事中的歷史鏡像

明朝“得國最正”的評價，本質是傳統政治倫理與特定時代背景的產物：

• 對底層奮斗的共情：

  朱元璋的經歷滿足了平民對“逆襲神話”的想象，成為打破階層固化的象征。

• 對異族統治的反彈：

  元朝的民族壓迫強化了漢人對“光復政權”的認同，使明朝獲得超越普通王朝更迭的特殊意義。

• 對篡權模式的批判：

  相較于權臣篡位的“巧取”，明朝以“暴力革命”重建秩序，更符合儒家“湯武革命”的正義性框架。